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談《四十九日祭》：日本兵無名是有意為之

　　嚴歌苓

　　《四十九日祭》海報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利·威塞爾曾說，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為了銘記歷史、不忘國殤，紀念12.13第一個國家公祭日，由著名導演張黎執導的熱血抗日大片《四十九日祭》將於12月1日登陸湖南衛視金鷹獨播劇場。本劇是電影《金陵十三釵》的電視劇版，其故事發生地點與拍攝地均在南京這座城市，因此，它的出現對南京城及南京觀眾有著別樣的意義。近日，揚子晚報記者採訪了此劇編劇兼原著小說《金陵十三釵》的作者——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揚子晚報記者 張漪

　　電視劇是什麼風格？

　　深層次解讀呈現

　　嚴歌苓在海外華人電影圈游弋了二十多年。如今，嚴歌苓的名字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內影視圈，尤其是在《梅蘭芳》、《金陵十三釵》、《歸來》等多部高水准電影大片的熱映之后，她的作品已經是許多國內大師級導演眼中的“富礦”。這一次，她再度“翻手為蒼涼，覆手為繁華”，親自編寫史詩大片《四十九日祭》，以審判形式清算日軍罪行，向世界展現這段中國國家記憶以及災難中的人性與情感。

　　談及《四十九日祭》的作品風格，嚴歌苓坦言，其有意挖掘普世主題，吸引世界目光，既沒有套用以往抗戰劇的殘酷搏殺，也沒有重復電影版“十三釵”的苦難敘事，而是秉持嚴肅的歷史觀，拒絕市場綁架，對歷史及人性做出更深層次的解讀與呈現。“不管是寫小說，還是創作劇本，隻要是自己的文字，我都會有種偏執，保持著內心的小清高，娛樂化、商業化根本改變不了我。”

　　有什麼新內容加入？

　　參閱了多本史書

　　作為一名知名作家，想要改編嚴歌苓作品或找她寫劇本的人很多，其選擇空間很大。但寫完電影版《金陵十三釵》后，為什麼她還要重寫這個戲？對此，嚴歌苓表示，“電影的長度和篇幅受到很多限制，不能完全把南京大屠殺六個星期前前后后的故事全部反映出來。我想盡量表達一個完整的前史與后史，希望能將手頭上掌握的歷史資料全部寫進去。對於一些‘原著黨’來說，電視劇的改編可能更接近小說的描述。另外，我覺得一個故事可以從很多角度來寫，不必拘泥於講故事的方式或形式。”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無法忘卻的一段歷史，重寫《四十九日祭》時，嚴歌苓參閱了大量的史料，過程中，她發現，“在創作這部電視劇之前，我很幸運地得到了好幾本史書。一本來自我的一位遠房親戚，在南京大屠殺時期，他是國民黨的一個衛生部軍官。原本，他打算帶著傷兵隊伍撤離南京，但最后來不及了，隻能躲在安全區。當時，他寫了一本日記，把每天看到的、聽到的都如實記錄了下來。這個是我無意間得到的寶貴歷史資料。還有就是當時安全區的國際委員，他寫了自己在中國五十年的經歷，其中就有很厚的一章是記錄南京大屠殺的，裡面包含了他自己內心的想法、所見所聞、與同事的談話等等。看完這些史料后，我又重新添加了很多細節在《四十九日祭》之中。比如，我把后人對南京大屠殺這個事件怎麼追尋、怎麼緬懷，特別是如何看待劇中幾位妓女的態度也放了進去。”

　　日本兵為何沒名字？

　　這是有意為之

　　無論是《小姨多鶴》、《鐵梨花》，還是《陸犯焉識》，女性視角一直是嚴歌苓作品的一大特色。在《金陵十三釵》中她又是用怎樣的女性視角看待戰爭的呢？對此，嚴歌苓表示，“我挺擅長這種寫法的，用個人史和國家大歷史交融起來寫女性人物。像《四十九日祭》也是遵從了原著的敘事角度，以一個小姑娘的角度來講述戰爭的殘酷以及人性的美丑。而且，女性是戰爭當中最柔弱的生命，她不僅忍受一個民族對另外一個民族的欺負，她的肉體還要變成犧牲品，放在了戰爭的祭壇上。我覺得，這是所有女性在戰爭中感到最恐怖的事情。可以說，女性是戰爭的終極犧牲者，又是戰爭的第一撫恤者，在沒水沒糧的絕境中，她能為我們的士兵帶來一絲溫情。”盡管嚴歌苓小說多數關心人性和命運這兩大主題，但是在《四十九日祭》中她卻鮮少正面寫一個日本人，他們很多甚至沒有名字。對此，嚴歌苓表示，這是她有意為之。“我要突出的是這些女人的行為，教堂裡面發生的事件，還有日本兵把女人逼到最后地步，她們會採取什麼樣的回擊。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日本人沒有必要著太多的筆墨正面寫，他們那個時刻只是侵略軍，受害者不可能知道他們的名字。對於在此浩劫中犧牲的人來說，他們也絕不會在死之前對日本兵說：‘請問你叫什麼？’”

　　為什麼寫南京大屠殺？

　　為了記住這段歷史

　　關於重筆書寫南京大屠殺的題材，嚴歌苓表示，“以文學作品或紀實文學作品來寫南京大屠殺那場浩劫，其實也是要讓日本民族必須承認我們有這段歷史。”不論是《金陵十三釵》原著，還是電影，抑或是電視劇《四十九日祭》，這個故事最精彩的地方，皆在於如何展現“孤島”環境中人性的輕重對抗。

　　對此，嚴歌苓表示，“戰爭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對肉體的摧殘、民族尊嚴的侮辱，而是生死抉擇面前，任何身份、階級都將無效。所以，我把女學生們對妓女的世俗成見和仇恨，放在一個小空間裡，讓她們徹底爆發。比如，當趙玉墨這些秦淮河頭牌走進教堂的時候，孟書娟這群女學生便感到十分羞愧、不甘、厭惡，甚至用惡毒的語言揭開窯姐的身份低賤感，以保護她們之間的區別。當然，孟書娟對趙玉墨的‘仇恨’，此時尚未銘刻上‘商女不知亡國恨’這樣宏大的時代印記。這只是一些懵懂的片段，和來源於世俗社會的認識。不過，戰爭把這兩個女性群體的貴賤之分抹去了，這是個很難接受的殘酷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