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陷時期的燕大:成國中之國 曾推不進城運動(圖)

　　燕京大學校景

　　◎袁一丹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

　　1937至1945年處於淪陷狀態下的北平，並非密不透風的鐵屋子，而更接近於張愛玲小說中描寫的封鎖狀態——“叮鈴鈴”的搖鈴聲，連綴成一條虛線，切斷了時間與空間。在淪陷北平的都市風景中，面對日常生活裡實存或想象的危險，可以找到各種性質的避難所，其周邊甚至還有一些相對自由的“孤島”。

　　抗戰勝利后，燕大學生自治會編印的《燕大三年》追述學校淪陷時期的境況，稱被政府丟棄在淪陷區的大批青年不甘心忍受“奴化教育”，又來不及撤退到大后方，唯一的希望就是“走向燕京”。在重重監視下，頗遭日偽嫉視的燕京大學成為一座孤島。當時還是學生的林燾在《浮生散憶》中亦用“孤島”來形容淪陷時期的燕大。北大、清華南遷后，燕大成為淪陷區青年最向往的高等學府，入學競爭相當激烈。

　　“孤島”這個概念，標示出抗戰時期燕京大學在北平乃至整個華北文教界的特殊位置。類似於上海的租界，在戰爭的非常狀態下，教會大學成為“國中之國”，或都市邊緣的“飛地”。要維持“孤島”的相對自由，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做出何種程度的妥協？需要哪些形而上及形而下的條件，如信仰支撐、政治庇護、資金來源，才能保証其道義上的清白？

　　壹

　　星條旗下

　　在20世紀20年代聲勢浩大的反宗教運動中，教會學校被視為准租借地，因其遭逢戰亂便挂起洋旗，“儼然成為北京之東交民巷”。

　　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回憶，在北平淪陷的危急關頭，燕大第一次升起美國國旗，其作為最先在教育部立案的教會大學，過去隻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或燕大的三角校旗。

　　盡管急於保証美國教職員及中國同事的安全，並非美國大使館的所有成員都贊成燕大懸挂星條旗，因為嚴格說來，燕大畢竟是在中國政府注冊的機構。

　　1937年7月29日，北平城內傳來二十九軍退出平津的消息，日機飛走后，一輛來自美國大使館的小汽車停在貝公樓后面，專程送來一面美國國旗。“當燦爛的美國國旗在空中飄揚﹔太陽旗已遍遮燕京外面的世界了。”

　　從7月29日二十九軍撤退，到8月8日日軍進城，這十天的空當，北平城內雖暫且無事，位於西郊的海澱卻因為西苑駐軍提前上演了“易幟”的鬧劇。西郊西苑、海澱附近的居民，已被迫挂出用半隻面粉口袋畫一個紅圈的旗子，甚至到了不得不頭頂著“太陽旗”出門的境地。

　　7月30日，住在西郊燕園左近的鄧之誠在日記中寫道：“陰，氣象愁慘。”這裡的“愁慘”，與其指陰沉的天氣，不如說是由“易幟”而感到的亡國氣象：“晨，聞日軍自熱河來者，已來西苑，高懸旭日旗。西柵闌營門有日兵二十名，海澱零星日兵甚眾，向商家‘公平’交易”，“各商皆懸日本國旗，一家如此，各家效之，往來皆手執一小旗（后知首先懸日旗者巡警也），西區署長亦手執一尺許日本旗。日兵過者顧而哂之。”8月2日日機轟炸南口，駐扎在西苑的日軍被調往清河迎戰，然竟日未聞炮聲，“海澱之人以為日軍皆去矣，急下所懸日旗，后知不然，又復張挂（當下旗時，亦有未下者，自以為老成也）。愚民可哂如此。”

　　鄧之誠的議論直指人心，卻多少忽略了他自身得以反抗“易幟”的客觀環境，即其任教的燕京大學對讀書人提供的政治庇護。一篇化名為“燕京人”所作的《流亡記》，描述了1937年8月3日其坐洋車從西直門出城后一路上的見聞：路旁溝內有許多被雨水淹沒的死尸，警察署空無一人，屋旁添了幾座新墳和未掩埋的棺材。“到了海甸，看見家家都懸日旗，多是紙做的，上涂一大紅點就算了。到此才真真覺得是做了亡國奴。” 8月7日俞平伯乘車出西直門往清華園，見“西郊平靜如常，偶然少數日兵。海澱街遍懸日本旗，小學懸之，廟亦懸之。其從簡者則以素紙涂一紅圓。燕京大學校友門之南有日哨兵檢查，略詢視即放行”。

　　1937年8月，燕大英文系教授包貴思(Grace M. Boynton)在一封信中描述了盧溝橋事變后校園周邊的緊張空氣。為避開突如其來的空襲，她睡在自家花園裡，不時被遠近的槍聲驚醒。海澱警察與日本人雇佣的“便衣人”間有一場持久戰，但暫時還沒有干擾到包教授的花園世界。學生們像平日一樣出現在課堂上，校車按時往返於北平城與西郊之間，足以令她忘掉耳邊的槍炮聲。從鄰居的收音機裡，包貴思第一次聽說盧溝橋事件，盧溝橋在北平城的西南面，而燕大在西北側。7月10日她進城去看牙醫，發現城門半開著，有一扇用沙包加固，傳說談判很成功，但夜間傳來更激烈的開火聲。海澱警察已表示對“便衣人”無能為力，開始組織市民治安委員會。為保護西苑，每個商店都得提供一個勞力去挖戰壕，面臨食物短缺的危險。7月15日晚，司徒校務長轉達美國使館的建議，要求所有外國人尤其是女士們撤離燕大進城避難。

　　事變發生時，正在燕園養病的馮沅君，以紀事詩的形式記錄下淪陷初期看似平靜甚至異常喧囂的校園生活，尤其是在謠言與事實的拉鋸下燕大人的心理起伏。1937年秋，燕大頂住外間的傳言與壓力照常開課。為了在非常時期維持常態的校園生活，唯恐青年人激於忠憤而有出軌的舉動，校方解散了學生會，嚴格控制種種集會，規定刊物均須事先送交“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核准﹔又擔心校園生活過於沉悶，便不遺余力地提倡課外活動，每晚在男生體育館組織師生扑克會，“燈火煌煌，人語雜沓，常至午夜始散”。此外出租兩匹馴馬，供學生馳騁逍遙，連年逾六十的司徒雷登也來助興。馮沅君戲諷道：“日落秋郊試馬回，象棋六簿又開催。誰言冀北無春色？曷向勺園領略來。”

　　1937年11月《燕京新聞》上發布“學生生活條例”，規定社團組織“以無政治目的的活動為限”。秋季開學后，除了院系間的比賽、聯歡，以國劇社最為活躍，吸納了不少有舞台經驗的新會員，預備於彌賽亞歌詠會前舉行公演，挑選的劇目如六月雪、奇冤報、打漁殺家等。公演前數日，國劇社在未名湖上的島亭彩排，鼓樂之聲，聞於遐邇，馮沅君感嘆：“連天蕭鼓日喧喧，不數國仇不數恩。華屋猶春人似海，夜深觀演竇娥冤。”每年聖誕節前，燕大的宗教團體照例組織彌賽亞歌詠會，淪陷后亦未停輟，以救濟貧民的名義在北京飯店舉行。聽眾大都為“北平豪家及歐美人士”，歌者多盛裝，外著黑衣，如牧師之長袍，“廣廳中燈光照耀如白晝，溫暖如暮春”，置身其間真不知人間何世也。然而華燈高館外的景象卻是“塞北江南羽檄馳，寇師已迫蔣山陲”。

　　貳

　　風流雲散

　　馮沅君的紀事詩與注之間往往形成某種張力：注釋就事論事，平鋪敘，不摻雜個人的感慨、議論﹔而紀事詩的結構方式，則跳出燕園這個安穩的小世界，引入“塞北江南”的戰爭場景，與校園內外的歌舞升平形成極大的反差，褒貶之意寓乎其間。

　　如第八首描寫聖誕節的狂歡氛圍：“金爵翠盤縱以橫，燕園何處不歌聲！可憐聖誕狂歡裡，萬姓椎心哭歷城。”自注雲，燕大向來重視聖誕節，1937年的慶祝活動盛況空前。節前十數日，學校當局就通知教職員多備茶點、游藝招待學生。自24日至26日三夜，教職員住宅區如燕東園、燕南園、朗潤園、蔚秀園各處，家家華燈、錦裀、醴酒、香茗，如接待貴賓。凡是燕大學生，無論認識與否，入門皆殷勤款待，學生中有一夕之間出入六七家者。25日夜，更有人結隊繞校園高歌，歡笑達旦。

　　這種走街串巷的慶祝方式，緣於燕大特別的師生關系，完全是“非教室”的，嚴格執行所謂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演繹這種師生關系最精彩的地方，當屬教職員的客廳。據燕大人自己描述，“那綠蔭掩映之下，家園處處，門鈴可按，雞狗不驚，早教你如置身於武陵源中。若乃玻璃之門既啟，主人延你入drawing之room，沙發可坐，地氈無聲”。這種場合下，既不是為求知而來，不如暫時舍棄書蠹的酸氣，享受非課堂的權利，這是燕園作為歐美背景的教會大學獨有的雅集風尚。

　　陸侃如夫婦住在天和廠一號，聖誕節當晚馮沅君備制了燈謎，任人猜忖，中者有獎。然而學生們到底是為湊熱鬧而來，誰願在那裡絞盡腦汁呢？主人隻好捧出一盤蔻蔻糖來饗客。師生雅集上的茶食，雖只是象征性的點綴，卻分為中西兩派，中式以鄧之誠的廣東燒賣為代表，至於西點則家家都有老手的廚子。淪陷后隨著物價脫軌的飛漲，雅集上的點心也一年不如一年。

　　1938年初，陸侃如應雲南大學之聘南下，辭去燕大國文學系主任一職，夫人馮沅君自然隨行。七七事變后人心渙散，兼任講師如錢穆、聞一多、王了一，助教沈國華、陳夢家均避亂他去，國文學系的陣容本就七零八落，系主任陸侃如走后，更是潰不成軍，教授隻剩下郭紹虞、容庚、劉盼遂、董璠四位，講師則僅有顧隨留平。國學方面的課程，設有文字形義學、甲骨鐘鼎文、訓詁學，文學方面則靠文學史、詩史、批評史、散曲選、新文藝習作支撐門戶。無奈之下隻好抬出文學院院長梅貽寶暫代系務，並承前校長吳雷川、老校友冰心仗義“出山”，又從城裡請來王西征主講新文藝，才勉強壓住陣腳。

　　到下學期，院長梅貽寶也卸任南下，國文學系轉由郭紹虞負責。郭氏試圖積極改進，計劃國故與作文並重，應全校各學系的一致要求，在習作中偏重文言文的訓練，使學生出校門后得以應付社會的實際需要。新文學出身的郭紹虞，既不願舊文學有抬頭之日，但也不得不承認過渡時期白話文反不如文言文適於一般人的需要。“新文藝的功過”成為淪陷初期燕大國文學系自我調整的問題點。

　　馮沅君南下后接到燕大友人的來信，得知事變后被日軍佔據的頤和園重新對外開放，燕大師生群往游泳，於騎馬、打扑克外，又添了一種游藝。1938年夏間，學校當局專門成立“暑期生活輔導委員會”，留校同學上完晨課后，便可成群結隊地騎車到頤和園去，在昆明湖裡與魚蝦為伍，這種外人享受不到的權利是校方特別交涉的結果。這批留校同學大部分成了頤和園的長期“游”客，龍王廟一帶每日都可找到六七十位燕園人士在水中興波作浪。司徒校長不但騎術精湛，游泳的水平也相當了得，能從頤和園的石舫到龍王廟打個來回。

　　燕大師生游頤和園，享有大洋二角的優惠，1941年開春以后，此種優待券供不應求，其中不乏同學為城內親友代購的。頤和園方面不得不宣布優待券在春假期間無效，最后由校方出面，才協商出通融的辦法，讓游園的師生持証買券，限購一張。這場優待券惹出的風波，反映出燕大與戰時不甚協調的校園氛圍，同時折射出淪陷北平的生活常態。脫離淪陷區的馮沅君不禁擔心這“十裡昆明水”洗淨“青年敵愾心”。

　　三

　　不進城運動

　　以司徒雷登為首的校方極力營造出一種與世隔絕的氛圍，以驅散戰時籠罩在燕園上空的陰雲。相對於城內的輔仁大學，位於西郊、在星條旗保護下的燕大，不僅要維持與遠在重慶的抗日中國的關系，還不得不與身邊的日偽周旋，處理好與淪陷北平的距離。

　　20世紀30年代燕園與北平城之間靠一條石子路連接，宗璞《南渡記》這樣描寫淪陷前夕的沿途風光：出西直門經過路旁一些低矮的民房便是田野，青紗帳初起，遠望綠色一片，西山在熾熱的陽光下太過分明，幾乎又消失在陽光中。除了馬車、人力車、教授的小汽車，燕大師生主要靠校車往返於城郊間。據承包校車的車行負責人交代，1937年七七事變后的秋季學期，城郊校車平日隻能賣出十數元，周末亦不過五六十元，較淪陷前損失了近60%的收入，不得不減少班次。但進入第二年春季學期，乘坐校車往返於城郊的人數驟增，原定的時刻表不能滿足師生的需求，於是有人建議恢復晚間9時自城返校的班車，因受制於城門開閉的時間而作罷。至1939年9月，燕大自備的三輛校車，雖每次能載一百五十人之多，已不敷應用，每逢周末便擁擠不堪，甚至出現Lady First的風氣。燕大人進出北平城，盡管有搭乘班車的便利，仍需隨身攜帶總務處配備的教職員或學生証，以免在西直門遭遇軍警盤查。

　　1938年11月燕大“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推行“周末不進城運動”，因城內各界人士反映同學進城不務正業，多為看電影而來。此乃舊話重提，之前學生中間也曾一度發起過類似運動，不見成效。淪陷時期燕大進城人數逐年遞增，從生源籍貫上找原因，以1938年的統計數據為例，各省中河北籍所佔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一，寓居平津兩市的在四百人以上，周末返城也在情理之中﹔若從風氣上追究，燕大人對物質生活相對講求，其一貫的作派不免為外間視作生活在皇宮式建筑內的少年小姐。

　　為抑制同學進城的熱望，校方的對策是調查學生興趣所在，盡量在周末增加課外活動，如京劇、讀書會、有聲電影、運動競賽、野外旅行等，並建議師生雅集的時間最好安排在周末。國文學系教授郭紹虞、王西征、容庚及研究院院長陸志韋便響應不進城運動的號召，周末在臨湖軒舉行燈謎大會，吸引學生留在燕園。

　　倡導“無事不進城”，意在養成一種校園風氣，不可強求，與燕大推行的其他運動有別。“不進城”隱含的政治姿態，是盡量減少或切斷與淪陷北平的聯系，自我邊緣化，不與現實政治發生交涉。這種對現實社會的消極抵抗，有助於強化燕大作為“孤島”的印象。“不進城”既然是以“運動”的方式推行，則非單個人的態度、選擇。作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不進城”曾是易代之際遺民慣用的行為模式，既然無法改變易代這一事實，隻好以消極的否定來暗示自己的政治立場，用這種自我誓約表示與世俗生活的決裂，不承認侵略者。當“不進城”的口號被挪用到與士大夫傳統相對隔膜的燕京大學，成為校方主導的、自上而下有組織的集體行為，不管實際效果如何，至少呈現出作為“孤島”的教會大學與淪陷北平之間的緊張關系。

　　用燕大校長司徒雷登的說法，無論何時何地，大學教育應具備兩種特性：其一，作為從事學術研究的“淨地”，應不受時局的侵擾，不受偏見與宣傳的影響，可以自由進行教學工作，於知識的探求與應用外，別無目的﹔其二，大學應與其所在的社會、國家發生密切的關系，自視為外在環境中不容割棄的一部分，並從環境中汲取新的材料、動力，以應付國家的需要，包括危機時刻的特別需要。這兩種特性並不沖突，因為大學在國族延續中的特殊功用及對社會所能履行之義務，是以保持自身的絕對自由與清白為前提，但絕非以與世隔絕的方式，保持其自由與清白。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校訓，在淪陷下可顛倒為“因自由得真理以服務”。

　　本版供圖/袁一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