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
《四十九日祭》海報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利·威塞爾曾說,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為了銘記歷史、不忘國殤,紀念12.13第一個國家公祭日,由著名導演張黎執導的熱血抗日大片《四十九日祭》將於12月1日登陸湖南衛視金鷹獨播劇場。本劇是電影《金陵十三釵》的電視劇版,其故事發生地點與拍攝地均在南京這座城市,因此,它的出現對南京城及南京觀眾有著別樣的意義。近日,揚子晚報記者採訪了此劇編劇兼原著小說《金陵十三釵》的作者——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揚子晚報記者 張漪
電視劇是什麼風格?
深層次解讀呈現
嚴歌苓在海外華人電影圈游弋了二十多年。如今,嚴歌苓的名字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內影視圈,尤其是在《梅蘭芳》、《金陵十三釵》、《歸來》等多部高水准電影大片的熱映之后,她的作品已經是許多國內大師級導演眼中的“富礦”。這一次,她再度“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親自編寫史詩大片《四十九日祭》,以審判形式清算日軍罪行,向世界展現這段中國國家記憶以及災難中的人性與情感。
談及《四十九日祭》的作品風格,嚴歌苓坦言,其有意挖掘普世主題,吸引世界目光,既沒有套用以往抗戰劇的殘酷搏殺,也沒有重復電影版“十三釵”的苦難敘事,而是秉持嚴肅的歷史觀,拒絕市場綁架,對歷史及人性做出更深層次的解讀與呈現。“不管是寫小說,還是創作劇本,隻要是自己的文字,我都會有種偏執,保持著內心的小清高,娛樂化、商業化根本改變不了我。”
有什麼新內容加入?
參閱了多本史書
作為一名知名作家,想要改編嚴歌苓作品或找她寫劇本的人很多,其選擇空間很大。但寫完電影版《金陵十三釵》后,為什麼她還要重寫這個戲?對此,嚴歌苓表示,“電影的長度和篇幅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完全把南京大屠殺六個星期前前后后的故事全部反映出來。我想盡量表達一個完整的前史與后史,希望能將手頭上掌握的歷史資料全部寫進去。對於一些‘原著黨’來說,電視劇的改編可能更接近小說的描述。另外,我覺得一個故事可以從很多角度來寫,不必拘泥於講故事的方式或形式。”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無法忘卻的一段歷史,重寫《四十九日祭》時,嚴歌苓參閱了大量的史料,過程中,她發現,“在創作這部電視劇之前,我很幸運地得到了好幾本史書。一本來自我的一位遠房親戚,在南京大屠殺時期,他是國民黨的一個衛生部軍官。原本,他打算帶著傷兵隊伍撤離南京,但最后來不及了,隻能躲在安全區。當時,他寫了一本日記,把每天看到的、聽到的都如實記錄了下來。這個是我無意間得到的寶貴歷史資料。還有就是當時安全區的國際委員,他寫了自己在中國五十年的經歷,其中就有很厚的一章是記錄南京大屠殺的,裡面包含了他自己內心的想法、所見所聞、與同事的談話等等。看完這些史料后,我又重新添加了很多細節在《四十九日祭》之中。比如,我把后人對南京大屠殺這個事件怎麼追尋、怎麼緬懷,特別是如何看待劇中幾位妓女的態度也放了進去。”
日本兵為何沒名字?
這是有意為之
無論是《小姨多鶴》、《鐵梨花》,還是《陸犯焉識》,女性視角一直是嚴歌苓作品的一大特色。在《金陵十三釵》中她又是用怎樣的女性視角看待戰爭的呢?對此,嚴歌苓表示,“我挺擅長這種寫法的,用個人史和國家大歷史交融起來寫女性人物。像《四十九日祭》也是遵從了原著的敘事角度,以一個小姑娘的角度來講述戰爭的殘酷以及人性的美丑。而且,女性是戰爭當中最柔弱的生命,她不僅忍受一個民族對另外一個民族的欺負,她的肉體還要變成犧牲品,放在了戰爭的祭壇上。我覺得,這是所有女性在戰爭中感到最恐怖的事情。可以說,女性是戰爭的終極犧牲者,又是戰爭的第一撫恤者,在沒水沒糧的絕境中,她能為我們的士兵帶來一絲溫情。”盡管嚴歌苓小說多數關心人性和命運這兩大主題,但是在《四十九日祭》中她卻鮮少正面寫一個日本人,他們很多甚至沒有名字。對此,嚴歌苓表示,這是她有意為之。“我要突出的是這些女人的行為,教堂裡面發生的事件,還有日本兵把女人逼到最后地步,她們會採取什麼樣的回擊。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日本人沒有必要著太多的筆墨正面寫,他們那個時刻只是侵略軍,受害者不可能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在此浩劫中犧牲的人來說,他們也絕不會在死之前對日本兵說:‘請問你叫什麼?’”
為什麼寫南京大屠殺?
為了記住這段歷史
關於重筆書寫南京大屠殺的題材,嚴歌苓表示,“以文學作品或紀實文學作品來寫南京大屠殺那場浩劫,其實也是要讓日本民族必須承認我們有這段歷史。”不論是《金陵十三釵》原著,還是電影,抑或是電視劇《四十九日祭》,這個故事最精彩的地方,皆在於如何展現“孤島”環境中人性的輕重對抗。
對此,嚴歌苓表示,“戰爭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對肉體的摧殘、民族尊嚴的侮辱,而是生死抉擇面前,任何身份、階級都將無效。所以,我把女學生們對妓女的世俗成見和仇恨,放在一個小空間裡,讓她們徹底爆發。比如,當趙玉墨這些秦淮河頭牌走進教堂的時候,孟書娟這群女學生便感到十分羞愧、不甘、厭惡,甚至用惡毒的語言揭開窯姐的身份低賤感,以保護她們之間的區別。當然,孟書娟對趙玉墨的‘仇恨’,此時尚未銘刻上‘商女不知亡國恨’這樣宏大的時代印記。這只是一些懵懂的片段,和來源於世俗社會的認識。不過,戰爭把這兩個女性群體的貴賤之分抹去了,這是個很難接受的殘酷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