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火車。起初是因為看了太多的文藝散文,覺得火車就是一個靠在窗邊、聽著輕音樂、看書或是欣賞風景的地方。
后來真的經歷過幾次,才發現其實一點也不文藝,你根本就不一定會靠窗坐。就算靠窗坐了,周圍嘈雜的聲音和濃濃的泡面的味道也讓人很難真正讀進去什麼內容,其實我唯一既坐在窗邊又看得進去書的那一次,讀的是《天才在左,瘋子在右》。
但是我還是喜歡火車,不再因為什麼泛濫的文藝腔調,而是因為,這真的是一個體會人情冷暖的地方。
那天回家,我坐在15號車廂的107號座,最后面的位置。對面是殘疾人專用座,坐著一對年老的夫婦。我並沒有太過在意那個殘疾人專用座的標記,因為在我的印象裡,那些殘疾人專用、婦嬰專用什麼的很少真正被合理使用。我喜歡和老人坐在一起,我對他們有一種天生的好感。但是我一眼看過去就知道那對老人生活並不好,那個老大爺穿著一件藍色的單薄的工作服,肩膀那兒裂開了一道長長的口子,工作服裡面是一件看上去年代久遠並且肯定不暖和的毛衣。旁邊的大媽幾乎是一樣的裝備,只是多了一個很舊很舊的帽子,一個毛線帽,帽頂是用針縫上的,還散著一些短短的毛線。
漸漸地我發現大媽並不是正常人,她在那兒傻笑、自言自語,含糊不清地不知道說些什麼。大爺去泡了一碗面,先喂大媽吃,然后自己慢慢地吃完。
車上很多人,周圍的人似乎都是一種口音,大家開始交談起來。老大爺是安徽人,與徐州接壤,所以和車上的一堆徐州人口音幾乎是一樣的,大家都是從大連回家,顯得很親切。其實我開始只是猜想,大爺大媽從老家來大連打工,做一些輕活貼補家用,就像很多需要關愛的農村老人一樣。后來才慢慢地從他們的交談中得知,已經69歲的老大爺帶著癱瘓的妻子,供應著家裡兩個大學生,而他們靠的是乞討,在大連的街頭,已經乞討了二十多年。
“我不偷不搶,走到這一步靠這個謀生只是因為沒本事。”他輕輕說。他三十一歲結婚,結婚后十年才有了第一個孩子,妻子生完第二個孩子就得了產后風,癱瘓,神志不清。他帶著癱瘓的妻子,還要供應兩個上學的孩子。他說村裡的很多人都不讓孩子上學,讓他們去打工,他不那麼想,“有文化就是不一樣,我想讓我的孩子成為有文化的人”。他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在家裡務農不足以支付學費,出去打工又不能照顧妻子,所以他隻能乞討。
我想在大連呆過的人都知道大連的風有多麼大、多麼冷,但是他們在開始的幾年裡就是每天露宿街頭的,每天攢著那麼點零錢,然后去菜市場和小販們換成五元、十元,過段日子到銀行打給兒子。他說后來他們住到海軍大院,那裡的人經常給他們送米送面,去菜市場買菜,攤主也幾乎不收他的錢。他說黑石礁那兒的片警,每次見到他都會給他幾十塊錢,說:“老爺子,我可憐你。”其實人並不壞,對吧?其實大多數人還是有著善良的本性,當看到弱小的群體,有能力的人都願意幫一把。
我總覺得這樣的事情隻會在電視裡看到:七旬老漢攜癱瘓老伴大連街頭乞討二十余年,供應一雙兒女上大學。但是生活裡的事情,電視新聞又怎麼報道得完,電視劇又怎麼演得完?車上的人在感慨:如果是別人家裡是這樣的情況,讓孩子上大學肯定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是啊,誰敢想?我們都以為乞討的人只是想活下去,怎麼想得到有那麼一個乞討的老人,他靠著這樣送走了兩個大學生。
老大爺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們村裡有個人以前是軍隊的干部,后來沒找媳婦,現在老了連個孩子也沒有,我比他強多了呢。”我的眼淚一直想要流下來。他說,二十多年確實受過很多苦,但是日子也還好,每天中午都吃兩個饅頭,還喝點酒。旁邊的人勸他吃好一點,他笑著說現在吃的很好了,還買了橘子,然后掏出橘子遞給我和旁邊的人,我們都堅持沒有要。
后來大爺還給了我他女兒的號碼,讓我們聯系聯系,因為他女兒也是一名大二的會計專業的女生。回家后,我給他女兒發了一條很長很長的短信,希望她可以讓自己的父親過得好一些。
其實有很多事情,沒有經歷過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就像我覺得,孩子不應該因為自己讓父母吃那麼多的苦,可是哪一家的父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吃一丁點的苦,即使他們不是那麼地能干。讓他們覺得驕傲吧,老大爺和我講述他的孩子的時候,語氣裡滿是驕傲和自豪。
誰說這樣不偉大呢?如果你在那裡抱怨自己生不逢時或者種種,你能不能想象一位老人用這麼一種卑微的方式圓自己兒女成才的夢想,你怎麼知道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
如果你也在大連,在黑石礁、和平廣場、沃爾瑪門口這些地方看到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他的鼻子上有傷疤,他帶著他癱瘓了的神志不清的妻子,幫幫他吧。他不是什麼騙子,他只是在完成一件偉大的事情。
作者:東北財經大學 孫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