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侄子:二戰時戴高樂家族代表"不屈服的法國"

　　2015年5月18日，法國巴黎，戴高樂的侄子貝爾納·戴高樂。

　　1944年8月，戴高樂在巴黎凱旋門前與抵抗組織領導人交談。 資料圖片

　　人物小傳

　　夏爾·戴高樂（1890-1970）

　　法國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創建者。1890年出生於法國裡爾，1912年畢業於聖西爾陸軍學校，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被俘。二戰爆發后，創建並領導自由法國政府（法蘭西民族委員會）抗擊德國的侵略﹔在戰后成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並擔任第一任共和國總統。

　　貝爾納·戴高樂

　　法國前總統戴高樂的侄子，出生於1923年，92歲。曾參與二戰，為“自由法國”運動抵抗組織成員，抗擊德國侵略。二戰結束后，從事科學儀器研究。后曾擔任中法委員會主席，致力於促進中法友好。

　　紀念館

　　巴黎的公寓裡，貝爾納展示了叔叔戴高樂留給他的著作——《法國和她的軍隊》。這本書內頁紙張已經泛黃。戴高樂1936年完成這本書的寫作，1938年印刷第一版。他贈給貝爾納的是1945年版。在這本書裡，戴高樂追溯法國軍隊的歷史，描繪了法國的英雄人物，也記敘法國曾取得的勝利和遭受的失敗。貝爾納說，這是叔叔戴高樂留給他的記憶之一。

　　砰∼

　　貝爾納·戴高樂開啟了一瓶葡萄酒。

　　幾天前他去市集，看到瓶身上“裡沃薩爾特”的標識，毫不猶豫出手買下——二戰時，他在這個法國南部盛產葡萄酒的小鎮待過一段時間。

　　貝爾納買酒，也是尋找一段回憶。那時他正年輕，是法國抵抗組織的一員，為躲避法國維希政府和德軍的追捕，終日穿梭在邊境的密林河谷一帶。

　　抵抗組織最開始一批成員，是1940年從敦刻爾克撤退的200多名法國步兵、炮兵。當年7月時，已經有7000多人自願拿起武器為“自由法國”而戰了。

　　貝爾納的叔叔夏爾·戴高樂，法國前總統，就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

　　92歲的貝爾納如今獨自居住在巴黎市中心的一棟白色小樓裡，陪伴他的是妻子少女時的美麗畫像，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紀念品，甚至包括一幅寫有宋詞的中國畫。

　　他滿頭銀發，穿著灰黃色毛線編織的柔軟馬甲，搭配來自芬蘭的銀搭扣，古朴又優雅，面龐和年邁時的戴高樂極其相似。

　　75年后，貝爾納為自己斟上一杯葡萄酒，紀念叔叔戴高樂，也紀念逝去的戰時歲月。

　　“這就是戰爭”

　　戰爭令貝爾納認識到人性的復雜性

　　5月18日上午，在貝爾納·戴高樂的公寓裡，我們請他講述戰爭中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他皺起眉，接著是一段長時間的沉默。相比起一些老兵樂於講述當年的戰斗歲月，貝爾納起初並不願談及相關細節，直到我們第二次拜訪，這個故事才有了輪廓。

　　1940年，炮火已經在歐洲的土地上洶涌，17歲的貝爾納在格勒諾貝爾一所大學的法律系就讀。

　　這是一座群山環抱的小城，作家司湯達就曾在《一個旅行者的回憶錄》裡對故鄉格勒諾貝爾有這樣的描述：“在這座小城，駐足每條街的盡頭，你都能看見山峰。”

　　貝爾納至今對這些山峰印象深刻，在這樣的環境裡，他和40多名同學一齊坐在課堂裡，聆聽老師加萊的法律課。

　　貝爾納的印象裡，加萊是一位聰敏、博學的年輕人。對方思維活躍，卻又堅持己見。這位老師有獨特的“信仰”——支持希特勒。

　　貝爾納對此感受復雜：一面，加萊是他的老師，值得尊敬，另一面，他無法理解，對方為什麼會支持法國的敵人。

　　后來，法國已被德國佔領，貝爾納離開法國，前往瑞士。

　　當時，他的叔叔戴高樂通過英國廣播公司發表了著名的6·18講話，表明了絕不投降於德國的決心，“我是戴高樂……無論發生什麼事，法國抵抗的烈火不能熄滅，也決不會熄滅。”

　　戴高樂家族因此被通緝，貝爾納一旦身份被揭穿，很有可能被德軍逮捕。

　　邊境上的小火車擁擠不堪，貝爾納奮力擠進車廂后，他幾乎停止了呼吸——他看見了加萊老師，就在車廂另一頭。

　　“害怕，非常害怕，怕他把我交給德軍。”貝爾納現在還記得當時的感受，像被人扼住喉嚨。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貝爾納與加萊相互凝視，都露出異常驚訝的表情。

　　貝爾納決定先聲奪人，他叫了一聲：“加萊老師！好久不見，我是約翰。”

　　他看見加萊的面部逐漸變得柔和，配合他：“你好，約翰。”隨后，他們分道揚鑣，走向不同車廂。

　　“他不是敵人，他只是分裂派。”5月18日，坐在巴黎的公寓裡，貝爾納用法語說，其中也交織著一些英文單詞，“老師對學生的感情戰勝了他的信仰，我感激他。”

　　他記得當時和加萊告別后沒多久，就看到一些身著德軍軍服的士兵在列車旁匆匆走過。

　　1941年6月，他終於趕到阿爾及利亞和叔叔戴高樂會合，對方告訴他：“你知道嗎，就在幾天前，你的老師在學校走廊裡被學生暗殺了。”

　　也是從這一刻起，貝爾納意識到人性的復雜。“這就是戰爭。”他發出嘆息，“並不是非黑即白，很多東西交織在一起，比如國家，個人感情和信仰。”

　　“你可以走了”

　　4年離別后，戴高樂隻和侄子交談了3分鐘，貝爾納認為這就是戴高樂主義，沒有叔侄，隻有將軍和士兵

　　戰爭對貝爾納還意味著“不再能過正常的生活。”在此之前，他是16歲的普通少年，醉心於青春期男孩關注的一切。

　　這與我們採訪的另一名英國老兵鮑勃·加法的感覺相似。鮑勃曾跟女兒回憶說，從踏上戰爭前線的第一刻開始，他們的青春就已經結束了。

　　叔叔戴高樂的青春結束在1912年，那時他22歲，被派到著名的第33步兵團任少尉，參與一戰。4年后法對德凡爾登戰役中，戴高樂受傷被俘，囚禁在德國南部地區的戰俘營。

　　當時被俘的法國人有40多萬，很多人暗自慶幸能借此遠離戰爭和硝煙，戴高樂卻不願聽從命運的擺布，他竭盡所能逃亡，五次被抓獲。直到1919年戰爭結束，他重獲自由。

　　二戰爆發后，戴高樂為躲避追捕，即將前往英國，侄子貝爾納也被燃起參戰的熱情，要求與戴高樂同去，卻遭到拒絕。“你還太小，應該留在法國。”

　　此后的1940年6月29日，200多名步兵、炮兵向戴高樂將軍報到，從敦刻爾克撤退的這些人，投入到“自由法國”運動。這年6月底時，法國海軍中將米塞利埃也來到倫敦，支持戴高樂將軍。

　　7月，已經有7000多人志願拿起武器為“自由法國”而戰，他們來自四面八方，有的從法國繞道西班牙逃到英國，有的從北非經直布羅陀海峽投奔而來。貝爾納成為其中一員，開始他的革命生涯。

　　“那時我想參戰，像所有法國人一樣，出於對國家的愛。”貝爾納說。

　　叔侄重逢在1941年，在異鄉，他們相處了整整一個月，討論了不少關於戰爭的細節，但貝爾納卻沒有寫進回憶錄裡。他說，這是他最寶貴的記憶。“保持一些神秘很重要。”

　　在貝爾納的印象裡，叔叔是一位“完美模范”。在很多需要抉擇的重要時刻，他第一個想去征求意見的人，就是戴高樂。

　　結婚前，他帶著未婚妻去見了叔叔。“如果他不同意，我是不會結婚的。”貝爾納回憶說。

　　但這位叔叔，卻沒有回敬給他任何一次優待。

　　二戰期間，貝爾納已經是一名中士，駐守在一個小村庄裡。

　　一天中午，部隊司令告訴他，戴高樂已到達附近城市。貝爾納被准了兩個鐘頭的假，可以趕到市中心和叔叔見面。

　　幾天沒洗澡、軍服沾滿泥土，貝爾納找軍營借了一輛同樣臟兮兮的吉普車，直接開到市政府。

　　這距離他們叔侄上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4年，但僅僅聊了3分鐘，戴高樂就要離開，並告知他：“你可以走了，返回你的軍營。”

　　一位軍官叫住愣在原地的貝爾納，非得留他吃晚飯。當晚，他坐在一長溜飯桌的最后一個位子上，卻被戴高樂發現了，生氣質問道：“誰讓你來吃飯的？你可以走了！”

　　這是貝爾納理解的戴高樂主義，沒有特權，沒有叔叔與侄子，隻有將軍和他的士兵。

　　“戰爭中的普通人會怎樣？”

　　戰爭中的很多事情，超出了貝爾納的想象，也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控制

　　貝爾納公寓的一角，挂著一幅風景畫：阿爾卑斯山山間點綴著白雪，近處是一片草色。

　　貝爾納告訴我們，1940年時，他獨自一人，穿著笨重的登山鞋，就在畫裡的山丘間跋涉，希望能偷渡到西班牙后再與叔叔戴高樂會合。

　　這是參戰初期，他目標明確，躊躇滿志，還使用之前學習的德語，冒險和遇到的德國士兵搭訕，請他們將自己帶到要去的車站。

　　但貝爾納用“迷失”這個詞語來指代后來戰爭裡發生的一切。很多事情，超出了他的想象，也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控制。

　　1945年，二戰末尾，勝負已定，貝爾納跟隨法國部隊進入德國的黑森林駐扎。

　　部分普通德國市民為躲避戰亂，將自己的孩子藏在茂密的樹叢裡。

　　貝爾納說，他現在還能想起那些德國孩子被法國士兵發現時的眼神，驚恐又無助。

　　這讓他內心不安。他向叔叔描述這種感覺，叔侄二人願望一致：這樣的戰爭，不要再發生第二次。

　　再后來，貝爾納與300多名法國士兵一起入駐德國柏林。二戰結束后，《波茨坦公告》簽訂前夕，他的印象裡，2000多名英國士兵，5000美國士兵，數不清的蘇聯人，以及300名法國士兵，一起象征性地去佔領柏林。

　　貝爾納記得，那時軍營裡活躍著一名英國女記者，她會說幾國語言，卻總愛和法國士兵們混在一起，嬉笑玩鬧，原因是她更喜歡這裡法國廚子制作的美食。

　　一個普通的上午，女記者來到柏林貝爾納駐扎的營地，帶著一種震驚又不知所措的神情。

　　“你們知道嗎，美國向日本投了一顆原子彈。”她的聲音帶著顫抖。

　　這讓貝爾納渾身戰栗。和另外300多名法國士兵一樣，貝爾納隻知道，最近美國可能會有大動作，但普通士兵們對計劃的時間和內容一概不知。

　　“原子彈意味著殺傷力有多強？它的輻射會波及全球嗎？戰爭裡的普通人會怎樣？”他記得當時有許多疑問，卻得不到解答。

　　這也讓貝爾納對日本這個國家產生一種復雜的情緒。他一度想知道這裡為什麼會成為二戰的源頭之一。

　　幾年前，貝爾納的孫子要去日本，走前他叮囑說：“你一定要去日本皇宮走一圈，聞一下那裡的味道。那裡才是日本的盡頭。”

　　“你應該去中國”

　　1964年，法國與中國正式建交，貝爾納受戴高樂任命來到北京，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接見

　　二戰結束后，戴高樂在他的《希望回憶錄》裡寫道：“我駕駛著這艘小船穿過了洶涌的波濤。在此之后，我想終於可以在平靜的海面上行駛一段時間了。”

　　貝爾納的平靜生活也開始了。

　　戴高樂並不願他成為一個政治家。在他年紀還小時，叔叔就告誡他，要遠離國家政治。

　　他開始從事科學儀器研究，並成為法國測量、監控、調節及自動化設備出口委員會委員。

　　擔任法國總統的叔叔戴高樂曾對貝爾納說，“你應該去中國，看看那裡發生的每件事，也記住你的每一樣感受，這些都會留作經驗。”

　　1964年，法國與中國正式建交，貝爾納受戴高樂任命來到北京，毛澤東和當時其他領導人一同接見了他。

　　他對當時中國的三位領導人印象深刻。毛澤東告訴他，自己剛在三周前橫渡了長江。“這意味著他（毛澤東）精神不錯。”貝爾納說。周恩來留給他的感覺則是精力充沛。至於鄧小平，“我從未想過，這個矮個子會成為未來中國的第一號人物。”貝爾納感慨。

　　談起這場半世紀前的見面，他說當年十分謹慎，還向毛澤東詢問：“我能把我們的談話報告給戴高樂將軍嗎？”毛回答說：“這就是我讓你來的原因。”

　　採訪的最后，貝爾納為我們展示了他曾孫的照片。這是一個生活在中國的混血寶寶。貝爾納的大兒子已經在上海定居，而他的孫子，與一名中國女孩結婚了。

　　我們問他，戴高樂家族在戰爭時的法國扮演什麼角色，和現在有什麼不同。

　　他笑著回答說，二戰時，戴高樂家族代表著“不屈服的法國”，這是“過去”﹔至於現在，榮譽都散去，他的“未來”，子孫們，都在中國。

　　A16-17版採寫/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金煜 法國巴黎報道

　　攝影/新京報記者 薛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