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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最滿意作品《四書》 稱寫作是命運的安排

2014年04月03日18:10    來源:深圳商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閻連科最滿意作品《四書》 稱寫作是命運的安排

  著名作家閻連科日前在復旦大學逸夫樓做了一個主題講演,內容是關於他本人和作品的爭議。雖然下著大雨,在網上通過抽獎獲得聽講券,從各個地方趕來的聽眾和復旦的同學們把報告廳擠得滿滿當當。

  “爭議最多”

  讓他很尷尬

  閻連科在演講中說,無論他走到哪裡,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總是被介紹成“在中國爭議最多的作家”。他說他情願被介紹成“中國最好的作家之一”。“‘爭議最多的作家’在國外可以看做是很高的榮譽,在中國卻非常尷尬。”在爭議最多的同時,他的作品也很難在國內出版,去年終於在國內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炸裂志》,無論市場銷量和讀者反應如何,這對他來說都是一個安慰。閻連科說,“這不是我的選擇,完全是命運的選擇,自然的選擇。”

  閻連科說,他的作品最早受到爭議是1994年的《夏日落》。《夏日落》的故事發生在某部對越自衛反擊戰結束后的一個英雄連,連長和指導員在戰場上同生共死,在他們浴血奮戰,並犧牲了許多戰友后,國際局勢發生了改變,越南和中國建交了。時移世易,追想戰場上的情景,兩人感覺發生了變化。

  閻連科說,他寫這麼一個簡單故事,其實只是要寫真正的人,而不是軍事經典裡面的英雄,“當兵也是為了吃飽肚子,為了生存,為了前程。所以我就寫了些非常真實的人和故事,我只是把英雄寫成了人,把戰士從戰場拉到了現實。”關於閻連科的爭論就是從這個小說開始的。

  《夏日落》開始了閻連科出版作品的坎坷之路,同時也是他的寫作轉折點。“這個轉折使我對文學有新的認識。文學講真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文學的真實不等於生活的真實,文學的真實不能違背人的內心的真實。”閻連科說。

  寫《受活》

  使他從軍人變成平民

  閻連科在軍隊26年,因為《受活》,使他從軍人變成平民,但這個時期給他打擊最大的恰恰是另外一部閻連科自己都不太喜歡的小說《為人民服務》。

  閻連科寫《為人民服務》完全是因為約稿,拖了很長時間,一定要給雜志社一個3萬字左右的小說。“2003年初,寫完《受活》我腦子一片空白的時候,為應付朋友約稿,從《堅硬如水》裡找了個素材擴展下來。但越寫越長,超過3萬字了,編輯說,隻留了3萬字的版面,現在隨便你寫了,我不要了。”那就是《為人民服務》,閻連科說,這部小說出來后,自己承受了很大壓力,也覺得對不起朋友和出版社、雜志社,“但因為這部小說,徹底被海外關注,這不是我可以選擇的。”

  從那以后,“讓我最尷尬的事情就是有讀者對我說,我喜歡你的小說,我看過你的《為人民服務》。我知道這麼說的是為了恭維我,你說我的小說好,去看《堅硬如水》,說我的《為人民服務》好,我會非常尷尬。但我到任何國家,大家都會談論《為人民服務》。”

  寫《丁庄夢》

  是為了“拍馬屁”

  閻連科一轉業進入北京作協就帶來麻煩,很過意不去。他要以“戴罪立功”的心態去寫一部主旋律的小說,那就是后來的《丁庄夢》,“我完全是以立功的心態去寫《丁庄夢》。因為我剛剛調到北京作協,想寫一個能給作協帶來榮譽的小說,是部計劃用來拍馬屁的小說。在我所有小說裡,沒有一部像《丁庄夢》 那樣寫得純潔、溫暖,我投入了很多的理解和愛。”小說后來出版,結果隻“出版”了三天。閻連科說,從這件事情上發現,“某些生活,別人都可以講,你閻連科不能講。其實我在村庄看到的死亡、疾病、冷漠遠更厲害,遠更荒誕。”

  《丁庄夢》這部小說,后來改成電影《最愛》。“我提出不要說是根據我的小說改編的,不要說我是編劇,把小說裡的名字都改掉。我放棄一切名譽是為了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能讓大家看到,最后大家還是知道這是根據《丁庄夢》改編的。”

  寫《四書》

  自認為最滿意的寫作

  到了50歲之后,閻連科完全沒有了約束,隻存在有沒有能力去寫的問題。“你忽然意識到,選擇那些不允許寫的東西,要放棄一切可能,包括出版的可能性。當你寫《四書》的時候,清楚地認識到,完全為自己寫作的時候,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能力去寫。”在這幾年的寫作中,《四書》是閻連科自認為最滿意的寫作,但目前隻有台灣麥田版。

  “所以,你全部的寫作,都不是你可以選擇的,都是命運的安排。你的爭論,也不是你可以選擇的。你能寫什麼,都從你生下來就決定的。比如你是農民你隻能寫這塊土地。”閻連科說,不要去抱怨寫作環境、政治環境,“在技術上,中國作家每個人都訓練有素,但是差哪裡?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能力,有沒有人格去寫。寫不出偉大作品,不是時代問題,是作家本人問題,我們常常用審美的名義掩蓋作家的責任和能力。”

  在演講結束時閻連科暗示,在完成《炸裂志》后的寫作之難是不去重復之難,他說,以現在56歲的年紀和體力,最多寫兩三部長篇小說,“每天都在家裡琢磨,就是寫不出東西。”他最焦慮的是,即便很早准備好的故事,仍然在延續以前的寫作慣性。這也確實如此,記者見閻連科在進入會場前摘去了戴在脖子上頸托,出了會場馬上又戴上了。(樓乘震 文/圖)

(責編:王鶴瑾、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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