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真實的“傳奇”勝過一萬種虛構

人民網廣州11月30日電（記者 賀林平）11月30日，中山大學90校慶期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來到中山大學，給師生們作了一場《我的小說的人物原型》，談到小說在刻畫人物時，真實存在的人物原型、動物原型和故事原型的強大力量，有時可能是很多虛構都無法比擬的。演講以事說理，幽默生動，不光富有啟示，更頗多趣味笑點。特此簡單整理。

最近電視劇《紅高粱》上映，故事由我的歷史小說改編而來，發生70多年前，為什麼還能吸引現在很多觀眾，我想主要還是劇中的人物，不論是主角、配角，都是性格鮮明，栩栩如生，能夠讓觀眾從他們聯想到我們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從他們的生活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從他們的命運聯想到自己的命運，從而使一部歷史劇與當下的生活產生密切的聯系。因為我小說中的很多人物，都是以我的故鄉真實存在過的，或者聽過其傳說的人物改編的，基本來自於人物原型的描述。

小說《紅高粱》中我著墨最多的首推“我奶奶”，由三個現實中的人物合成。“我奶奶”叫戴鳳蓮，我真實的奶奶也姓戴，勤勞善良的農村婦女，一輩子勤儉節約，心靈手巧。另一個原型是我堂姑，被許配給一富戶家有麻風病的兒子，40多歲就得了很嚴重的心臟病而去世了。還有一個原型是我的堂審，在不到20歲時丈夫就敗走台灣，守活寡直到80年代。雖然生活艱難，但是她一直非常堅強、坦然，我記憶中她的頭發永遠是梳得非常整齊，雖然沒有好衣服，也是洗得板板正正、干干淨淨的，幾十年來一直保持著生活的風度和尊嚴，確實讓我很敬佩。

還有一部小說《生死疲勞》，裡面“單干戶”藍臉的原型是我家長的一個50年代堅持不肯加入人民公社的農民，他是一個三代赤貧的貧農，真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壟。解放后分到幾畝地，因而倍加珍惜。當然我爺爺也是原型之一。他也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反對者﹔我爸爸相反，堅決擁護人民公社，就做我爺爺的工作，說現在人民公社是先進的，代表進步潮流。我爺爺就說，兩兄弟不分家，都不出生產力，更何況非親非故攏在一起的人，所以他就堅決不入社。最后談判的結果，我爸爸帶著家裡的土地牲口入了社，我爺爺就單干，我們哪裡土地多，他就去開荒地自己種。結果開了種了兩年就被公社沒收了﹔他很生氣，發牢騷，發完再去開﹔沒種兩年又被沒收。我爸爸就嘲笑他，說不給公社干活不給公社干活，結果公社有幾十畝地都是他開墾的。可見這樣的事有多荒誕。

《豐乳肥臀》中的人物“鳥兒韓”的原型，就是曾被抓到日本北海道做勞工的高密農民劉連仁型﹔《檀香刑》中的戲班班主孫炳，就是清末時期反抗德國人被抓，后被清政府處以酷刑的高密農民孫文……這樣一些人物，他們的命運本身就非常具有傳奇性，在我的小說裡都變成了素材。寫出來以后，這種原型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我用的很多名字都是我真實生活中的、鄰居的名字，為此還引起了很多叔叔大爺們的不滿。我原本是想獲得寫作時筆下的親切感、真實感，寫完之后再另起一個名字，沒想到小說寫完后換不了了，換上一個名字后完全對不上。例如《紅高粱》中民國時期的高密縣長曹夢九，后來在電視劇裡改名“朱豪三”。“朱豪三”我總感覺不如“曹夢九”響亮，因為這是歷史上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我一看到這個名字馬上就會聯想到關於這個人的一系列傳說，用了朱豪三，我的這種聯想就會被切斷。

很多人都有真實原型的，因為就是他們給我提供了靈感，使他們的存在讓我感覺到寫作的時候如魚得水，獲得一種非常真實的感受，放佛就站在我的面前。我想隻有作家獲得了這樣一種親切的，真實的感受，寫出來的人物才可能是有生命感的，才有可能具有鮮明的個性。

人物有原型，動物也有原型。例如小說中描寫的一頭牛，跟我放過的兩頭牛有關系。一頭性格暴烈，一頭體型健美但懶惰無比，隻要套上套索，馬上跪到地上，任憑你腳踢、鞭抽，點火燒大腿，死活不起來﹔套索一摘“騰”地就蹦起來了。后來沒辦法隻好把它賣掉，后來在高密的牲口集市上，每隔兩個月就看到這頭牛一次。別人一看長得這麼健壯就買回去，發現不干活又拉到集市上賣。后來這頭牛的職業就是不斷地被買、不斷地被賣、不斷地趕集。所以我想即便是動物也是有個性的。

故事也有原型，《紅高粱》中一次伏擊戰的故事原型，就是發生在我的家鄉6裡的小石橋上，現在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檀香刑的故事原型就是高密農民反抗德國列強的故事。我想，作家的很多想象和虛構，都不如原型自身的經歷更加的傳奇，更加的生動，更加有獨創性。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講了這麼多創作中瑣碎的事情，主要是想說一些感想：

一是無論多麼有才華的作家，都不可能脫離自己的生活來寫作，盡管作品可以寫得上天入地，可以寫得牛鬼蛇神，但就像一個人無法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土地一樣，作家也無法脫離自己熟悉的生活。我熟悉的生活是中國北方農村的生活，北方農村的人、北方農村的動物、北方農村的植物。你讓我寫一位南方的或者城市裡的人，我就感覺心裡沒底，非要寫也寫不好。我寫我家鄉的紅高粱，能寫得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但是我后來寫過一篇海南島紅樹林的小說，由於我不熟悉，盡管也去採訪過，也鑽到紅樹林裡實地考察過，但還是沒有親切的感受，覺得它跟我沒什麼關系。有一些有經驗的讀者提意見，說我的紅樹林寫著寫著就變成了高粱地。別人也問我為什麼寫的都是狗啊、牛啊、豬啊，沒有別的動物，我說因為我找不到別的動物的原型。小說中也寫過猴子，但因為不熟悉，寫了一兩萬字就匆匆結束了，但我寫豬的文字就有十幾萬字。我寫牛、寫豬得心應手，如果讓我寫袋鼠、寫熊貓，估計我也無法下筆，因為我隻有在動物園的籠子裡看到過。

第二，小說構成的因素很多，作家寫作的時候要錘煉語言，要設計結構，要編織故事，要刻畫人物，但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要圍繞著人物來寫。貼著人物寫是沈從文先生教他的學生汪增祺的一句很重要的話。寫人物的時候不要過多地考慮他的階級屬性，也不要給他貼上好人還是壞人的標簽，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都首先應該把他們當成人來寫，站在人的立場來寫，寫出好人的弱點，也要寫出壞人的尊嚴，這樣才能克服小說的地域性障礙，獲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証。至於我小說中的動物，除了描寫它們的外貌和性情特征之外，其他的方面跟寫人一樣，可以說小說中成功的動物形象，都有一個人的靈魂。

第三是作家要想持續不斷地寫作，就必須克服個人的好惡，與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越是你不喜歡的人，越有可能成為你小說中的原型。當然通過閱讀報紙、觀看電視也可以間接地接觸到人，但這樣的接觸總不如面對面的交流收獲更大。隻有這樣的經驗積累的越多，對人的認識才可能越全面、越深刻，寫作的時候才越有把握，寫出來的人物才越有真實感和生命力。

我曾經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實際上我是一個觀察人、研究人，包括觀察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人。隻有理解了別人才能理解自己﹔當然，也隻有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