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興東委員：編劇是跑第一棒的人

　　委員筆記

　　令人神往的“電影教堂”

　　□全國政協委員 王興東

　　我步入上海電影博物館，仿佛站在中華民族電影的起點。1896年電影從歐洲最先登陸上海，膠片開始記錄著中國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存狀態，眼前映現衣衫襤褸的中國人力車腳夫和轎夫，抬著拉著趾高氣揚的外國豪強，如牛似馬地奔跑在上海街頭的場面，那些黑白默片，無言地敘說和証明——百年前中國人就是受欺壓的奴隸形象。

　　當中國人開始掌握電影制作技術，邵逸夫兄弟的“天一影片公司”從上海起步，在不斷創造電影奇跡中創造了一位107歲的跨世紀的奇人邵逸夫，用他所經營的財富，資助國家大專院校6013座“逸夫樓”，遍布全國。他創立的“邵逸夫獎”，表彰全世界在數學、醫學及天文學卓有成就的科學家，獎金100萬美元。美國好萊塢電影大亨做不到，而這位創業於上海的電影人做到了。這裡展現他年輕奮斗的身影，我駐目聯想，最近打落馬下的貪官，對比邵逸夫捐資百億做造福中華子孫的教育事業，由衷地令我景仰這位電影先輩，偉大的愛國者，中華民族的英雄。

　　我站在電影產業起跑線上，編劇是跑第一棒的人。這裡我看到了中國電影編劇的開拓者洪深、夏衍、田漢、柯靈等諸位先輩，他們作為文藝界人士參加了創建新中國的第一屆政協會議。記載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的《開天辟地》劇本，就出自我的朋友黃亞洲、汪天雲之手，梁信編劇的《紅色娘子軍》和《從奴隸到將軍》，沈西蒙編劇的《南征北戰》、《霓虹燈下的哨兵》，這些我崇敬的同行，在這裡保存著無數原創劇本和珍貴手稿，展示著這些勤奮的劇作家，抒寫中國人爭取解放和自由斗爭的歷史豪情，沖印在長長的膠片裡。

　　在《城南舊事》導演分鏡頭劇本前，我停住了，這部電影在馬尼拉國際電影節獲得金獎，而分鏡頭劇本上邊署名“原著林海音(台灣)，改編伊林”。導演吳貽弓1981年的分鏡頭劇本像面鏡子，讓我透視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曾任中國影協主席的吳貽弓先生尊重原創的高尚品格。反照當今導演搞分鏡頭台本，借機把編劇署名刪掉，注明某某“導演作品”，這裡每一件文物背后，都燭照中國電影發展的命脈和現今急功近利的病因……

　　在謝晉導演的陳列展前，我不能不蹲下來了，細看展窗內擺放著我寫的劇本《與皇帝離婚的女人》，那是我們在九屆政協時，他看好這個貧家女子李玉琴與溥儀離婚的故事，當九屆政協常委會議結束，他和我冒著東北零下23度寒冷去長春偽皇宮，到撫順戰犯監獄採景。后來，由於非典緣故沒有拍攝，成為謝晉導演的終生遺憾。我和謝晉修改劇本的兩年間，這位享譽國際的大導演不擺架子，雖年過八十，十分節儉，來北京就和我到半畝園吃小吃，到東北吃李連貴大餅，他雙耳戴著助聽器，講起劇本聲若洪鐘……

　　當我站在中國美術電影的始點———《驕傲的將軍》、《沒頭腦和不高興》動畫片喚醒我童年的記憶，我驚奇地看到《大鬧天宮》分鏡頭畫面台本(萬籟鳴手稿)，孫悟空是陪伴我少年時代最好的伙伴，這裡尋到根本，尋到中華傳統文化的智慧之泉，洗禮我的藝術創造的靈魂，據說日本的鐵臂阿童木就是受孫悟空形象啟迪而生。

　　懷著朝聖的心理我步入這座電影的教堂，每一件物品都銘刻著上海滄桑巨變的精神基因，每一段聲像都忠誠地記錄著中國人不甘落后勇於創新的時代縮影，通覽四層展廳，電影以歷史的目光縱觀中國人從被壓迫的奴隸走向國家主人的歷程，拷貝一個民族復興強國之夢。

　　站在一樓大廳“國歌誕生”多媒體面前，我情不自禁地隨著《義勇軍進行曲》放聲唱起：“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首1935年由上海電通影業公司拍攝的《風雲兒女》的主題歌，成為當時國共兩黨反對日本法西斯的嘹亮戰歌，歌詞由編劇田漢創作，我在《建國大業》中再現了第一屆政協選定國歌的情景。

　　這座多元而現代的電影博物館是上海的獨特名片，電影工作者不看注定遺憾。我所以被感動，看到老電影廠把廠區置換土地轉賣房地產，五十多年的電影文化積澱被挖掘機攪拌成帶商品的混凝土一並吞食了。而上海電影博物館是在原廠址建設起來的新型電影大廈，僅展館面積1.5萬平方米，既具國際設計理念又具中國文化特色，既具社會教育功能又有展覽收藏研究功能的全新博物館。

　　摯愛電影才有如此創舉，上海電影集團的掌門人任仲倫是上海市政協委員，投身電影三十多年，教授出身的他，對歷史文化懷有敬畏之心，對電影工業遺產倍加珍惜，他胸有韜略，細致務實，建館資金完全自籌，從創意到建成，歷時四年，為國人樹起了索引中國民族電影的指南，為世人構造了尋視中國崛起身影的窗口，為后人筑造了一座培育電影靈魂的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