蔡元培：教育的本質在人格 否則就是墮落【2】

　　“中國為一人，天下為一家”。

　　——許許多多的參觀者都被這樣兩句話所震撼，並且被深深打動。人們在留言簿上說：“當代中國人應該深思，發揚蔡元培精神”﹔“如果中國人都像蔡先生一樣就好了”﹔“蔡先生，您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我們永遠懷念您”﹔“感謝您為我們做的一切”……一位來自上海的參觀者名叫楊華璞，寫出了所有來訪者的心聲：“在二十四中讀書時多次經過，未能入內，五十余年匆匆而過，今日得謁先生故居，幸也。中國教育不可或缺之人，中國文化獨有一席之地。敬仰先生，精神永存。”另一位留言者名叫尹秀琴，她說：“偉人之所以偉大，是當他遠離這個時代（而）被這個時代所承認。”

　　陳列室的牆壁上，懸挂不少上個世紀初葉蔡元培社會活動的黑白照片，其中三幅給我印象深刻。一幅照片的標題為《愛國女學首屆開學典禮》，拍攝於1902年，人物形象因歲月久遠而略顯模糊，但是現場氣氛將我們帶回到晚清。畫面的背景是蔡先生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教育學會，創辦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另一幅照片的題材為《創辦（北京）孔德女校》，時間是1915年，當時蔡元培的第二位夫人黃仲玉擔任校長。又一幅照片記述了1917年9月蔡先生在北京留法儉學會開幕式上演講的情景。記得前不久，巧遇一位自稱中國女權歷史研究者的女士（同胞）向兩位歐洲人士介紹，說中國婦女可慘了，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才接受教育。想必她孤陋寡聞，不知蔡先生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在興辦女子學校了。

　　不知為什麼，100多年前的梁啟超、孫中山、蔡元培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人格，強調人格，重視人格。梁啟超於1903年著文《論中國國民之品格》﹔孫中山於1923年演講《改良人格來救國》﹔蔡元培於1918年談到教育時鄭重提出《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學校教育的本質和核心是人格教育，否則，就是教育的墮落，繼之以人的墮落。“然則，進化史所以詔吾人者：人類之義務，為群倫不為小己，為將來不為現在，為精神之愉快而非為體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較著矣（《世界觀與人生觀》）。”

　　蔡先生著有《中國倫理學史》一書，梳理自秦漢以來的倫理思想脈絡，尤其關注人的道德存在。他曾親撰《華工學校講義》——德育三十篇，其中前兩篇即《合群》與《舍己為群》。“積人而成群。群者，所以謀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群而危險，非群中之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保群。而群將亡，則不得已而有舍己為群之義務焉。”另有《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盡力於公益》《責己重而責人輕》《愛護弱者》《愛物》《戒失信》《文明與奢侈》《熱心與野心》等篇目。哲人遠見，振聾發聵：“孟子有言：‘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而前者以義務為的，謂之‘熱心’﹔后者以權利為的，謂之‘野心’。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此熱心也。故禹平水土，稷教稼穡，有功於民。項羽觀秦始皇帝曰：‘彼可取而代也’﹔劉邦觀秦始皇帝曰：‘嗟夫！大丈夫當如是也。’此野心也。故暴秦既滅，劉、項爭為天子，血戰五年。羽嘗曰：‘天下洶洶數歲者，徒為吾兩人耳。’野心家之貽害於世，蓋如此。”

　　自從蔡元培倡導現代教育以來，100年過去了，但是他所提出的“五育並舉”（《對於新教育之意見》）的主張卻沒有過時。他針對當時國難頻仍、積弱多年的故國想到從教育后代做起，“五育”如是：一是軍國民主義教育，二是實利主義（歷史、地理、算學、物理、博物學等）教育，三是公民道德教育，四是世界觀教育，五是美感教育。與此同時，他還解釋了“怎樣才配做一個現代學生”的問題——首先要有“獅子樣的體力”，先有健全的身體，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業﹔也要有“猴子樣的敏捷”，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國人非兩天或三天不能做完﹔還要有“駱駝樣的精神”，昔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現在的學生們，又安可不以國家為己任咧！

　　說到近現代中國教育，我們稱蔡元培先生為偉大的教育家一點兒不為過。但我們並沒有將他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繼承下來，並付諸實施。看看近鄰日本，他們將其“最偉大的教育家”福澤諭吉當做聖人來供奉，不惜將他的頭像印制在鈔票上，且是一萬日元的大鈔票。日本人稱，福澤諭吉的思想有效推動了日本教育的改革，使國民意識到要變強大就必須徹頭徹尾地革新。橫向對比，我們中國的蔡元培同樣在國家教育領域，從封建落后變成開明進步的轉型過程中，起到導師和領袖的關鍵作用，然而，我們並沒有在任何國家級別的儀式中，哪怕在史書的“名人堂”或課本的“凌煙閣”上予以相應的推崇和禮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也是一種狹隘的無知。

　　文化名人的故居獨有一種氤氳的文化氣息，它能濡染世風，浸潤心靈，啟迪思想，增益智識，非親訪親歷者不能感受其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教化之功。我們對蔡先生故居的拜訪隻需半天或一天的時間，但是我們對蔡先生的學術和思想的研究恐怕一生的時間也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