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祖父曹寅患瘧疾時曾向康熙討藥

　　□曾立平

　　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創意旅游紀念品“朕知道了”膠帶風靡一時，這幾個字是復制於康熙回復給大臣的密折中的真跡。你知道嗎，在該院收藏的那些清代密折中，就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發自南京的親筆，是直接遞到皇帝手裡的，內容也大多與南京息息相關。

　　給康熙的密折是專奏專聞，即時批復

　　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有一個《知道了：硃批奏折展》。“知道了”是皇帝批閱大臣奏折的常用語，“硃批奏折”是經皇帝親自用硃砂批閱的奏折原件。

　　據曾昭英文章介紹，從康熙開始，清朝就建立了“密折”制度。這是隻供皇帝一人專看的，比作為國家機密的軍機處檔案更為機密。正常折子交給通政司審閱后再呈交，特別長的，還會由大臣寫“貼黃”，即附黃紙，概括要點。而康熙的“密折”則是專奏專聞，不經過通政司，直接遞到皇帝手裡。折面上不寫奏者姓名，隻寫“南書房謹封”字樣。康熙即時批復，他一度右手有病，強用左手批復，毫不耽誤，一則防泄密，二則可以深入了解真相。

　　1924年溥儀出宮后，人們發現一個小木箱，內藏一批康熙朝的密折，主要是包括曹寅在內的三個江南織造上的奏折。這三人都是宮廷內務府旗人，全部親筆繕寫密折，短小精密，匯報內容由民情世風到雨水收成，不一而足。

　　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展出的硃批奏折時，筆者意外發現了幾份大約300年前由“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謹奏恭請聖安”的奏折，細看內容，也都是與南京這個昔日明都息息相關的。

　　詳報“明孝陵西北角塌陷”事件，以防“謠言流播”

　　在一份“江寧織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寫於康熙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708年7月12日）的“謹奏恭請聖安”的奏折中，他向康熙報告了兩件事，其中一件是關於明孝陵的：

　　“江寧洪武陵塚上西北角梧桐樹下，陷塌一窟口，面有伍尺余寸、深約貳丈余，下視如井。臣念洪武陵有御賜碑額，太監看守。因民間訛言塚已塌下，臣隨往勘驗，離地宮尚遠拾伍丈余，毫不相關。原系當先培填之土不堅，日久，值雨沖塌，水流寶城之外。當有地方該管官員，即命陵戶挑土填平。恐謠言流播，訛傳失實，有廑宸衷，合先奏聞。”

　　稱洪武陵而不稱明孝陵，是避諱“明”字。“民間訛言塚已塌下”事關重大，因此時離南明永歷帝1661年被吳三桂絞殺才47年，“反清復明”的暗流仍在民間涌動。離1681年剿滅吳三桂也才27年，人心是否安定也未可知。為此，康熙還曾專程謁洪武陵，立“治隆唐宋”碑，以籠絡人心。

　　更為嚴重的是，那一兩年江南地面不平靜，康熙在曹寅奏折上的硃批，也擔心“又聞盜案甚多”。曹寅在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1707年10月15日）的一份奏折中向康熙解釋說：“盜案原系浙江舊案，鼠竊狗偷之輩。當時匿家光福山中，轉攀拿獲，自知不免大戮，恐該衙門動刑痛苦，遂妄為大言，使問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時之累。緣巡撫遠出蘇城，又無老成之官，一時城柵過於嚴防，以致百姓驚慌。其實不過尋常盜案，並無連海結伙不軌之事。后恭聞皇上聖諭，責地方以不加查察盜案，凡臣民無不歡忭，以為天鑒如臨，明洞萬裡。目下各官知戒，小民俱安堵如常。理合一並具摺奏聞，伏乞聖鑒。”

　　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708年3月22日）奏折中又解釋說：“臣聞得四明山通福建，歷來盜賊之巢穴，此輩皆在別省行劫，歸藏山中，形跡幽秘，其來已久。以前未嘗不犯，問官隻問眼前現在之案，不株連根抵，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去年為百姓有買米下海之謠，又巡撫中軍分兵披甲拿人，致令上下紛擾，故問官詳據口供。令蒙皇上差各大臣嚴審，將來自可窮絕根窩，永無夜警。至於奸僧一念委給付之事，即如晌馬賊歃血拜盟一類，皆由於地方官員柔弱懶惰，誠如聖諭‘不勤不慎’所致。當此天下富強之時，大臣靜妥任事，小吏勤慎奉公，何務不辦。瑣細小事，動輒上聞，或借此掩飾，見其勤勞。或借此密奏，見其親近，亦未可定。安能逃皇上洞徹萬裡之明，終於自誤而已。所有百姓情形委細，未免字逾常格，臣謹具列奏聞。”

　　曹寅認為這件事本不大，只是鼠竊狗偷之輩，恐衙門動刑痛苦，妄為大言，使問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時之累。而地方官員辦事不力、虛張聲勢，造成百姓驚慌。而且他認為，瑣細小事，動輒上聞，或借此掩飾，見其勤勞﹔或借此密奏，見其親近。

　　盡管如此，有些客觀現實是回避不了的。這從曹寅附在康熙四十七年閏三月十二日（1708年5月2日）開?折內的“奏陳浙江審張廿一案由折”可見端倪。此案涉及的“朱三太子”，民間傳說是崇禎的三兒子，是“反清復明”的一面頗具號召力的旗幟。其實，早在南明弘光小朝廷就鬧過“太子”案，但那個“太子”不管真假，已經被降臣送給清軍，沒想到又冒出個“朱三太子”來。好在康熙已得到消息，他硃批道：“山東地方將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口哄（供）勢甚明白，但一念拿住方好。”不久，曹寅在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1708年6月4日）奏折中也奏報了“朱三太子”在魯獲解的消息。

　　由於以上這些種種不安定因素，故而曹寅聽到“洪武陵塚上陷塌一窟口”的消息后，不敢怠慢，立即“隨往勘驗”，並“恐謠言流播，訛傳失實，”使皇帝內心焦急，就將勘驗情況和處理結果及時向皇帝報告。康熙在奏折上硃批：“知道了，此事奏聞的是。爾再打聽，還有什麼閑話，寫折來奏。”

　　康熙的硃批肯定了曹寅的報告，並且要他繼續打聽，隨時上報，可見康熙對這件事也是相當重視的。至於“陵塚上西北角梧桐樹下，陷塌一窟口”是否“當先培填之土不堅”？還是另有“暗道機關”？這就要文物專家去考証了。

　　四個“萬囑”，體現多疑康熙對曹寅也有一片真心

　　由康熙與曹寅之間的密折可以看出，曹寅這個江寧織造還要執行一些直接來自康熙的特殊旨令。

　　康熙四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1709年10月1日），曹寅密折報熊賜履病故，康熙批：“知道了，再打聽用何醫藥？臨終曾有甚言語？兒子若何？爾還送些禮去才是。”曹寅復奏：“遺本系病中自作。聞其遺言，命墓江寧淳化鎮之地，不回湖廣。”康熙硃批：“聞得他家甚貧，是真否？”曹寅回奏：“湖廣原籍有住房一所，田不足百畝。江寧有大住房二所，田一百余畝。江、楚兩地房屋約值七八千兩。”康熙又批：“熊賜履遺本系改過的，他真稿可曾有無？打聽得實再奏。”

　　熊賜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是康熙朝一代重臣，理學家，時人常稱他“清廉剛介”。此前康熙和曹寅之間密折中就曾多次提到他。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1708年3月22日），曹寅在奏折中向康熙報告：“臣來時蒙聖諭令臣存問原大學士臣熊賜履，已於二月二十日往湖廣拜掃，俟其來時傳旨。”當年四月初一日（5月20日）的奏折中又說：“任大學士臣熊賜履，於本月初一日回江寧，即至臣處，跪請聖安。臣將前存問之旨宣訖，熊賜履望闕叩頭謝恩雲：‘臣惟有全家頂戴感激天恩。臣自湖廣來，一路太平無事。’隨即回家。”由此可見生前，康熙對熊賜履是禮敬有加的，誰知其身后康熙還有那麼多問號在等著他。

　　由此想到另一件值得一記的事。康熙五十一年七月（1712年8月），曹寅染上瘧疾，他讓李煦密折上奏，向康熙討藥。當時治瘧疾最好的藥是西洋進口的金雞納霜（奎寧），但即便以曹寅之富有，也難以搞到。

　　康熙立即批復：“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瀉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參，今得此病，亦是人參中來的。金雞納霜專治瘧疾，用二錢，末，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后或一錢，或八分，連吃二服，可以除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囑！萬囑！萬囑！萬囑！”

　　四個“萬囑”，從北京到揚州，康熙派快馬趕去，也算一片真心，雖然最終曹寅還是不治而亡，但這也算是一段佳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