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俊太郎：詩都有“隱含的主題”

　　日本詩人?征夫曾在與谷川的對談中感嘆，谷川作為詩人十分幸運，這種幸運不是因為他十幾歲便得到三達好治這樣的大家賞識，而是因為他進入詩歌的那條路是最靠近詩歌本質的一條路。

　　谷川俊太郎

　　“我仿佛?在聽得見藍天濤聲的地方?失落了什麼意想不到的東西在透明的昔日車站?佔到遺失物品認領處前?我竟格外悲傷”（《悲傷》）台風過后，微晴秋光，東京干淨的天空也許就是詩人筆下的“藍天濤聲”。

　　東京西郊的杉並區阿佐谷在近代日本文人輩出，其中大多數已漸漸淡出歷史和人們的記憶。林蔭道兩旁筆挺的杉樹靜靜見証著這一切。作為至今仍是當代日本被最廣泛閱讀的詩人，谷川俊太郎是其中的例外，他自1952年以處女作《二十億光年的孤獨》驚艷日本文壇，至今共創作了80余部詩集(含數冊兒童詩集和童謠)。中國讀者熟悉谷川可能是因為他是宮崎駿《哈爾的移動城堡》和手塚治虫《鐵臂阿童木》的主題曲作者。其實，不隻如此，谷川1999年登陸中國后連續出版5本詩集和繪本，印數和銷量在包括獲諾貝爾獎的詩人中屈指可數。也因為他在世界詩壇的成就和漢語世界廣泛的影響力，第三屆中坤詩歌獎授予給他，以表彰他“給中國當代詩歌帶來了一定的啟示，並激發了一些詩人的創造活力”。

　　我們要拜訪的杉並老宅是谷川俊太郎的父親——日本哲學家、評論家、法政大學校長谷川徹三一手建起。谷川俊太郎在這裡出生，成人，除前兩次婚姻后有短暫的離開，以及夏天前往群馬或長野的別墅避暑外，大半人生都在此展開。

　　在典型的日本民居街道中七拐八繞之后，我們在一幢白瓷磚的兩層小樓前停下來。它隻比普通的獨門獨戶的日本人家大一點，外觀上絲毫沒什麼特殊。陪同記者的谷川詩歌的重要漢語翻譯家田原先生說，這就是谷川家。

　　谷川先生的助手為我們開門，門內伸過來一條昏暗的走道，頂頭透著一團白色光亮，“你們來了！”谷川先生的聲音從那團光亮裡傳過來，真好像來自宇宙。短袖T恤，黑色長褲。這是記者第二次見到谷川俊太郎，第一次是在之前半個月的史努比漫畫原稿展覽記者會上，他作為漫畫的日本譯者，為展覽專門寫詩並朗誦，他並不是記者之前想象的沉默寡言，不食人間煙火，飄飄欲仙的詩僧的樣子，也絲毫沒有德高望重的架子，而是行動敏捷輕快，說話爽朗幽默，似乎是一個少年。

　　雖然庭院的風景已經不同，但少年谷川最初就是在這裡被詩歌擊中。在1973年與文藝評論家，詩人大岡信的對談中，谷川回憶了他的“詩之原體驗”：大概在小學一二年級的一個夏日，他比平常早起，來到庭院看到太陽正從院外街盡頭的高大的洋槐樹背后升起來。那一瞬間，他被一種不是悲傷，不是喜悅，也不是不安和怒惱的感情擊中，在那一天的日記裡，他寫道，今早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覺得早晨很美。此前他隻在發燒或者買了書這樣的事時才寫日記。谷川說，因為風景，因為自然的某種狀態而喚起的感動，是他創作詩歌最重要的內核。由這個內核和原點生發出的對於生物、自然和宇宙的獨特觀察和想象，對於人生悲歡離合，人性千姿百態，存在與虛無的拈花一笑的洞悉和把握，構成了他的創作世界。

　　谷川說，每天早晨他都會到院子裡散步，去年一整年，他都在早晨同樣時間、同樣的位置，以院子中央的一棵楓樹為中心，拍攝院子裡的風景。300多張照片在客廳陳設台上的iPad裡做成一個相冊，記錄下院子裡的一歲一枯榮和四季的清晨。

　　細膩抒寫四季流轉是日本文學自《萬葉集》以來的傳統。當記者問及谷川他細膩的季節感是否來自日本古典，谷川謙虛地表示包括古典在內，他讀日本文學並不多。但日本人獨特的感性以及沉默，崇尚簡素、余白等日本的心靈傳統和審美都是他創作的底流之一。

　　談及《20億光年的孤獨》《天空》《哨兵》《小鳥在天空消失的日子》中純粹的，淡淡的，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哀愁，谷川承認日本“物哀”的文學傳統對他的影響。“不過我是個非常淡泊的人。”谷川笑著說。日語中的淡泊不是中文裡“淡泊名利”的淡泊，有冷靜，甚至冷峻，缺乏感情的意思。谷川表示他並不完全贊同日本文學物哀的感性世界，不喜歡過於泛濫的哀傷，比如短歌和誕生於明治的，以描繪悲傷戀情為主要內容的“演歌”音樂。

　　谷川的第三任妻子，他最引以為知己的日本繪本作家佐藤洋子曾在《谷川俊太郎的晨昏》中意味深長地總結道，在戰后食物匱乏的時代，自己穿著木屐握著芋頭的時候，谷川大概是拿著可樂穿著皮鞋的。谷川承認自己在二戰中和戰后的物資匱乏時代都沒有受過苦，作為法政大學校長的獨生子，他沒有被征兵，沒有上過戰場，生活寬裕。作為戰后第一批成名的詩人，谷川通常被歸入“感性的祝祭”一派，他們不像“荒地派”和“列島派”那樣直接去反省戰爭，謳歌和平，主要依靠感性而不是社會性來寫詩。吉本隆明等評論家批評他們沒有社會責任感，今天也仍有意見認為，谷川詩歌之所以被經久地閱讀，除了他不斷探索語言和意象，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詩歌裡沒有歷史記憶，在任何年代都不會有讓讀者覺得有陌生感和距離感。

　　但谷川也委婉地表示，他的創作觀念並不是沒有社會使命感。他引用日本近代思想家、文藝評論家高山樗牛評論法國作家左拉、挪威作家易卜生、英國作家約翰·拉斯金的話，“在他們面前沒有國家，沒有社會，沒有階級，唯有人生和人生的尊嚴”，說自己對此感到共鳴。另外，他認為詩都有“隱含的主題”，即“在接受時代給予的無法避免的影響的同時，思考自己應該怎樣生存下去”，對於現代詩的流行化，娛樂化，谷川表達了一定憂慮，他表示希望詩是“有一定危險性的，有毒的東西”。在谷川浩繁的詩歌長卷中，他引以為滿意之作的《去賣母》就是針對日本老人老年痴呆症問題日益嚴重所寫下。當記者問及曾為1964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式擔任策劃的谷川對東京申辦2020奧運會成功的感想，谷川立刻說，他拒絕日本媒體所有有關奧運會的採訪，因為他反對在地震災區復興遙遙無期，核電站事故處理一團疑雲的情況下如此勞民傷財，“即使奧委會決定在東京舉行，首相也應該謝絕，敢於這麼做才是明智的決策者”。

　　日本詩人?征夫曾在與谷川的對談中感嘆，谷川作為詩人十分幸運，這種幸運不是因為他十幾歲便得到三達好治這樣的大家賞識，而是因為他進入詩歌的那條路是最靠近詩歌本質的一條路。谷川在《寫詩之初》一文中慶幸自己開始創作詩歌時，既不感傷，也沒有理念，沒有所謂理想，野心，任何先入為主的觀點，而是非常誠實的、直接的、即興的，就像跨上自行車一樣，就像按門鈴一樣輕快地動筆。“隻不過是追逐漂亮蝶語的/不諳世故的孩子/那三歲時的靈魂/以不曾覺察傷害過人的天真/朝向百歲”（《不諳世事》）這種赤子的感性，初心，純粹一直貫穿著谷川60余年的詩歌生涯。

　　（作者系新華社駐東京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