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郁達夫曾合編"奔流"雜志 兩人書信往來甚密

　　魯迅致郁達夫函

　　魯迅和郁達夫深厚的文字交，凡治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當不會感到陌生。單以兩人的通信為例，魯迅日記中有明確記載的魯迅致郁達夫函，據筆者統計，就有廿七通之多。但《魯迅全集》所收錄的魯迅致郁達夫函，1981年版為四通(其中一通收信人為郁達夫和王映霞)，2005年版增加了一通，總共隻有五通而已。從魯迅1928年6月26日致郁達夫第一通函至今，八十五年過去了，滄海桑田，還有可能發現新的魯迅致郁達夫書簡嗎？

　　2013年10月，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黃世中先生編著的《王映霞：關於郁達夫的心聲——王映霞致黃世中書簡(165封)箋注》。打開此書，首先映入眼帘的卻是三通魯迅致郁達夫函手跡照片(一通僅存最后一頁)，不禁又驚又喜。經核對，這三通書簡《魯迅全集》均未收錄，是最新披露的魯迅致郁達夫的佚簡。

　　這三通魯迅佚簡的來歷，編者在是書“附錄三：新發現的魯迅致郁達夫書簡(三封)”的最后有一句說明：“美國伊利諾伊州吳懷家先生收藏並提供”。再從書中“附錄四：新發現的郁達夫、王映霞書簡”的“黃按”：“這些信件是郁達夫1938年離開福州南下新加坡前，交給陳儀的秘書蔣受(應為授——筆者注)謙，蔣轉交給吳懷家先生的父親收藏。吳父去世以后，這些書信就由吳懷家先生收藏保存了”，應可推斷這三通魯迅佚簡也是循此同一路徑，即郁達夫——蔣授謙——吳懷家父親——吳懷家傳承的，當可視作流傳有緒。由於經過魯迅研究界長期不懈的努力，魯迅佚文佚簡的發掘工作已幾近於窮盡，這三通魯迅致郁達夫佚簡的公布，無疑是魯迅和郁達夫研究在史料層面的重要收獲。

　　但是，根據手跡可知，這三通魯迅佚簡均未署寫作年份。編者在是書“附錄三”中考定，這三通魯迅佚簡分別寫於1928年9月8日、10月2日和10月11日，而依據的理由僅短短幾句話：“黃按：1928年6月20日，魯迅與郁達夫合編的《奔流》月刊創刊，第二年12月即停刊。據魯迅‘五期希即集稿’雲雲，新發現致郁達夫三函，當為1928年所作”，史實果真如此麼？

　　查魯迅日記，1928年9月和10月整整兩個月中，隻有9月12日有這樣一句：“寄小峰信，附寄達夫函。”除此之外，均無致函郁達夫的記載。而這唯一的一次寄函達夫，與第一通佚簡落款“九月八夜”相差了四天，不可能是魯迅筆誤，或魯迅寫了四天之后才托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轉交。雖然魯迅已寫信而日記未記之個案並非沒有，如已收入《魯迅全集》的1936年10月2日致鄭振鐸函，日記就隻有間接記載。但是接連三通佚簡，日記中竟然全無記載，未免過於巧合，令人無法置信。也因此，斷定這三通佚簡均寫於1928年，實在是過於輕率了。

　　從魯迅日記可知，魯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以后，他與郁達夫的交往日趨密切。達夫頻頻造訪魯迅，贈書借書，宴聚暢敘，特別是兩人1928年6月合作創辦《奔流》文藝月刊之后，討論、交接稿件等更是經常，同年8月一個月裡，兩人見面就達七次之多。但1928年一年裡，魯迅致郁達夫函總共隻有三通，而且，其中12月13日致達夫函已經收入《魯迅全集》。而次年即1929年一年裡，魯迅致達夫函增至十四通，這也是兩人交往史上魯迅致函郁達夫最多的一年，佔已知魯迅致達夫函總數的一半以上。因此，查考這三通佚簡的寫作年份和月份，顯然1929年的可能性最大。

　　第一通佚簡全文是：

　　達夫先生：

　　昨得小峰來信，其中有雲：“《奔流》的稿費，擬於十六號奉上，五期希即集稿為盼。”

　　這也許是有些可靠的，所以現擬“集稿”。第五本是“翻譯的增大號”，不知道先生可能給與一篇譯文，不拘種類及字數，期限至遲可以到九月底。

　　密斯王並此致候。

　　迅上 九月八夜

　　魯迅1929年9月8日日記並無致函郁達夫的記載。但9月9日有 “上午……寄達夫信”，應理解為“九月八夜”寫，9日上午付郵。信中首句“昨得小峰來信”，魯迅9月7日日記中果真有“得小峰信並書報等”句，完全吻合。此信告訴達夫，因出版《奔流》的北新老板李小峰答應支付稿費，《奔流》“五期”將續編“集稿”，這“第五本是‘翻譯的增大號’”，請達夫提供“一篇譯文”。《奔流》共出二卷，1928年10月第一卷第五期並非翻譯專號，1929年12月第二卷第五期也即終刊號才是“譯文專號”，郁達夫也超額交稿，發表了《阿河的藝術》和《一個敗殘的廢人》兩篇譯文。魯迅1929年11月20日所作的該期《編輯后記》中，開頭就說：“現在總算得了一筆款，所以就盡其所有，來出一本譯文的增刊”，也正可與此信所述互相發明。因此，這通佚簡的寫作時間應為1929年9月8日。

　　第二通佚簡全文是：

　　達夫先生：

　　十一信當天收到。Tieck似乎中國也沒有介紹過。倘你可以允許我分兩期登完，那麼，有二萬字也不要緊的。

　　昨天小峰又有信來，囑集稿，但那“擬於十六”，改為“十五以后”了。雖然從本月十六起到地球末日，都可以算作“十五以后”，然而，也許不至於怎樣遼遠罷。

　　迅上 十一下午

　　這通佚簡與上一通在寫作時間和內容上都是銜接的。寫作時間應為1929年9月11日。信中說：“昨天小峰又有信來，囑集稿”，9月10日魯迅日記明確記載：“晚得小峰信並《奔流》第四期”，可見《奔流》第二卷第四期已經出版，李小峰再次懇請魯迅編選第二卷第五期即后來的“譯文專號”稿，魯迅在此信中也再次通知達夫。9月11日魯迅日記明確記載：“下午得達夫信，即復”，此信第一句又謂“十一信當天收到”，兩相對照，更是考定此信寫於1929年9月11日的確証。大概郁達夫接到魯迅9月8日信后，擬翻譯德國作家路德維希· 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的作品，供《奔流》第二卷第五期“譯文專號”之用，回信征詢魯迅意見，魯迅才如此答復達夫，但此事后未能實現。

　　第三通佚簡存文是：

　　商量。出一類似《奔流》之雜志，而稍稍駁雜一點，似於讀者不無小補。因為《奔流》即使能出，亦必斷斷續續，毫無生氣，至多不過出完第二卷也。

　　北新版稅，第一期已履行﹔第二期是期票，須在十天之后，但當並非空票，所以歸根結蒂，至延期十天而已。

　　迅啟上 十月二夜

　　這是一通殘簡，僅存最后一頁。魯迅1929年10月2日日記雲：“晚得達夫信”，當時郁達夫剛到安慶安徽大學任教，據已公開的郁達夫日記，魯迅收到的這封信，是郁達夫9月30日在安慶付郵的。10月3日魯迅日記又雲：“晨復達夫信”，應即此信。此信雖落款“十月二夜”，因魯迅經常當天深夜工作到次日凌晨，“十月二夜”也可理解為10月3日“晨”。信中關於“北新版稅”的一段話更強有力地証實了此信寫於1929年10月2日。是年8月，魯迅與北新書局因著作版稅事發生嚴重糾紛，聘請律師提起法律訴訟，李小峰急電時在杭州的郁達夫趕到上海調解。8月25日，在郁達夫等人見証下，魯迅與北新達成和解協議，魯迅撤訴，北新則當年先分四期償還拖欠魯迅的版稅，當日魯迅日記有所記載。所以，魯迅在此信中向調解人郁達夫報告北新償還欠款的進度。魯迅1929年9月21日日記雲：“午楊律師來，交還訴訟費一百五十，並交北新書局版稅二千二百元”，即為信中所說的“已履行”的“第一期”支付欠款﹔是年10月14日日記又雲：“午楊律師來，交北新書局第二期板稅二千二百”，也正是信中所述將“延期十天”才支付的“第二期”欠款。至於起首殘句魯迅說“商量。出一類似《奔流》之雜志”，也許郁達夫當時又起意創辦新的文學雜志也未可知，但不會是編者所認為的指達夫與夏萊蒂合編的《大眾文藝》，因為《大眾文藝》1928年9月就已創刊，魯迅也已為創刊號賜稿，似不必再“商量”也。

　　綜上所述，這三通新見魯迅致郁達夫佚簡的寫作時間應可確定為1929年9月8日、9月11日和10月2日，而決不可能是《王映霞：關於郁達夫的心聲》編者所說的1928年9月8日、10月2日和11日。糾正編者這一錯誤的判斷，將有助於正確理解魯迅這三通佚簡和魯迅與郁達夫的交誼，也有助於正確理解1920年代末上海文壇的文事人事。事實上魯迅這三通佚簡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另一位人物，即出版魯迅、郁達夫著作和所編刊物的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但考察魯迅、郁達夫和李小峰的關系，是另一篇研究文字的題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