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瓦爾達：在瞬間裡探討永恆

《阿涅斯·瓦爾達的海灘》（阿涅斯·瓦爾達作品）

　　1957年，作為中國政府邀請團的成員之一，被稱作“新浪潮電影之母”的阿涅斯·瓦爾達第一次來到中國﹔55年后，回顧其一生的藝術展在北京舉行。這位“拾穗者”以其攝影與電影，以及裝置藝術，捕捉著她眼中生活瞬間中的永恆。

　　——編 者

　　出生於1928年的法國女導演阿涅斯·瓦爾達至今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精力，從攝影到電影再到裝置藝術，她樂此不疲地在不同的領域奔波，頂著六十年如一日的娃娃頭，在世界各地捕捉有關愛情、生死和記憶的靈感瞬間。她是歷史最心悅誠服的敬仰者，也是視覺藝術最虔誠的實踐者。在時間和空間交錯而成的屏障中，她駐足凝視，又匆匆啟程，行止之間，一不留神，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

　　1955年，受福克納小說《野棕櫚》啟發，“對電影一無所知”的阿涅斯·瓦爾達拿起攝影機，在法國南部一個名叫塞特的小漁村拍出了她的第一部短片《短角情事》。黑白影像在雙線敘事的結構下緩緩展開，一面是男女的情感危機，一面是漁村的風情和波折。瓦爾達的鏡頭飽含深情的凝視，有關情感的部分帶著女性特有的細膩和私密，關於村庄的部分則散發著紀錄片般的現實主義情懷。這部形式感極強的電影已清晰地展現出她日后的創作軌跡：一邊是向內探索情緒的生成，一邊是向外把腳踩進社會的土壤。《短角情事》並未在商業上取得成功，電影在結構上的創新卻成為“新浪潮”電影的開山之作。

　　她找到了自己的創作路徑。在預算並不充裕的情況下，拍攝於1962年的《5至7時的克萊奧》可謂曠世之作。在這部電影裡，阿涅斯·瓦爾達訴說了她對“恐懼”的思考。女主人公克萊奧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精致的妝容下隱藏著深深的憂慮。這位金發碧眼的美人正在慢慢觸碰自己的崩潰邊緣：癌症死神在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中投下慘淡的光線，未知的審判即將來臨，庸碌間的個體卻無力左右自己的命運。女性主義視角讓《5至7時的克萊奧》散發著雜糅的氣息，伴隨著主人公城市漫游的步伐，電影抽絲剝繭地訴說其內心微妙的變化。當耽溺於自我欣賞的她終於鼓起勇氣摘下墨鏡和假發，以真實的面貌出現在城市中，並仔細觀察他人的時候，這一女性肖像也終於彰顯出更深層的時代意義：公園裡遇見的年輕士兵從遙遠的阿爾及利亞戰場歸來，重新開拔迫在眉睫，他心緒難平。直到電影最后的這段相遇，阿涅斯才將苦心和盤托出。女性面對疾病的恐懼只是一個溫柔的隱喻，上世紀60年代帶給西方社會的激蕩才是她最終要表達的弦外之音。

　　恐懼的思考和女性主題，是阿涅斯·瓦爾達電影中持續奏鳴的雙聲部：《幸福》中對於家庭生活的道德拷問，在妻子的死亡后淡化為浪漫的愛情邏輯﹔《一個唱，一個不唱》則是有關女權的激進宣言，吉普賽人般遷徙的吟游者們構成那個年代最動人的女性影像之一﹔到了1985年，《天涯淪落女》中，流浪女再次成為她鏡頭的主角。她對於底層的關注延續至今，通過城市拾荒男女探討消費主義的紀錄片《拾穗者》便是最好的証明。歷史縱深感和藝術包容性在這部影片中相遇，她自詡是“影像的拾荒人”，將觸角涉及當代生活的各個角落，直面拾荒者群體，打撈撿拾支離破碎的故事，再為其染上綿密的色彩，好似當代油畫，充滿詩意的真實質感。

　　1962年對阿涅斯·瓦爾達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不僅僅因為《5至7時的克萊奧》的誕生，更因為在那一年她嫁給了同為導演的雅克·德米，從而開始了綿延不絕的愛情故事。他們形影不離地工作，為片場為對方拍下最動人的肖像，抑或是結伴旅行，從巴黎的左岸到洛杉磯的濱海。1990年雅克·德米病逝，阿涅斯·瓦爾達拍攝了《南特的雅克·德米》，為離去的丈夫寫下動人的情書。她重新回到丈夫童年的故鄉，在那裡，幼年的雅克·德米曾躲在閣樓上，在自制的簡易小劇院裡完成藝術的啟蒙。

　　2000年以后，阿涅斯·瓦爾達在裝置藝術領域找到新的靈感。自傳性質的《海灘上的阿涅斯》嘗試在電影中植入裝置，在這份“送給自己80歲的大禮”中融入荒誕和戲謔。年歲漸長，這位祖母級的人物卻越發顯露出自己的童心未泯，一會兒把自己扮成土豆出現在威尼斯雙年展上，一會兒跑到雪地裡用榔頭砸碎精美的古典石膏像。她告別了電影，卻又不舍眼前的人事匆匆溜走，於是她拿起手中的小數碼，重新上路，帶著郊游般的心情東南西北地跑個不停。即便已經拄著拐杖，她仍舊像1957年初次來到中國時那樣，好奇地品嘗著感官的沖擊，探尋異國充滿魅力的日常生活，為社會狀態的多樣性著迷，試圖理解那些或微笑或慍怒的陌生人。

　　2001年的某一天，裡斯本落雨不止，阿涅斯·瓦爾達坐上一輛黃色的出租車，透過朦朧的車窗觀察著好似油畫般暈染開來的街景，她想起亨利·卡迪爾—布列鬆“決定性瞬間”，也想起了自己鐘愛一生的藝術主題——行動與停滯、電影與攝影、瞬間與永久。

　　《 人民日報 》（ 2014年12月11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