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太原曾審判日本戰犯 日軍軍官叩頭謝罪

　　1956年6月，根據我國政府及最高司法機關的統一安排，在太原市人民公園(今文瀛公園)大禮堂，對在太原在押的日本戰犯進行了庄嚴而又寬大的審判。

　　戰后國民政府的“審判”鬧劇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太原特別軍事法庭是中國兩個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庭之一 (另一個在遼寧撫順)，此時，距離日本投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已經11年了。

　　山西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戰場。日本投降后，中國(山西)人民本應對日本戰犯進行庄嚴的審判。然而不盡如人意的是，1946年至1948年間，國民黨政府拘捕了前日軍山西派遣軍第一軍司令官澄田睞四郎等20余人，進行所謂審訊。但因當時閻錫山正在謀劃所謂日軍戰俘的“殘留”陰謀，依靠日軍“殘留”人員協助其在山西境內打內戰，所以審訊工作不可能正常進行。

　　由於歷史的原因，日軍將佐(校)級軍官，隻處決了號稱“白閻王”的日軍中隊長白岩定夫和縣指揮官柿本善治二人，其余大部分沒有受到任何懲處。

　　日本侵華侵晉戰爭罪犯，必須接受中國(山西)人民的正義審判！到1956年，太原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日本戰犯除7人病故外，尚有129名。中國政府考慮到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已在監所經過數年改造，大都能夠懺悔和認罪，從中日兩國人民的長遠友好關系出發，中國政府對日本戰犯的量刑十分寬大。周恩來總理對審判日本戰犯工作曾經批示：“一個不判處死刑，一個不判處無期徒刑，判處有期徒刑也要極少數……”

　　庄嚴而又寬大的審判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艷陽高照，清風徐徐。太原市人民公園大禮堂氣氛庄嚴肅穆。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太原特別軍事法庭在這裡開庭，對9名重要戰犯進行公開審判，旁聽的有聞訊趕來作証的死難者的親屬、受害者和見証人，以及各黨政軍機關和各界人民代表4000余人。

　　據當時以宣傳組負責人和新華社記者身份參加旁聽的原新華社山西分社社長馬明同志撰文回憶道：

　　這次法庭審理的眾多復雜案例，隨著歲月的流逝早已淡忘，但是留藏在記憶裡的有些重要情節至今仍未消失：一是城野宏為罪行狡辯受到反駁。1944年至1945年，該犯擔任日偽山西省政府顧問輔佐官和山西保安隊指揮官時，被証實犯有策劃、指揮日軍三次“掃蕩”晉中各縣，大肆掠奪糧食財物的罪行。二是黨翠娥痛斥永富博之。她說：“1943年農歷九月初九，永富博之帶領駐在沁源縣的日偽情報處工作隊竄到俺西溝村掃蕩，把12個婦女、兒童趕進一孔窯洞的地洞裡，點燃柴草燒了兩次，又用大石板蓋住洞口，燒死8人，其中有我的3個兒女、2個侄女和3個鄰居老人﹔我的丈夫也被氣死。我的哥哥把我救出來，死裡逃生。”黨翠娥撕心裂肺的哭訴震撼著審判大廳，激起了人們對戰犯的痛恨。永富博之在眾目睽睽之下，立即跪倒在地，叩頭謝罪。三是受害者要求嚴懲菊地修一。張金旺手指著被告控訴：“1944年10月9日，你指揮日軍把我和俺村的11個農民，先用刺刀捅，然后扔進一個深井活埋了。我一個人被搶救出來，左腿、耳朵都受重傷，你看，把我害成終生殘廢了！”菊地修一低下頭連聲說：“我謝罪，請嚴懲我吧！”四是大野泰治供認他親自審訊並提議殺害抗日英雄趙一曼的罪行。

　　6月20日，特別軍事法庭經過10天的審訊、評議，根據這些戰犯所犯罪行和悔罪表現，宣布了對9名戰犯做出嚴正而又寬大的宣判：判處富永順太郎有期徒刑20年﹔城野宏18年，其余7名分別判處8到15年不等有期徒刑。經法庭宣判后，以上戰犯被轉送到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服刑改造。6月21日起，又對其余在押的120名戰犯分三批宣讀了《免於起訴決定書》，陸續寬大釋放。他們分別轉道天津，乘坐日本輪船遣返回日本。

　　惜別再生之地

　　在天津候船期間，他們集會通過了《告別詞》，以表達他們對中國政府、中國人民的感激之情，同時，還向中國紅十字會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敬獻了錦旗，並表示：“將來有機會的時候，邀請檢察員和管教干部訪日！”並期望爭取將來組織“謝罪團”來中國正式謝罪。

　　當他們登上“興安丸”即將離開中國時，思緒萬千，戀戀不舍。有的躺在船上，有的無言悶坐，有的淚流滿面。得知這個情況，太原戰犯管理所所長王振東和撫順管理所負責人前去看望。剛要上船，一個被釋人員喊了一聲：“管教所干部來了！”頓時船艙活躍起來，有的拋帽子，有的扔手絹，有的喊“中國共產黨萬歲！”“中日友誼萬歲！”不約而同地向他們圍過來握手言別，傾訴感激和留戀之情，並紛紛表示：絕不辜負管理所的耐心教導，保証實現在“學校”的諾言，一定要為和平事業、為中日友好而努力。

　　“興安丸”客輪一聲長鳴，徐徐駛離了天津港。他們坐在船艙想著“心中的故鄉”這個再生之地，有的擁抱著受贈的提琴，有的雙手捧著口琴，向著中國的方向奏起“東京—北京”“全世界人民心一條”。昔日的戰犯儼然變成中日友誼的使者。

　　“興安丸”的日籍船長感慨地說：“這樣的惜別真是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