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春節

“今年去哪兒過年？”電話中，我明知故問。2013年7月，姥姥去世了——

怕的是無處奔波

林特特

小時候，去姥姥家過年，是一件大事。

姥姥家在安徽壽縣的一個小鎮，汽車隻到臨近的“馬頭集”，剩下的30裡地都靠步行。

據說，我1歲多時第一次去姥姥家過年。下了車，我爸用借來的扁擔，前面挑著行李，后面挑著我，我被裝在一隻桶裡。他一邊走，一邊跟兩手空空的媽媽瞎貧：“這位大姐，能多給點兒錢嗎？您看東西這麼重，我又這麼賣力……”竟有路人幫腔：“是啊，大過年的，都不容易！”媽媽說起這個段子，總是哈哈大笑。

我真正對去姥姥家有記憶，已是小學四年級。

那年冬天不太冷，路上沒有冰。臘月二十九一早，天還沒亮，我就被叫起。爸爸媽媽拎著大包小包，甚至帶了一輛自行車。我們在路邊站著，直至廠裡的司機鄭叔叔開著東風大卡車出現。

駕駛室離地面好遠。

天還是黑的，出合肥市區是小蜀山，車燈閃爍。爸爸一支接一支給鄭叔叔遞煙，還陪他說話，我很快睡去，又很快在煙霧繚繞中被嗆醒。

“就送你們到這兒啦！”至六安汽車站，鄭叔叔把我們放下。

我想吃車站旁大排檔的胡辣湯，被媽媽打了手，“臟！”她打開隨身的包，拿出早就准備好的粢飯。

然后就是等，等六安去壽縣的車。

車很少，也沒有固定的點兒，買了票，一遍遍去窗口問什麼時候發車。“快了，快了”，答案千篇一律。車呢？卻遙遙無期。

午飯還是粢飯，坐在車站候車室紅漆斑駁的木椅上，每個人都在做兩件事：一邊揮手趕蒼蠅，一邊打發一撥撥的乞丐。下午1點，忽然廣播提示去壽縣的旅客做准備，呼啦啦，人群扑向指定的那輛車。爸爸和司機說了半天，終於，自行車不用綁在車頂，放在我們座位旁的過道上。

我的腳邊是咯咯叫的母雞。可怕的是它還有可能啄我的腳，心驚膽戰，又在局促空間不停躲閃，我竟嚇得沒敢睡，而困意在下車后襲來。這時，我才知道自行車的用處，“我帶著行李在后面走，你媽騎車帶你先行。”爸爸解釋道。

比小蜀山、母雞還讓人感到恐懼的是我媽的車技。

讓他們自信的理由是這30裡地不通車，“撞也撞不到哪兒去”。但他們忘記，一路上坑坑窪窪，而我們車馬勞頓，我已困得不行。沒多久，爸爸媽媽又會師了——爸爸走著走著，忽然在路邊撿到我，在劇烈的顛簸中，我從車上摔下來﹔而媽媽騎著騎著覺得身輕如燕，往回一看，孩子沒了，也哭著往回找。

有驚無險。但為避免悲劇重演，媽媽推著自行車，我坐在后座，一家三口往姥姥家前進。

天又黑了，“還好今年沒下雪，路上沒有冰”，他們在路上喃喃。

“等以后通了車……”他們開始暢想未來。

“我就希望能一趟車到，哪怕從早坐到晚。”這是媽媽的終極夢想。

“要是干脆不用回來……把你娘接到合肥。”爸爸另有思路。

“還有幾站？”這時，我對距離的測算還以公交車的“站”為單位。“就一站了！”他倆異口同聲。

路口，有人拿著手電筒，是二姨。

我們看清彼此后歡呼起來，二姨一把拽過行李，有些嗔怪：“我從下午4點就在這看了！”

小路繞小路，巷子拐巷子，在一扇門前停住。二姨邊拍門邊喊：“合肥的回來了！”門打開，許多人站起來，都是親戚。他們說著帶侉音的土話，熱情招呼我們，姥姥在正中間笑著。

那麼多年過去了，那場景依舊歷歷在目。

“今年去哪兒過年？”電話中，我明知故問——2013年7月，姥姥去世了，媽媽悲痛欲絕，我以為從此他們都留在合肥過年。

“回壽縣。”媽媽的話讓我大吃一驚。她解釋，姥姥跟二姨一起生活了一輩子，每年春節大家都回去。不能老人剛走，就讓二姨傷心再加寒心。

“反正方便，開車兩小時就到。”這話讓我瞬間想起25年前她的“終極夢想”。我提醒媽媽，捎帶提起小蜀山、母雞、摔下自行車后座的春運往事。

“以前過年真是奔波，現在才知道最可怕的是無處奔波。”媽媽嘆口氣，又強調一遍，“所以，今年還回你姥姥家。”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回家，不管之間隔了多久，見到爸爸時我倆都特別平靜，一如我昨天才走，今天又回——

爸爸照例已在車站等我

斌斌姑娘

我在京杭大運河北，家在京杭大運河南，如果這條大運河現在還通航，我回家應該是件很風雅的事情。不過，過年回家因為特殊的時間節點，從來都和悠閑、愜意等形容詞無關，這注定是一趟混雜了焦躁與甜蜜、混亂與堅定的旅程。

在社會學家的眼裡，回家是和人口遷徙、城市移民等問題聯系在一起的，不然整天都在家，何來“回”的說法。所以我回家要從來北京上大學后開始算，迄今也快7年了。和其他人或驚心動魄或人在囧途的回家之路相比，我的歸程乏善可陳。學生嘛，上午考完試下午就撤，往往不用等到春運擠硬座、臨客，眼睛一閉一睜，一夜的火車就到家了。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奧運會那年。

2008年，在北京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會與奧運會拉上一點關系。有學生排練開幕式，有大爺大媽義務巡邏，我也成為一名志願者，在那年8月的水立方裡，見到了郭晶晶、菲爾普斯等體育明星。所付出的代價是要在2月初參加一場場館測試賽，比賽結束后，已經是大年二十九了，這是我回家最晚的一年。

過年迫在眉睫，靠自己買南下的火車票幾無可能，那會兒沒有高鐵，沒有動車，每天往返北京與杭州之間的僅有3趟火車。所幸學校同情我們這群熱衷當志願者的學生，幫我們買到了一張硬座票。握著這張救命車票，我踏上了返鄉的旅程，1633公裡，15個小時31分種，坐著，一路向南。

如果不介意座位不舒服、人多、空氣差，其實硬座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有趣。尤其是春運列車，從上車的那一刻開始，這一車廂的人就成了同呼吸共命運的群體，還有一個共同理想——回家，於是氣氛分外和諧。

我的行李不多，所以並不著急上車搶佔行李架。但這會兒才回家的一般不是學生，大都是在外工作的人，他們顯然要把一年的收成都帶回家，家裡大概也有好幾雙熱切的眼睛盼望著。看過某都市報做的一個春運專題，在火車站隨機採訪大家都帶什麼回家。其中有人扛著4箱當地的特產橘子、有人抱著給女兒的大洋娃娃、有人小心提著給父親的白酒。我那年帶了一張志願者的証件，想著回去給爸媽炫耀下：“水立方哦！奧運會哦！”

硬座最讓人不爽的就是睡不著覺，我向來是隻有“橫著”才能睡著，雖然車廂裡一片安寧，連賣老虎牌萬金油、穿不爛襪子的銷售員都難得嗓門不大。經過漫長的一夜，當疲憊不堪的我看到車窗外的主色調不再是黃色，而有了流水和綠樹時，才有了一點激動。我知道，快了、快了，江南的濕潤空氣已經慢慢浸入我的五臟六腑。

爸爸照例已在車站等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回家，不管之間隔了多久，見到爸爸時我倆都特別平靜，一如我昨天才走，今天又回。隻有一次，聽到同來的媽媽隨口說了一句你爸這幾年有白頭發了，我突然沉默。

我對家的一切印象仍停留在18歲離家上大學的那一年，爸媽對我應該也是如此。在逐步成為大齡女青年的歲月裡，我和父母的生活互相缺席。而突然意識到這一點時，有人長大，有人老去。於是，近鄉情更怯。

每年回家，都見媒體或是蹲守在火車站，或是全程跟蹤一趟春運列車，尋找回家的故事。其實，這些故事的要義都是一樣的——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而我隻關心，在家那頭等我的人，怎樣才能不變呢？

多數禮物是能送達的，可是唯獨那一次，因為被區別對待，禮物反而不如一件最普通的行李安全——

這個故事沒有丟

葦杭

自從有了小朋友，出行時可以單列的行李又少了一件。因為，她是我最重要的行李。每次我倆單獨出行，當爸的都會拍拍小朋友的肩膀說：什麼都可以丟，這個一定不能丟。為了減少麻煩，我的標配通常是一隻行李箱，外加一個隨身攜帶的小包。

可是那年，發生了點小狀況。收拾行李時，我發現給父親帶的茶葉長相過於標致，以至於沒有狠下心來拆了包裝。單放吧，就多這麼一件，我一定會記得的。何況，路上還會偶遇哥哥。

大概每個當事人說起偶遇，都會有些激動吧。我和哥哥在沒商量的情況下，就買了同一車次的火車票，還在同一節車廂。當得知這個細節的時候，我在辦公室的大平面上尖叫了一聲。同事聽完我驚天動地的敘述，“哦”了一聲，就忙自己的事兒去了。

我立在原地，幾乎可以想象10天后的場景：過年回家的列車上，我從北京出發，車到鶴壁，我從緩緩停靠的列車車窗望出去，站台上有個一米八的帥哥。我一定能一眼認出來，從他倔強的發絲上。鶴壁會師后，我們歡天喜地一路向南，然后出現在一直等候在家的父母面前。

帶著這個美好的願望，我和小朋友上了火車。當時是北京西至廣州南高鐵的試運行時期，而問題就出在“試運行”3個字上。在交通工具這個問題上，很多人都願意去嘗新，覺得好像站在了這件事的前頭，是很超前也很洋氣的。可是隻有坐過的人才知道，“試運行”有多麼的可怕。

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車速極不穩定，一會兒飆到了每小時300公裡，一會兒又回落到每小時不到200公裡。這麼算下來，到我哥出現在站台的時候，火車已經整整晚點了一個多小時。沒有想象中的熱烈，哥哥與一幫小伙伴在一起，隻匆匆打了個招呼，就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小朋友正和旁邊的大哥哥玩游戲，好奇地問我：舅舅是從哪裡冒出來的？

接著，我發現“試運行”更大的問題是沒有報站這一說。車內相當安靜，唯一的信息發布通道——電子顯示屏偏偏出了問題，中英文沒有對上。你不知道該相信中文還是相信英文。車廂裡沒有列車員，你隻有靠站台一閃而過的站名判斷自己到了哪兒，該不該下車。

突然覺得無比緊張，如果車是准點的，你可以參照列車時刻表。可是現在晚點，你並不知道晚了多少分鐘。在這個節骨眼兒上，你沒有參照系，也沒有咨詢員，形勢突然變得很吊詭。等我們意識到要下車的時候，已經能看到老家的站台了，隻停1分鐘。羽絨服沒來得及穿好，我們就匆匆下了車。讓我們后怕的是，腳似乎剛沾地，火車就從我們身后飛馳而去了。

我們拖著行李往出站口走，可是小姑娘不走，她盯著我問：媽媽，你是不是忘了什麼東西？

我看著最重要的行李，在我手裡牽著。第二重要的行李箱，在哥哥手裡。隨身的小包，還在身上。我毫不遲疑地說，沒有啊。

你再想想。小姑娘很篤定的樣子。

就是沒有啊。說完，我轉身去看天蠍座的小眼神，終於知道這次她又對了。我的茶葉，沒有跟我下車。

接風宴之后的禮物環節，唯獨父親兩手空空。父親安慰我說，沒關系，別人替我喝了也是一樣的。

……

后來，我還准備過很多禮物。多數禮物是能抵達收禮人手中的，可是唯獨那一次，因為被區別對待，禮物反而不如一件最普通的行李安全。東西丟了，可是這個故事一直沒丟，它總是在飯桌上被我媽反復提及，雖然他們並沒機會見到那盒茶。

那是一盒產自武夷山的大紅袍，盒子是正紅色的，裡面躺著兩個纖細的茶罐。

如果可能，我想我會把每一個完整的春節留給爸媽和親人，而不是讓它在路上——

最大的愛是陪伴

故鯤

在25歲參加工作之前，我一直單純地認為，春節是中國所有家庭的年度大聚。那些四處奔襲的游子、寄居都市的靈魂、求學他鄉的學生，都會拼盡全力在節前回到當初出發的地方，在“回家過年”的信念下成為無比幸福的人。而那些航班、火車、早餐攤位、一爿小店，以及各種值夜班、輪夜崗、站夜哨，都應該以“過節”這個合理合情的理由暫停——至少，它們得在除夕夜那一晚暫停一下吧？

直到工作3個月后的初秋，我確認，拿工資后的第一個春節假期會遵循單位“新同志值班老同志休息”的慣例，延后一周。

好不容易得來的公務員崗位不能丟，隻能想辦法在節前節后多回兩趟1000公裡外的老家。爸媽嘴上說原諒理解支持，可從供暖季開始，他們就忙不迭地打探我回家的具體日期。

12月中旬一次外出開會的機會，到離家300公裡的城市。我主動請纓前往，尋思著利用會后的周末回家看看。

你可以想象，兩天會期，爸媽各種短信詢問：分別組織兩場家庭聚餐以“答謝”兩邊的親人怎樣？聚餐的場所與檔次中等怎樣？給爺爺奶奶姥姥封紅包怎樣？

隻記得那個周末，在北方常見的能容納20人的大圓桌上，大表妹從省城回來，給我看了她手機裡的未婚夫﹔小表妹在抱怨中向我討教“高二文科的學習重點”﹔三姑計算著到株洲學習的姑父還有多少日子回來﹔年過八旬的爺爺奶奶端坐餐廳的“福”字下，身著錦緞唐裝——他們拒絕了我送上的紅包，“在外面才不容易，能省則省”。

那晚酒足飯飽之后，我讓爸媽打車回家，自己踏上了讀書時常坐的、橫穿城市的9路汽車。公交車穿過3個繁華商圈，我看見窗外霓虹彌漫。那個不能參加的故鄉的年，就這樣在一場家庭團圓之后，在公交車上，在鬧哄哄的城市夜晚，提前到來並且溫暖了我。

我的節后調休，從大年初七到正月十五。

和想象中一樣，當我初八早晨到家，爸媽都是請了半天假才在第一時間迎接到我的。在証券公司工作的大表妹已經開始看各種報表，小表妹的節后強化補課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姑媽姨媽伯父舅舅們，也都在各自的生活裡開始了新的一年。

春節假期之后的城市，讓我的調休寡淡了許多。爸媽鼓動我，家裡聚不起來，你出去溜達溜達？正月初十，我決定帶著家裡唯一的“閑人”——剛上初一的表弟，爬華山去。

媽隻覺我的計劃“瘋狂至極”：我初三那年夏天，全家人去登西岳，都嚇個半死——更何況此時是滴水成冰的冬日。所以從到達華山北站，我就以兩小時一次的頻率，用短信給爸媽匯報行程。

第二天晚上回到家裡，我坐在電腦前一邊整理照片，一邊給媽講旅途中的種種見聞。那是我第一次那麼確定地從安土重遷的母親眼裡讀出了“向往”。

“也不知道下一次去華山是什麼時候了。”我略帶傷感地說。“真是的，早知道我也該請一天假和你們去。”49歲的母親若有所思地說出的這句話，成為溫熱我那一年的母愛。

最大的愛是陪伴。而爸呢？

正月十四上午就要離家返程的我，沒機會在家吃元宵了。頭天晚上我抱怨起這個零落的春節，媽說，沒事兒，今天已經把元宵買回來了，明早喊你爸煮就是了。

第二天的早飯是我最愛的炒疙瘩和油茶湯，我吃到一半才想起來：說好的元宵呢？

父親大驚，哎呀，竟然真給忘了！這就煮，這就煮……

我當然覺得太費事，卻被爸一句話攔下來：不吃哪行，一會兒就上路了，過年呢，該有的都得有。

元宵節那天，我在臥鋪車廂裡打開行囊，發現背包裡塞著十幾張攤好的春餅。我短信問爸：是不是姥姥烙好你們放的？

爸回：你媽讓你路上吃，你們那兒又沒這春餅。

時至今日，那樣東突西奔的春節已經從我的生命裡消失，但家庭聚會的溫馨，爸媽細小瑣碎的愛，以及回程路上那一包春餅，讓我始終感念父母之恩、家庭之愛。

如果可能，我想我會把每一個完整的春節留給爸媽和親人，而不是讓它在路上。

也許是那種身不由己地被夾在人群中的漂泊感，使我有了重新看看這座城市的沖動——

答案就像被滯留的旅程

李軼男

“姐，過年回家嗎？”

“回的。你呢？”

“要等到初二了。大年三十做頭的人多，下午才放假。我的家在山上，公交車隻能到縣城，還得走4個小時山路。”

……

2011年我春節回家的歸程是在與美發店小工這番談話后開始的。大約12個小時后，我被朋友用汽車喇叭喚醒，拉著旅行箱和一箱特等富士蘋果奔向機場。

大雪將至的西北清晨是灰藍色的，空氣中彌散著焦糊的味道。車上空調很暖，我閉上眼睛。車開進機場高速，朋友突然開口：你走不了了。我睜開眼睛，指甲大的雪花飄落下來。車裡的收音機正在播報航班滯留的情況。朋友耐心地說：在機場要耐心地等待。我點點頭，有點迷茫。

“李女士，你的行李超重，請到西3窗口辦理托運手續。”哇，可惡的蘋果，托運費足足100元。頓足捶胸之時，電話響，是母親。“到機場了嗎？你上機時你妹就開車出動。”“不要，這裡大雪，正在等消息。”那邊有粗重的嘆息聲。

這時是上午9點，我從手提的皮包裡取出淡粉色的小保溫杯，從兜裡掏出一個摩卡咖啡包，把自己安置在登機口最角落的位置上。窗外的停機坪已經被雪掩蓋了淺淺的一層，窗邊幾個大學生嬉笑著正在拍照合影。坐在我前面的乘客，鎖著眉毛，不停地抖腿，看起來歸心似箭。

幾乎所有的航班都延誤了，一個小時后，機場宣布暫時關閉。去接水回來，看見乘客們圍住一位服務人員你一言我一語地嚷起來：為什麼不給我們准備午飯？別的公司早派飯了！20分鐘后，我跟著其他人拿機票領了盒飯和湯。剛放下飯盒，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就叫我們集合，我們一行人跟著他快速地走出大廳。他簡單地說明了情況，航班取消，我們需要在預訂的酒店過夜。然后，他指了指對面停靠的兩輛大巴車，我就這樣又被帶回了市內。

分房間時，剛才拍照的學生中有一位走到我的面前：姐姐，我女同學可以和你住一間嗎？得到我的允許后，他向后面羞怯的女孩招了招手。

這座酒店，離我家不足7公裡，我可以輕鬆地回家，但一個念頭，讓我選擇留在這裡。

這個念頭是在大巴車上產生的。不知怎麼，在從機場回城的大巴車上，就好像來到了一座新的城市，無處不讓我新奇。也許是那種身不由己地被夾在人群中的漂泊感，使我有了重新看看這座城市的沖動。回絕了一幫朋友去唱歌的邀請，我一個人走向燈火闌珊的街道。

巨大的法桐葉子還沒完全落光，護城河公園的花圃上還有幾朵早已干枯的玫瑰。這個城市就是這樣，什麼都敗落得不徹底，就像這裡的人至今仍保持著大唐子民的矜持。

街上的人大多看不清表情，從我身邊穿過時帶走清冽的風。護城河河面結著冰，入城的廣場上矗立著巨大的中國結。

我緩慢地向前走，記憶卻嘩啦啦來到12年前——那是我第一次踏進這座城市。一個穿淺藍色棉衣、黑色長褲的短發女孩，前途未卜，對於理想和未來，完全看不到方向。那時，我喜歡一條古老的街道，它由陳舊的青石板鋪成，並不平坦，售賣文房四寶和零星的玉器。而我，尤其喜歡入口處的一家台灣鹵肉飯。第一次去，我對身旁的女孩說：我在夢裡見過這裡。

那時我什麼都沒有，心裡卻永遠滿滿的，如果你問我那撐滿內心的是什麼？也許是一點點希望，還有無知者的無畏。

然后，就是匆匆而過的12年。這12年裡，我過得好嗎？我過得差嗎？答案就像被滯留的這段旅程，被裹挾在人群裡沉默前行，超載、負重、偶爾搭搭順風車，接受命運的安排，即便是在困難的環境裡，也有不露聲色的優雅。

想起電影《人在囧途》中，扮演老板的徐錚說：我是一個老板，我的員工都不喜歡我，他們給我起個外號叫“灰太狼”﹔我是一個丈夫，可我在外面養小三﹔也不是個好丈夫。我也不是個好父親，我兒子的幼兒園老師都不認識我﹔我也不是個好情人，給不了她想要的幸福……我的人生就像這段旅行一樣狼狽……

每一次旅程，都是人們反觀自己的開始。寫下這句話后，我打開電腦，為自己預訂了回家的機票。

沒了老人這根紐帶，親戚們就聚不起來，他們的兒女也都成了家，開枝散葉成為新的家族，有新的親友要拜訪——

有渴望也有恐懼

閆?

小時候，總盼著過年。年三十和初一其實沒什麼好玩的，隻在自己家一家三口過，還要半夜裡爬起來吃我不喜歡的餃子。熱鬧的倒是大年初二，和表兄弟表姐妹去奶奶、姥姥家，大家各自穿上在衣櫥裡放了一陣的、曾經拿出來看了又看試了又試的新衣服，像孔雀開屏似的互相炫耀。

坐在爸爸自行車的后座上，我的腳凍得有點僵，心情倒是愉悅的，有種莫名的期盼，仿佛一切美好都在前方等著我。穿著棉鞋和厚外套，踩在混著積雪與鞭炮屑的硬邦邦的路上，呼吸著帶著鞭炮味道的空氣，和表哥成群結隊地挨個兒去親戚家拜年，在院子裡追逐打鬧，這場景我一直記得。

有一次晚上不知為什麼，大家都沒走，就住在姥姥家。夜色中幾個孩子在捉迷藏，清冷的空氣、院子裡昏暗的燈光、影影綽綽的麥垛，都讓那原本普通的游戲增添了些許神秘感。后來，我們就睡在姥姥家東屋的大炕上。這場景很溫馨，小朋友們都透著隱隱的興奮，卻說不清楚是因為什麼。一起睡在姥姥家的春節我隻經歷過一次，兒時的我無比盼望還有那樣的機會，卻再也沒有過。

長大之后，沒有壓歲錢可拿，也沒那麼在意穿新衣服，小伙伴們都長成了乏味的成年人，喜歡過年的心情也漸漸損失掉了。工作后從異鄉回家，如候鳥一般在路上來回奔波成為常態，有渴望也有恐懼。渴望是因為一年中難得回趟家，恐懼的是路上來回的折騰，在火車站的人流中，最能體會到個體渺小的背井離鄉之感。姥姥姥爺過世后，沒了老人這根紐帶，親戚們就聚不起來，他們的兒女也都成了家，開枝散葉成為新的家族，有新的親友要拜訪，漸漸也就見不到表哥堂哥們了。

我結婚之后的那幾年，大年三十和初一要到婆家過，初二或者初三再回娘家，然后回北京。公公婆婆都比較傳統，不能接受過年時兒子不在身旁，而我和爸媽則是節日意識淡薄的人，覺得過年隻不過是個長假期罷了，那一天和其他的日子也並沒有什麼兩樣，每一天都要好好過的呀。

這兩年春節不再回老家，不必奔波在路上的日子，似乎總覺得缺了點兒什麼，和平日裡一樣寡淡。奔波勞碌，來來往往，也是一種年的味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