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培成忆恩师周有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2】

　　2006年7月，我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会发来的聘书，聘请我为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字学评审组专家。这个组的组长是胡明扬先生。在那次评审中，参评的著作有一本是某大学老师写的《图画文字说与人类文字的起源》。胡明扬先生要我仔细看看这部书，提出意见作为评议时参考。我读了这部书得到的印象是创意不多，论述较为浮泛。我怕我的看法不准确，于是我就请人把这本书带给了周先生，请他发表意见。

　　没几天，周先生就把意见寄给了我，指出：“书中胡乱混淆语言学和文字学。不妥。文字学在逻辑分类上属于语言学，但是语言学的理论不能胡乱用于文字学。语言学家如果对文字学没有研究，随便开口，往往错误百出，不足为训。”这部书最后没有获奖。

　　就是在这部书里，作者引用了美国学者白瑟拉托在1992年发表的著作《BEFORE WRITTING》里的观点。周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Besserat:Before Writing，请设法代我借一本来看，北大图书馆有吗？”

　　于是，我到北大图书馆去查，可巧图书馆有这本书，我就借了出来。这是一本很厚的英文书，而这时的周先生正因病住在隆福医院，于是我就带着这本书到医院看望周先生，并且把书交给了他。过了大约有十天，周先生在病床上读完了这本厚书，让快递送还给我，我还回了图书馆。

　　又过了几天，周先生让保姆给我打电话要我到医院来一次。他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著作《汉语拼音，文化津梁》，这是为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而出版的学术文集。序言中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一种文化工具，只要易学便用，适合时代需要，它本身就会自动传播，不胫而走。”这句话不但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语文改革的经验，也为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语文现象提出了依据，言简意赅，发人深省。一位百岁老人有旺盛的求知欲，躺在病床上还在阅读，想到的仍旧是学术，还不断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不能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2013年初，人民教育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就把近两三年发表的一些文章结集，定名为《语言文字应用论集》交给了出版社。这本小书的学术基础是周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了表示对周先生的景仰与感谢，我写信给周先生请求赐序。这是我唯一一本主动请人写序的书。很快周先生就写好了序寄给了我，序里说：“苏先生以北京大学为根据地，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步步上升，学习、研究、讲学、著作，对语言文字学作出了继往开来的重大贡献。”这是对我的鞭策与鼓励，我实愧不敢当。

　　我以为回报师恩的主要方式是继承他的学术思想，并且努力把它发扬光大。这几年我在这方面也做了点滴工作。前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多卷本的《周有光文集》时，出版社要我为《文集》撰写一篇综述周先生学术成就的文章供读者参考。我撰写了《浅谈周有光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导读”的形式刊登在《周有光文集》的卷首。我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周先生是年过百岁的睿智老人，他的智慧不仅有益于今天的中国，也必将有益于今后的中国。”敬祝我的老师周有光先生快乐生活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