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愛情課：教你以理性態度談戀愛

　　台灣大學教授孫中興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陶國璋

　　台灣民謠歌手黃舒駿開演唱會，上台對觀眾說：“有許多專家告訴我，要以理性的態度談戀愛。我常想，這些專家應該從來沒有談過戀愛。”他跟台下觀眾一起笑了起來，“不信你試看看，談戀愛你還會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台底下，觀眾熱烈鼓掌。這一幕連同他的演唱，一起收錄在音樂專輯裡。后來有一天，他的母校國立台灣大學的老師孫中興在廣播裡聽到這首歌，一下子來了興致：因為這位社會學教授，就是教人“以理性的態度談戀愛”的人。

　　事實上，講授“愛情”的專家多得很，有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教授，復旦大學的心理學博士，還有華東師范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師。哈佛大學將“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的“愛情理論體系”加入了課程表，麻省理工學院也找來哲學家開講“愛的本質”。甚至，在全球講“愛情課”的教師隊伍裡，還有來自阿富汗的同行。

　　這些“以理性的態度談戀愛”的課程有的叫做《愛情哲學》，有的叫做《愛情社會學》，還有的干脆直接叫《婚姻與愛情》。它們在課上需要解決的學術問題，其實跟黃舒駿歌裡唱的是同一個——戀愛症候群。

　　“關於戀愛症候群的發生原因，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個謎”

　　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教授陶國璋主講一門叫做《愛情哲學》的課程。這門課教了5個學期，可他總不太滿意，因為愛情這件事根本就和黃舒駿歌裡唱的一樣，“至今仍然是最大的一個謎”。

　　這個同時教《死亡與不朽》課的老師說，教授死亡哲學的時候思路很清晰，前人資料分析也很全面，可是面對愛情，卻不知道該如何教好，“不容易教”。

　　“念哲學的人面對愛情問題，好像總是很難去分析。要我們分析自由，還能多點理論。可是，哲學家對愛情非常陌生，因為理性的人對愛情這種感性的事情覺得還是很難把握。”陶國璋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他還算了一下，哲學家就沒有幾個會談戀愛的，“柏拉圖沒有結婚，而像尼採、叔本華啊對於愛情則是一種瞧不起的態度，不知道他們談沒談過戀愛，但最終都沒有結婚啦”，“總之，哲學家對於愛情都不是很內行”。

　　他跑去找其他人的“愛情課”，發現有教人戀愛策略的，有給人講溝通技巧的，他甚至還在網上看完了孫中興的課程錄像，也捧著書讀完了哈佛大學正推崇的《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可是看了一圈了，沒有一個從哲學角度把愛情講清楚的。

　　他翻出來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的名著《戀人絮語》研究。這是作者在70多歲時寫下的著作。雖然陶國璋也覺得這是“對愛情最有分量的分析”，但讀完書他更發愁了——這教材怎麼用呢？在這本“愛情的解構主義文本”裡，連個完整的故事都沒有，“通篇戀愛中人們說的胡話”，像戀愛一樣毫無邏輯。

　　最后，好不容易看到麻省理工學院的課程《西方世界的愛情哲學》，主講人是哲學界非常有名的埃文·辛格，寫過對愛情歷史進行考據的著作《愛的本質》，可是陶國璋看完課程錄像更失落了，他甚至會在跟別人推薦這一課程的時候提醒，“很悶的”。

　　找來找去，這個哲學教授發現，“愛情”居然是哲學教育領域的研究空白。

　　“我一開始開這個課的時候，感興趣的並不是愛情故事，而是一種哲學挑戰。在哲學上，自由、死亡、民主都談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對愛情做哲學分析。”陶國璋說，“大概因為哲學家感情經歷比較蒼白，喜歡講道德的愛，但是很少講兒女私情。數得上的隻有柏拉圖式愛，但那還是個精神戀愛。”

　　於是，他決定自己著手研究，“把愛情當做哲學命題進行嚴肅分析”，管自己的課程叫“愛的哲學分析”。可是，之前同事替他定下的課名“愛情哲學”已經吸引了大批同學選課，成了校園最火爆課程，導致他不得不每次開學時跟學生先表態：“抱歉，這個名稱好像有點誤導。”

　　“這門課蠻火，應該都是被名字騙來的。”陶國璋笑著打趣說，“第一節課最多，大家都要坐在樓梯上。然后越來越少，越來越少，最后就隻剩下需要拿學分的同學，留下來考試。”

　　盡管如此，每年一開課，沒上過“愛情課”的學生還是涌進教室，跟這個嚴謹的哲學教授一起研究愛情。他們需要完成長長的讀書清單，還要閱讀愛情名著，偶爾輕鬆一下，上課看看轟轟烈烈的愛情電影，可接下來就得去試卷上面對這樣的考題——

　　“請問，影片中的男女主角之間的關系為什麼發展成這樣？請做出哲學分析。”

　　“一般發病后的初期反應，會改變一些生活習性，洗澡洗得特別干淨，刷牙刷得特別用力，半夜突然爬起來彈鋼琴”

　　在台灣大學，教“愛情課”的孫中興也是學校的選課王。每次開學第一堂課，央求他“加簽”（加入選課名單）的學生總是擠滿了教室。他不得不在黑板上提前用粉筆大大地寫上課程規則，一邊是“歡迎旁聽”，一邊是“不要求我”。

　　“這門課是《愛情社會學》，不是戀愛課，不是愛情心理學，連課名都說不清楚的話，請不要來上這門課。”在這兩行大字底下，留白胡子的孫中興搖著扇子，如登台說相聲一樣跟同學說，“戀愛的，失戀的，沒談過戀愛的，都歡迎來上課。只是你要是還沒談過，拜托你抓緊時間去談一場戀愛再來做文本分析。謝謝。”

　　同樣教“愛情課”，孫中興就不像陶國璋那樣找不到內容，相反，這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社會學博士擁有“超級多素材”。

　　“我上學修社會學理論，最喜歡看的就是社會學家的八卦。我會去研究這個人有幾次外遇，他有沒有發瘋過，這些跟他的理論都有什麼關系，我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人。” 孫中興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我的老師說，社會學家都是對於什麼問題有困擾，就會變成那個方面的專家，他對家庭有困擾，於是變成家庭社會學家。按這個邏輯，社會學家對愛情有困擾，應該也會變成愛情社會學專家。”

　　他喜歡觀察年輕人的愛情，還會像學生一樣聽情歌，看愛情電影。有次學生特意把黃舒駿那首《戀愛症候群》的歌詞拿給他看，844個字，“道盡愛情辛酸”，可是他隻記住了一句話，“刷牙刷得特別用力”。

　　在自己的“愛情課”上，孫中興雖然也會講解嚴謹的社會學理論，但他更喜歡搞一些謎一樣的小名堂。比如，每節課他都要穿一件印著大學LOGO的T恤，第一堂課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第二堂課是哈佛大學（Harvard），因為他想用每一件T恤的首字母，湊出來自己的名字拼音Chung-hsing Sun。

　　可惜，T恤拼著拼著就缺字母了，而天也轉涼，他就隻能穿連帽衫了。不過，玩心重的他還是會繼續搞名堂。他在講台上放了一個卡通盒子，鼓勵學生丟匿名紙條給他，拿感情困擾向他發問。

　　“怎麼度過分手后的痛苦期？”孫中興念著小紙條上的字，一本正經地抬起頭說，“念書學語文啊！像我失戀時德文學得很好，談戀愛時日文學得一塌糊涂。”

　　更多的名堂，來源於他在課上布置的許多“隨堂小作業”——

　　准備一個筆記本，把自己的戀愛故事寫成《愛情事件簿》，最好圖文並茂，歡迎附帶紀念物﹔

　　認識全班的每一個同學，並問他/她三個問題……但是，不可以上來就問電話號碼﹔

　　去月老廟參觀，以及，跟一起去的同學在附近吃個飯……

　　其實，孫中興早就自己默默算好了，班上有近百個學生，這種作業可以讓他們相互認識，這是多難得的戀愛機會，“老師隻能幫你們這麼多了”。

　　“我的目標是，以后競選月老！”胖胖的孫中興在課堂上搖著扇子，信誓旦旦地勾勒著未來圖景，“等以后你們到廟裡燒香拜佛求姻緣，抬頭一看，哎喲，孫老師！”

　　可是，競選月老的前景卻不太樂觀，主要在於學生的表現讓他有點焦慮。有一次，他出了個測驗——給每個學生發一個雞蛋，代表自己的愛情，請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守護愛情。

　　結果，還沒等交作業，孫中興就嗅到了不靠譜的氣息：有人領到雞蛋就直接揣褲兜裡，轉身回座位的路上已經磕破了﹔有人沒幾天就忘了“守護雞蛋”，不知不覺做炒蛋吃掉了﹔他甚至好笑地發現，自己發了一個白雞蛋，有人交還回來的卻是咖啡色的蛋，“冰箱裡那麼多雞蛋，哪裡記得哪個是你發的愛情雞蛋”？

　　“我說你們，對愛情就這麼不重視嗎！重點是，這雞蛋全部是我出錢買的誒！”他假裝氣鼓鼓地笑著說，“喂，同學你搞搞清楚，我是月老候選人誒！你們要認真談戀愛，不要給我扯后腿！”

　　玩笑歸玩笑，這門課帶來的更多是感動，特別是每個學期閱讀到的《愛情事件簿》。每人都有厚厚一本，有人在裡面塞進了情書，有人貼上了還沒有寄出的告白信，第一次看電影的票根，一起出行的合影……

　　每個周末，孫中興都會跑去隻有他一個人的辦公室加班，在被一摞摞筆記本塞得滿滿當當的屋子裡，翻看年輕人的愛情，跟他們一起哭，一起笑。

　　當然，有時候也會有超出感動的意外收獲。有一次他到月老廟參觀，驚奇地發現，因為學生一年又一年地跑去廟裡做作業，導覽員都知道這門課了，還為了方便學生，貼心地打印好作業的標准答案，發給大家。

　　“開這門課，不是讓大家尋找一種全天下都適用的愛情答案，而是讓每一個人更了解自己”

　　跟港台老師不同的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的洪亞非開的《婚姻與愛情》，則是“戴著馬克思主義帽子的愛情課”。

　　這個58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老師原本沒有打算講愛情，可有天早上，他發現辦公樓門口躺著剛墜樓的女生尸體。看了她的遺書才知道，是因為感情受挫，難以承受，選擇自殺。

　　回到辦公室的洪亞非很受沖擊，可他發現，學校對這種事情也沒有好辦法，隻能給窗口加橫欄，卻並不能從根本上幫學生解決問題。“除非你結過婚，或者談過無數場戀愛，否則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愛情。”他說，反思后決定，要開門課，跟學生講愛情。

　　那是2005年。那時還沒見過誰開“愛情課”，他自己也有點擔心開了課沒人選，同事幫他出主意，萬一人不夠，就攛掇學生去選課，充充場面。

　　結果，根本不需要找托兒，一開課就坐滿了幾百人。面對擠滿教室的同學，洪亞非認真地跟同學強調：“任何人的愛情觀都會有局限性，這是哲學告訴我的。我是個男人，我有男人的局限，我也有時代的局限、環境的局限、歷史的局限。世界上沒有一個絕對的真理，任何觀點都是相對的。你們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辯証地看待我教給你們的道理。”

　　在他的課上，愛情分析帶著濃濃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辨色彩。

　　“戀愛中我們要先樹立愛情價值觀，確立你在愛情中最重視的主要方面，然后再用矛盾論去分析。”他說，“任何一個男性不可能都隻有優點，戀愛中要去抓主要方面。如果這個人符合你的核心價值觀，但是次要方面不太好，比如不愛洗襪子之類，那你判斷要不要嫁的時候，就不要去抓次要方面，要以這個人品質的主流作為判斷標准。”

　　在復旦大學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上，心理學博士陳果也會抽出幾堂課的時間，跟學生講解“愛情”。

　　“在我大一大二的時候，我多麼希望有人能開一門‘愛情課’，可以讓我說出自己的困惑，跟人討論愛情問題，從別人身上吸取一些精神營養。我並不需要一個答案，我想任何人生的答案都是自己發現的，但是我需要一個溝通的渠道，把大學裡最重要的時間花在我認為人生最重要的話題上。”陳果說，“所以，我現在開這門課，並不是要讓大家一起尋找一種全天下都適用的愛情答案，這個課的目的是讓每一個人更了解自己，更明白該如何掌握自己的愛。”

　　在她的課上，學生們會說出自己的故事，甚至有時還會有三五十歲的人來旁聽，不分年齡、不分背景地分享著各自對於愛情的看法。

　　而對洪亞非來說，他現在的課程內容越來越多了，他還會把自己觀察到的愛情新現象加進自己的課程內。有次他發現，自家出租的房裡住的情侶居然是自己的學生。於是沒多久，他就在課堂上開了個新專題——該不該接受婚前同居。

　　現在，這些專題變得更多也更細：“如何面對分手”，“如何挑選好老公”，“如何看待同性戀”……

　　雖然他的課是“用哲學解釋愛情問題”，但也不乏“教你一招”的“方法論”。他會細心地叮囑班上的女生：“你們可以把我說的記下來——在決定結婚之前，一定要先去男方家裡參觀一下，重點看廚房和衛生間，摸一摸廚房裡的醬油瓶蓋子，如果一塵不染，這種男人可千萬不能嫁，他有潔癖！你會一輩子生活在指責裡！”

　　有時候班上的男生實在扛不住了，跟洪亞非抱怨：“老師你也太向著女生了，把我們男生罵得一塌糊涂！”

　　但是洪亞非還是堅定地站在女生一邊，“我們課上女生多啊，少數服從多數。”

　　“歐洲有許多著名的哲學家探討過愛情與婚姻問題。恩格斯沒有結婚，但是他在《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中對愛情的定義是最完整的，時常被國內學者引用。他對愛情一生向往，只是他覺得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找不到未被資本玷污的愛情。”洪亞非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現在在網絡上對愛情的定義恨不得有1000多種，但是對教課的人來說，選取哪一種愛情觀才能使人幸福，我發現，隻能來自擁有最高智慧的哲學家。”

　　“現代人的愛情為什麼這麼漂移，就跟我們的身份焦慮有關”

　　孫中興的“愛情課”開了16年了。有次去演講，主辦方想請他寫一份“愛情的標准作業程序”，按程序談戀愛。

　　“假定人是機器，這倒是可以實現的，在身上裝個開關，戀愛摁個鈕，不愛就關上。”孫中興說，“但這行不通啊，人類相處的復雜度遠高過與機器相處的復雜度。”

　　不過，看過了1000本學生的《愛情事件簿》，又看了無數文學名著，他的確總結出一個流程：從古至今，普天之下，愛情困擾幾乎沒變過，它們分別是——

　　1. 戀愛之前，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樣的人﹔

　　2. 喜歡一個人，不知道如何說出口﹔

　　3. 告白成功后，不知道如何相處﹔

　　4. 相處久了想分手，又一次不知道如何說出口﹔

　　5. 返回苦惱1重新開始，或者卡在某一環節停滯不前。

　　戀愛的復雜讓研究哲學的陶國璋也手忙腳亂。他說，在准備課程內容的時候，他總在嘆氣，好多次他都想要放棄了，覺得愛情“沒有規律，不講邏輯，變化太快”，“每次講完課都很內疚，覺得自己能力有限，總是詞不達意，講出來的並不是我所理解的內容”。

　　可是，他卻還想堅持。“工業革命之后，現代人有了自由，自由擇業，自由戀愛。我們以為擁有了自由，卻也意味著身份的迷失。自我身份變得不確定，什麼都不確定，要找工作，找戀人。我們迷惑於自己在社會中的身份，所以需要在愛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坐標。”他說，“現代人的愛情為什麼這麼漂移，就跟我們的身份焦慮有關。”

　　所以，在他看來，愛情雖然常被看做一種責任，但也是“個體找到自己應該是誰的嚴肅哲學命題”。

　　“就像是我們在政治上追求自由，在個體成長上，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同步者，印証我們的個體身份定位。”他說，“這個時代最缺乏的就是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我們以為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掌握，可我們也扭曲了對意義的理解，以為生命是完全的享受和滿足，可它原本應遠超於這個層面。”

　　孫中興也喜歡研究“這個時代的怪現象”。每個禮拜，他都要守在電腦前看大陸各式各樣的相親節目，看男嘉賓如何介紹自己，看女嘉賓如何一盞盞滅燈。

　　“我覺得很有意思，你看你節目都做了，也有機構幫忙做媒，為什麼還是找不到對象？你都有膽量上電視，有膽量在大庭廣眾下被人滅燈羞辱，干嘛不直接在生活裡找？難道你真的忙得找不著嗎？”孫中興說，“上一輩很多人相親結婚，我稱作任務型婚姻，但現在時代不一樣，你有的選。有的選還不戀愛？你們到底想怎樣？”

　　抱著這個好奇，去年來北京參加學術活動時，他還特意提前上網查路線，想去北海公園看家長替子女參加的相親會。可惜熱情的主辦方完全沒意識到他的小心思，拉著他逛故宮，游天壇，還去了頤和園，一路上游客見了不少，約會的倒沒遇到幾個。

　　看新聞時，陶國璋關注到內地的留守兒童現象，“甚為擔憂”。“愛情是由個體成長的背景而來的，它是一個人成長階段對世界的關系在成年后的重現，比如你對父母的愛在小時候沒有辦法表現的話，大概你在愛情裡面也不容易投入。”他說。

　　“講戀愛技巧的很多，但我還是關心人性存在的價值問題。我不是社會學家，但是很想幫年輕人分析分析，也不是什麼指導。並不是這個時代需要教訓，需要說教，但是讓大家知道多點，這是我的責任吧。”陶國璋說。

　　相比之下，孫中興替學生解決問題的方式更直接。

　　“如果對方不珍惜你，對你很不屑，那你要和這種爛男人在一起干什麼？你還要在這上面浪費多少時間？我們發他們爛男人卡。把卡丟到洗衣機，弄得爛爛的給他。”孫中興在演講時說，“我沒有答案給你，隻有一點啟發讓你帶回去想。

　　幾乎每個禮拜，他的郵箱裡都會有來自大陸的郵件，多到他忍不住感慨：“大陸那麼多人，每個禮拜都來信，我真的擔心我可能到死都回復不完。”

　　在這些郵件裡，有人哭訴無法擺脫失戀痛苦，當然，還有人見縫插針地向他咨詢，如何報考台大研究生。

　　幫忙也有出錯的時候。有一次，孫中興收到一封大陸來信，這個男生說，自己表白被拒，不知道該放棄，還是該堅持，“吊死在一棵樹上”？

　　“我當時一看到信就慌了啊！我哪知道這是你們的表達方式啊！我以為他真的要去找一棵樹吊死啊！”孫中興自己說著也笑了起來，“我想這話可嚴重了，趕緊回信勸他，你千萬別吊死，千萬別想不開啊！”

　　“愛情好像是我們最熟悉的內容，但其中其實卻都是盲點”

　　孫中興喜歡看愛情電影，美國的《電子情書》啦，大陸的《小時代》啦，還有最愛的“林志玲姐姐”的《101次求婚》啦，他都沒有錯過。直到有天他沖著片名跑去看日本電影《告白》，看了一半就嚇得跑了出來，“不是叫《告白》嘛，為什麼是個驚悚片啊！”

　　“是不是我太久不看《愛情事件簿》，我都開始不能理解你們了。”總是開玩笑要“競爭月老”的他在課堂上搖著頭跟學生感慨。

　　失望的另一個表現是撮合情侶屢戰屢敗。他組織過幾次飯局，介紹自己的學生認識，可雙雙都說沒感覺，搞得他很惋惜，“又白請了一頓”。

　　其中甚至還包括寫歌的黃舒駿。當年這位歌手在台大讀書時，曾追過孫中興班上的女學生，還為她寫下了《天秤座的女子》。

　　雖然從沒教過黃舒駿，但孫中興還是好心地幫忙勸女生，“你干嘛不跟他在一塊，人家有才華”。可是再理性的分析對這個女生就是不管用，“她就是不喜歡，再有才華又怎樣嘛！”

　　“我們教給大學生的，都是他們以后進入社會才會了解的事，這基本上是一種無感教學，所以我想教教他們跟大學相關的事，讓他們自己去思考，走出一條自己相信的路。”孫中興說，“大學裡很容易培養出自私的人，我希望我的課可以對人的生活和生命帶來改變，變成更好的人，不管是多小的改變。”

　　每學期結束，隻要不是曠課太離譜，孫中興給大多數人的分數都一樣——88分。

　　“我讀書22年，得過什麼分數我統統都忘記了，但是我覺得88分是個值得記住的好分數，它有象征意義。88分，你轉個90度看看，就是兩個無限大。”熱愛搞小心思的孫中興神秘兮兮地說，“我希望你們愛情可以無限大，做學問也可以無限大。”

　　教完《愛情哲學》，陶國璋也該退休了。來來回回修改無數的“愛情課”講到最后一年，他終於覺得“有點滿意”了。最后一堂課時，他笑著跟學生做調查：“你們覺得怎麼樣？要是覺得還行的話，我就決定就此封刀，以后不講了。”

　　不過，這位哲學家並不會停下來。放寒假這段日子，他仍躲在家裡寫自己的新書《愛的盲點》，“愛情好像是我們最熟悉的內容，但其中其實卻都是盲點”。

　　這幾年，因為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熱映，台灣的大街小巷又開始重放黃舒駿的《戀愛症候群》：“愛情終究是握不住的，只是我想要告訴你——多麼幸福，讓我遇見你。”

　　事實上，孫中興並不喜歡這首歌。他更喜歡美好的愛情歌曲，比如《甜蜜蜜》，比如大陸春晚上紅起來的《傳奇》。這個信奉“一日為師，終生服務”的老師喜歡聽，“寧願用這一生等你發現，我一直在你身旁，從未走遠”。

　　他說，下次到北京，一定要去逛傳說中擠滿情侶的南鑼鼓巷，還要彌補遺憾，去趟北海公園，好好看下家長替子女參加的相親會。（本報記者 李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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