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磨劍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面世

　　近日，精裝八開七巨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終於擺上了案頭，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懸著的心總算落下了。

　　過去的一年裡，每次去上海出差，隻要有時間，徐俊都會專程前往《集成》主編、復旦大學教授裘錫圭先生家裡一趟，在看望的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催稿。近年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等新發現的出土文獻都已陸續整理出版。1974年即已發掘完成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文獻，何時能集中完整公布？學界一直翹首以盼。

　　多年磨劍

　　《集成》責任編輯石玉保存著裘錫圭先生交付的手稿：一疊大八開的稿紙，第一頁就丹黃遍布，增、刪、改，改后再改，往后翻去，幾乎頁頁如此。

　　“裘先生每寫完一條校注，都會反復斟酌，一改再改，直至滿意為止。因為長期伏案工作，他的視力嚴重衰退，為了看清字跡，定制的書桌比一般的要高，還常常將稿紙墊高至與視線幾乎平行的位置，寫字時，眼睛都快要貼在稿紙上了。”徐俊這樣描述裘錫圭先生的工作情形。

　　20世紀70年代，馬王堆發掘完成后，裘錫圭就曾與唐蘭、張政烺、朱德熙、顧鐵符等老一輩學者一起，在北京沙灘紅樓（文物出版社舊址）進行馬王堆漢墓簡帛文獻的初次整理工作，臨沂銀雀山漢簡的整理也是在這時完成的。“裘錫圭出力最大，貢獻最大，水平最高。他不但做好分內的工作，分外的工作他也很關心。”這是已故歷史學家張政烺對他的評價。幾年后，整理小組解散，馬王堆漢墓簡帛文獻整理一度停滯。

　　40年過去了，當年還不到40歲的裘錫圭，已年近八旬，2008年《集成》編纂委員會成立，他不願做挂名主編，依然像年輕時一樣親力親為，不僅參與全書前言、凡例的起草，還親自承擔了《老子》甲本的釋文和注釋工作。

　　“為了趕稿子，裘先生獲得老伴的‘批准’，晚上也繼續工作。他跟我說過，他的眼睛是不能夠這樣超負荷使用的，但是為了跟上大家的步伐，隻能這樣干了。聽了這話，我很感動，也很不好受。”《集成》整理者之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記得，《集成》編寫期間曾召開的多次討論會、審稿會，裘錫圭都是全程參與，從來沒有因為年紀大而缺席或有一絲懈怠。

　　裘錫圭對工作的敬業、專業、嚴格，對團隊成員的影響頗深。“80后”助理研究員程少軒負責《刑德》《陰陽五行》等篇目的整理，這個領域涉及大量古代數術、天文歷法知識，內容晦澀，圖表眾多。“那段時間，有時在電腦前呆坐很長時間，什麼都寫不下去。夜裡常常驚醒，一個個碎帛片在眼前晃，難以入睡。”為了督促自己，程少軒把屏保設成“開機就做項目”，逼著自己看。最后，程少軒終於找到了整理這批材料的竅門。

　　切磋琢磨

　　整理繁難的馬王堆漢墓簡帛文獻，團隊裡每個人肩上的擔子都不輕。然而，研究人員在裘錫圭的帶領下，在完成各自任務的同時，還時常集體討論，一起認字、揣摩文意，提出修改意見。

　　“馬王堆帛書大部分是折疊放置在一個漆奩的格子內，因長時間擠壓水浸，邊角部分腐蝕粘連嚴重，出土后的帛書就像是一塊‘泥磚’。”《集成》整理者之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介紹，由於提取竹簡時的遺憾、揭裱移動和自然斷裂等原因，這些在地下沉睡了兩千年的帛書，出土后變得“千瘡百孔”，殘斷嚴重，有些小碎片比小指頭還小。整理帛書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要把這些碎片拼綴在一起。

　　在一次討論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陳劍仔細研讀了郭永秉整理的《春秋事語》圖版和釋文，幫助他新拼綴上一片碎片，還對一些釋讀進行了糾正、補充。幾個關鍵的殘字釋出之后，所涉內容與《左傳》《國語》等傳世文獻所記完全吻合。

　　“討論會結束回房，我根據陳老師的新釋，在帛書殘片裡又發現一片與此有關的碎片，而且能跟古書對上，便去敲門告訴他。沒想到，開門后他很得意地告訴我：‘我也又拼上了一片。’”郭永秉認為，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獻整理過程中這種良性競爭、激勵，是一個學術團隊能夠始終向上的重要保証，也成為年輕學者學術成長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環節。

　　“互相提意見時不論長幼尊卑，一切以學術為依歸。”劉釗說，就是在這種切磋琢磨中，整理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木人佔》篇為例，先前的整理者隻認出了30%左右的文字，經研究團隊的集體集中辨認，釋出率已達90%以上。

　　傳承學術精神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這是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的論斷。在裘錫圭看來，20世紀70年代以來馬王堆漢墓簡帛文獻等古代簡帛古籍的發現，也已經形成了一門新的學問。

　　過去，人們一般將《老子》中的“道可道，非常道”解釋為“可以講說的道，就不是永恆的道”，將“名可名，非常名”解釋為“可以叫出來的名，就不是永恆的名”。裘錫圭在馬王堆帛書整理的過程中，反復指出，今本《老子》第一章的“道可道”“名可名”兩句，馬王堆帛書本作“道可道也”“名可名也”，這說明不能像過去那樣理解，“道可道也”“名可名也”應該解釋為“道是可以言說的”“名是可以命名的”。

　　“我們聽過裘先生的意見后，都覺得很重要。后來，我檢索到，從唐代道士李榮、北宋司馬光到現代學者洪家義、周生春等，都提出過類似的或完全一樣的解讀。”郭永秉把相關情況告訴裘先生后，裘先生就請他將相關的解讀歷史進行梳理，寫成文章。

　　“在《集成》注釋中，裘先生就引用了我的那篇小文，對相關問題作了清楚的說明。”郭永秉說，裘先生對出土各本《老子》與傳世本的異同，反復思考，長期涵泳，對《老子》的不少文句解讀都有獨到的看法，很多體現在《集成》中。

　　由於長期浸水，粘連在一起的馬王堆帛書，字跡向上、向下或透過帛向上或向下沾染浸潤，產生了“倒印文”“反印文”“滲印文”等現象。“早期整理時雖然注意到了這些現象並認出了一些字，但是對這些現象在補足釋文上的運用還顯得很不夠。”劉釗說，《集成》不僅利用它們補出了很多從前殘缺或不易辨識的文字，而且在利用它們拼綴殘片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

　　隨著《集成》的出版，馬王堆漢墓簡帛圖版得以首次集中完整公布。《集成》釋文准確、校注嚴謹，部分帛書的整理取得突破性進展，如《五十二病方》新釋200余字，改釋100余字﹔《五行》改綴、調整圖片約8塊，改釋、新釋約112字……從唐蘭、張政烺、朱德熙到裘錫圭，從劉釗、陳劍到郭永秉、程少軒等一批年輕學者，在對歷史文獻不斷爬梳整理中，新人在成長，學術在進步，學術精神在傳承。

　　（本報記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