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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奧茲是目前以色列文壇最富影響力的作家，也是最具國際影響的希伯來語作家。他曾提出建立“兩個國家”辦法來解決以巴紛爭，並因此受到矚目和尊重。
《耶路撒冷異鄉人》【以色列】薩義德·卡書亞 著呂玉嬋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 定價：32.00元
《愛與黑暗的故事》【以色列】阿摩司·奧茲 著鐘志清 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11月 定價：35.00元
與前輩作家不同的是，1975年出生的薩義德·卡書亞是一個生活在以色列、以希伯來語進行創作的阿拉伯后裔。這種矛盾交織的身份，正是卡書亞創作的來源。
談到希伯來，你會想到什麼？新聞聯播上出現的耶路撒冷哭牆，戰爭，沖突，流亡……余下的想象空間實在太少。
事實上，1966年，薩繆爾·約瑟夫·阿格農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不過，那個時期，希伯來文學對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還是極為陌生。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中以兩國建交，一些出版社開始引進希伯來作家的作品，這才為中國讀者打開了一扇大門。
近幾年，希伯來文學作家在國際文壇上再次名聲大起。
2013年5月底，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獲得2013年弗蘭茲·卡夫卡獎，這是捷克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值得注意的是，2004、2005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都曾在獲得諾獎之前獲此獎項。
奧茲曾經在對中文譯者鐘志清的訪談時稱：“若問我的風格，請想想耶路撒冷的石頭。”
與奧茲一樣，那些希伯來作家的作品底色，就像耶路撒冷群山上佇立了幾千年的石頭，歷史在上面隻留下風化的痕跡，而文學恰是刻在石上的肌理，帶領我們按圖索驥，尋覓那片地域的瑰麗文化。
老一輩作家：
找到了家園，找不到和平
希伯來，譯自英語Hebrew。在猶太人的字典裡，這個詞的意思是“渡過”。最早的猶太人被稱為“希伯來人”，意思就是“渡過河而來的人”。
在飢荒，逃難，戰爭，沖突中，希伯來人遷徙了幾千年。在祖輩的故鄉建立家園，這便觸及以色列猶太人永遠無法回避的問題，伴隨著以色列的建國，眾多巴勒斯坦人開始流離失所、踏上流亡之路 ，阿以雙方從此干戈未斷。
阿摩司·奧茲曾這樣描述：在兩千年的流亡過程中，猶太人一直夢想著有朝一日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在許多國家，猶太人遭到仇恨，也遭到迫害，他們找不到家園。而今在以色列，我們找到了家園，但是找不到和平。
2007年，奧茲來華，在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的演講中，談到了影響現代希伯來文學的最重要因素。奧茲稱，其中之一就是，猶太人講述一百多個國家的語言，卻從來沒有口頭交流語言進行日常生活對話。
在110年間希伯來語發展極其迅速，越來越多的希伯來作家開始用希伯來語進行文學創作，希伯來文學的進入到了迅猛發展時期。
新生代作家：
猶太歷史不過是堆沉重負擔
在以色列文學中，你可以看到德國文學的影響，看到俄國文學的影響，看到阿拉伯文學的影響，看到伊朗波斯文學的影響，看到拉美文學的影響，還可以看到歐洲文學的影響。作家在創作中往往融入了幾種不同的文化傳統。
“以色列希伯來語文學的全方位革新，在20世紀80年代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希伯來文學研究者、阿摩司·奧茲作品的中文版譯者鐘志清說，那個時期，許多希伯來作家開始厭倦大是大非，厭倦為民族的命運進行吶喊。與此同時，以色列社會本身愈加城市化、西方化，文壇上相應地呈現出一種多元傾向。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登上文壇的一些作家，諸如奧茲、約書亞、阿佩費爾德等在文壇上極具影響。
許多在上世紀80年代脫穎而出的中青年作家在新時期與老作家難分伯仲。大衛·格羅斯曼的《証之於：愛》堪稱大屠殺文學創作的經典之作。梅厄·沙萊夫以幽默詼諧的風格與出色的語言才藝成為以色列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
對新生代希伯來作家來說，重要的是要面對未來，而不是面對過去，在他們看來，令人沮喪的猶太歷史不過是堆沉重的負擔。
專訪希伯來文學研究者鐘志清
奧茲無緣諾獎，原因很復雜
阿摩司·奧茲，1939年生於耶路撒冷，一個親歷以色列建國的希伯來語作家。
他的作品不僅在以色列十分流行，而且在歐美世界影響很大，被翻譯成40多種文字，並多次獲大獎。近年來，更是屢次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競爭者。
不過，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奧茲的短篇小說相繼被翻譯成中文，中國讀者才開始慢慢聽說奧茲。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南京譯林出版社大膽抉擇，在沒有任何外來資助的情況下，購買了奧茲作品的五部版權，出版《何去何從》、《我的米海爾》、《沙海無瀾》、《了解女人》、《費瑪》等長篇小說，在中國學術界、創作界與普通讀者當中引起反響。
2007年，68歲的奧茲第一次來到中國，並在北京、上海做了大概八場演講。談到對自己作品的闡釋，他對中國讀者說：“我希望你們能讀我的作品，因為我的作品描寫了某些你們在新聞中讀不到的以色列，講述了一些普遍性的東西。它們就如一張旅行票、一個邀請，邀請你進入一個陌生家庭的各個角落。”
新聞中讀不到的以色列，這正是奧茲作品的魅力。與某些希伯來作家所慣用的宏大敘事不同，奧茲更喜歡把筆觸放在細微的家庭婚姻中。但在描寫家庭生活時，又把筆觸延伸向當代以色列的社會語境和猶太歷史場景。
“奧茲是一個具有啟示性的天才，能夠將以色列復雜的歷史融入最卑微的家庭生活中表現出來。”英國《衛報》曾這樣評價奧茲的創作。
奧茲甚至寫過一本《了解女人》，細膩得讓人覺得他比女人還了解女人。
動亂之地促進作家思考
《文化廣場》：在很多中國讀者眼裡，以色列是一個經常出現民族沖突的動蕩國家。這會不會成為希伯來作家的寫作優勢？這樣的生活是不是能給作家帶來創作的靈感和源泉？
鐘志清：生活在動亂之地肯定能促進作家對生活的思考。他們生活在以色列這片土地上，一切都大於生活，尤其是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對他們肯定有很大的影響。
《文化廣場》：一切都大於生活，指的是受社會環境影響嗎？
鐘志清：對。但是，奧茲在作品中不僅僅體現動蕩的社會問題。他的很多作品都有抒情色彩，是美文。我記得《我的米海爾》剛出來，池莉寫了很好的書評，很多中國作家對此大有褒獎。世界各地的人們對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有共鳴的。這體現在形式上的美，語言，文字都很美。
《文化廣場》：不過當下，中國讀者對希伯來文學大多並不十分熟悉，希伯來文學在中國的推廣是不是需要更多時間？
鐘志清：英美文學，英美文化都走進了大學課堂，所以中國讀者在閱讀英美作品的時候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但你給中國讀者一個完全陌生的希伯來文學，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他對不同文化非常有興趣，也有一種是可能他有一定的閱讀障礙，就不讀了。這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推廣，也需要更多譯者翻譯出更好的作品來。
他每天都在全力以赴地寫作
《文化廣場》：你認識的奧茲是個什麼樣的人？
鐘志清：我最早在特拉維夫大學和他見過幾次，后來在本·古裡安大學和他同事了四年。奧茲是一個很儒雅謙和善良的人。對人也很客氣，睿智。如今，他已經退休了。家已經從沙漠小鎮搬到了特拉維夫。他每天都在寫作，全力以赴地寫作。
《文化廣場》：奧茲的很多作品都體現出他很了解女人，這是不是說明他是一個情感很細膩的人，是個感性的人？
鐘志清：奧茲是學哲學的，怎麼會不理性？他很理性的，非常有邏輯。但這並不妨礙他具有人情味兒。他非常嚴格，不是隨意的人，不像有的作家創作很隨性。他以前住在沙漠，每天六點起在沙漠走幾十分鐘，然后寫作。
我最近翻譯了他和《巴黎評論》的訪談，是上海九九約的。這篇訪談和我認識的他能對得上，他認為寫作是嚴格的事業，需要有審美和想象，但有他自己的原則在裡面。
中國讀者更喜歡他的家庭題材
《文化廣場》：我注意到，奧茲的作品有很多類。《我的米海爾》塑造他善寫女性的特色，他還寫過《故事開始了》這樣探索寫作技巧的文章。他的寫作風格是不是多元化的？
鐘志清：1966年他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集，后來又寫長篇小說，政論集。每一部作品的風格都是不一樣的。像《我的米海爾》是寫婚姻生活的，后來《黑匣子》寫離婚生活，在愛與被愛的邊緣，揭開了以色列社會政治中的諸多謎團，堪稱一部猶太史。而《一樣的海》，《鄉村生活圖景》又是在探討人性的。所以說，奧茲傳遞給我們的是多棱的視角。
《文化廣場》：奧茲和其他希伯來文學作家有什麼不同？
鐘志清：現代希伯來文學在流散地復興，記載下猶太人流亡異鄉、魂系耶路撒冷的心路歷程。以色列建國后，本土作家第一次以希伯來語做母語，表現出社會轉型時期以色列人所面臨的新的沖突與挑戰，強調集體主義精神。
奧茲屬於新浪潮作家。新浪潮作家在不忘社會責任感的同時開始注重到個人的生存價值。
奧茲在中國受歡迎的作品基本上都和婚姻家庭生活有關，以家庭為一個支點延伸出去。注重挖掘主人公的內心世界。
《文化廣場》：就寫作風格而言有什麼不同？
鐘志清：奧茲的語言有很強的抒情性，語詞典雅，文學性很強。他的作品有很多蒙太奇的寫法，不是純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另外，象征主義、表現主義手法的運用也非常明顯。
短篇集《鄉村生活圖景》已譯完
《文化廣場》：在您來看奧茲的作品為何能受到全世界歡迎，甚至一度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呼聲頗高的作家？
鐘志清：他自己講過，他的作品是以寫家庭為主。小到一個家，大到一個世界。讓人有一種親近感。尤其是國際上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有所體現。
《文化廣場》：可惜今年又與諾獎擦肩而過，你預測他何時可能獲諾獎？
鐘志清：諾獎是復雜的現象，恐怕與政治、外交糾結在一起。如果光從文學角度來講，奧茲得諾獎是當之無愧的。但他畢竟是以色列人，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以色列作家，可能會引起其他問題。阻礙他得獎有其他因素。
《文化廣場》：能否透露下你正在翻譯的奧茲新作內容？
鐘志清：《鄉村生活圖景》，書稿已經譯完。這是一部短篇小說集，有七八個故事放在一起，都是沒有結局的結局。我想其中蘊含著奧茲對好多問題的思考。好多故事本身都沒有結局就結尾了，讀者繼續想下去可能會有很多結局。
專訪希伯來作家薩義德·卡書亞
身份正是他的創作來源
2013年7月，一位年輕的希伯來作家薩義德·卡書亞的新作《耶路撒冷異鄉人》被首次引進國內。
該書甫一出版便橫掃各大文學排行榜，蟬聯逾30周，榮獲“伯恩斯坦文學獎”，並入圍“薩丕爾文學獎”決選。薩義德·卡書亞也因此被以色列《國土報》稱作當代最重要的希伯來語作家之一。
事實上，薩義德·卡書亞迄今為止也隻出版過三部作品，前兩部作品分別是《跳舞的阿拉伯人》和《留待清晨》。
與其他前輩阿摩司·奧茲、大衛·格羅斯曼、梅厄·沙萊夫等人不同的是，1975年出生的薩義德·卡書亞是一個生活在以色列、以希伯來語進行創作的阿拉伯后裔。這種特別的身份，正是卡書亞創作的來源。
在接受《文化廣場》記者郵件採訪時，薩義德·卡書亞表示，將自己所屬身份置於國家的交戰方，他不得不承受各種內心掙扎。為了更好地生存，他讓自己變得像個以色列人，隻用希伯來語寫作——卻放棄了母語寫作。這些苦痛幻化成他筆下的個體人物，那些具體的阿拉伯人，或猶太人，是如何在平常生活裡的民族矛盾中生存，掙扎。
在所有的嘗試中，薩義德都希望講述這樣一段故事，將巴勒斯坦的話語也納入以色列的話語中並讓二者共存。他認為，這是改變現狀的方法之一。不過，他又透露出難以言說的不自信——“也許我太幼稚了，竟然寄希望於寫作可以帶來政治上的變化。”
讓猶太人聽到我們的故事
《文化廣場》：人們如今提起你，會說你是“以色列最著名的阿拉伯作家”，這位阿拉伯作家卻從來不用阿拉伯語寫作。在以色列人外衣下、用希伯來語走上成功之路的作家薩義德·卡書亞，藏在你身體裡的那個“阿拉伯人薩義德·卡書亞”還在(活著)嗎？
薩義德：我是以色列共和國的阿拉伯人，我從未試圖隱瞞這一點。使用希伯來語是生活在以色列的必須部分。以色列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必須學習希伯來語，要想高中畢業，還必須經過希伯來語考試。以色列的大學、醫院、法庭、大多數工作場所也都使用希伯來語。以色列境內的醫生、律師、學生和阿拉伯勞工也都說希伯來語。如果你的母親不是猶太人，你就無法被以色列這個國家“接受”。
確實可以說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在國家認同感方面存在很多問題，但我並不認為語言是確定身份的決定性因素。
《文化廣場》：每一個民族為了守護自己的母語，都極其頑強，對作家來說，母語幾乎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尋根”。您為何隻用希伯來語寫作？
薩義德：我用希伯來文寫作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被父母送進以色列最好的寄宿學校之一，他們讓我學習科學，但我對文學的興趣超過了物理學。所以客觀來說，我的希伯來語比阿拉伯語更好。
第二個理由是我從一開始就想把自己、父親和祖母的故事講給猶太人，我希望寫作可以讓以色列人以一種不同的方式理解和思考。也許我太幼稚了，竟然寄希望於寫作可以帶來政治上的變化。
必須注意的是我媽媽講的並不是文學性的阿拉伯語，而是巴勒斯坦農民的方言，也就是說這些東西不能用於文學作品。阿拉伯語的口語和文學用語是有差別的，要想掌握文學用語必須在學校裡像學希伯來語一樣認真學習。
《文化廣場》：一個用希伯來語寫作的阿拉伯裔作家，即便成功了，還能看做是“阿拉伯作家”的成功嗎？
薩義德：確實，希伯來語對以色列的阿拉伯族群來說，這是日常生活和工作所使用的語言。我想說的是，相對於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感來說，語言隻能是個工具。對我還有像我一樣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來說，它只是個生存的工具。
不能用文化差異解釋沖突
《文化廣場》：越來越多的希伯來語寫作的作家受到世界的關注，阿摩司·奧茲不久前還獲得卡夫卡文學獎。在你看來，原因是什麼？
薩義德：我不知道以色列作家在海外是成功還是失敗。我所知道的是，以色列人的閱讀習慣相當好。我還知道很多書被翻譯為希伯來語。在以色列，有一個專門機構負責將其文學作品推向全世界。而且不僅僅是公關做得好，全世界一直對猶太人保持興趣，也許對以色列文學的興趣也是這種對猶太人興趣的一部分。
《文化廣場》：你既寫電視劇，也發表評論，這些不同類型的寫作嘗試，對你寫小說有什麼幫助？
薩義德：我目前除了給《Ha'aretz》報紙寫文章以外，還在寫新一季的電視情景劇，同時也在創作第四部小說，很辛苦。
雖然都是寫作——文學，電視和報紙——但它們幾乎是完全不同類型的寫作，都有不同層面的關注點和認識。在為報紙或電視寫作的過程中，我留了很大空間給政治和社會評論，這些都是反映國家現狀的時評。
《文化廣場》：文化沖突在很多國家都存在。就以色列而言，有什麼特殊性？
薩義德：在以色列問題上我並不相信文化差異。我覺得他們試圖利用文化差異解釋沖突，而這種沖突本來是民族性的，是強者和弱者之間的。
恭喜你，發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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