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的一天,當時的新聞部主任跟趙忠祥說,他想把新聞部做成一條龍。他准備把新聞播音員全部調到他的部門裡,由他來統一領導。原因很簡單,為了工作的需要。他說,各部門缺少溝通和必要的了解,對開展工作不利。在與趙忠祥談話的時候,他用一種惋惜的語氣強調著,這是台裡的命令,要專門成立一個統一的新聞部門。所以,要把趙忠祥的播音組解散。一部分人就專門制作新聞,其他的人就不再插手了。也就是說,負責新聞聯播的播音員隻負責新聞,其他部門的播音員就負責其他部門工作。以后分工明確,各行之間不再互相摻雜在一起了。趙忠祥明白,這幾乎是沖他而來。
趙忠祥感覺到一種寒心。他認為這樣一來,特別是要把聲音創造成一種藝術的人來說,這是對藝術生命的扼制。趙忠祥說他早就反復閱讀《自然辯証法》,
他認為分工是一個悲劇,“那時(指文藝復興即15世紀)的英雄們(指達·芬奇等人)還沒有成為分工的奴隸,而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響……(摘自恩格斯自然辯証法馬恩選集第4卷第262頁)。”
而播音包含的層面應該更多、更豐富才對。這樣分工局限了聲音的世界,隻會讓聲音藝術限定在某類型之內。而趙忠祥之所以有今天的藝術成就,就跟他當年什麼都播有關系。他聲音的美感和適應能力得到了極大的鍛煉和發展。
當初一些選擇新聞聯播的播音人員到現在都在這樣的一種格局裡局限著。雖然現在中央電視台有時候會讓一些新聞播音人員客串一下詩歌朗誦什麼的。但在電視觀眾心目中他們永遠定格在新聞播音的位置上。聲音藝術的其他領域卻對他們關閉了大門。趙忠祥這時候面臨著一種“生存還是毀滅”的選擇。
當播音組一分為二的時候,是台裡的指令,不是新聞部的文件。當然,申請報告是新聞部打上去的。事先沒人征求他這小科長的意見,趙忠祥根本沒有機會去申訴,也不想去申訴。而新聞部當初打報告的時候,報告一出覆水難收,這麼大的事就這麼簡單定了下來。
當文件批下來的時候,台裡的領導找趙忠祥談話,看趙忠祥是要留下來,還是去別的部門。趙忠祥根本沒有接這個話茬,直接就說,這樣分不合適,特別是對年輕同志的鍛煉和成長來說,是十分不利的。隻能播新聞就太單一了。台裡的領導說,這是組織研究之后的決定,以后新聞組的播音人員不能染指其他節目的播音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情比什麼都重要。新聞部的領導也表態說,在新聞組就播新聞,不在新聞組就別管新聞組的事情。當然,新聞組的播音員也絕對不會去其他組裡搞客串,插手其他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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