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談社·中國的歷史》日文原書有12卷,其中“當代中國卷”和“中日關系史”兩卷,中文版未收。記者注意到,已譯成中文的10卷中,第10卷《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清末 中華民國》對中日關系有所涉及。在這一卷裡,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菊池秀明對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著墨很多。
1896年,甲午戰爭后,中國開始向日本派遣留學生。菊池秀明分析,日本被選為留學國家的最大理由是,中國為引進歐洲的學問、技術,而以日本的經驗為參考。此外,日本確立了立憲君主制,比起採用共和制的歐美各國,清政府更能夠放心地派送留學生。
有關數據顯示,起初中國隻有10幾名日本留學生,到了1905年增加到8000名,1906年則急劇增加到12000名。菊池秀明寫道,20世紀初的這批日本留學生中,包括不少以后中國的優秀人物。中國近代文學之父魯迅就是其中一名,變法運動的領導人梁啟超、革命派的孫文等人都曾在日本活動,“日本可以說是中國新時代的搖籃”。
與大多數史書有所不同,菊池秀明拿出了大量篇幅描寫魯迅。《藤野先生》、《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魯迅名篇,菊池秀明如數家珍。
在書中,菊池秀明指出,“了解日本和中國的歷史,從中學習,不拘泥於任何偏見和既成的觀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真實的中國——我們面臨著許多的課題要解決,而中國確實是一個充滿了魅力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