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我的阅读经历【2】

二、关于散文的阅读

读散文少不了古典散文，这类似现在搞流行音乐的人，也少不了要知道一点古典音乐。对我影响最大的古文家有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轼、范仲淹等。对一般人来说，只要不搞专业，用不着去找他们的原著，古籍浩如烟海，又艰涩难懂，是读不过来的。好在中国文学有个好传统，一代代精选前作，把最优秀的挑出来，只读这些就够了。关键是精读，最好能背，取其精，得其神。我的古文阅读分三个层次。一是最基本的，课堂上的学习。中学时我是语文课代表，书中的每一篇古文都是熟背过的，并且要帮老师考同学背书。二是扩充阅读。读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综合选本。最有名的是《古文观止》，但那毕竟是古人编写，离我们还是远了一点。我用得最顺手的本子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历代散文选》共选了150篇，基本上囊括了历代名文，注释浅近易懂编者之一的芦获，后来一度是毛泽东的古文陪读，最近才去世。它成了我的工具书，平时放在案头，下乡采访时背在包里，早晨起来背诵一篇，那时我已过40岁了。三是选更精一点的普及本，经常查阅、体味。如前面提到的《中华活页文选》，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出的一套古典文学普及丛书，每本只有几毛钱。如《宋代散文》2角8分，现在插在我的书架上，还没有退役。从司马迁到韩愈、柳宗元、范仲淹一路而下到清与民国之交，梁启超是一座高峰。梁继承了中华古文中阳刚的一脉，并将雄壮的文风带入了民国。你看他的《少年中国说》，讲少年与老年的不同，连用14个排比，那气势真如长江黄河顺流而下，摧枯拉朽，为古文标上了一个强烈的休止符。下面该民国和新中国的文章家登场了。

中国古代散文家还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和政治结合，除少数专业作家外，好的文章家都是政治家、思想家。我把这个阅读成果编成一本书《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2012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多次重印。十篇文章都要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它当时提出了一个思想，并且现在还使用；二是文中的词汇或句子是首创，并进入汉语辞典、语典，现在也还在使用。这个标准是很苛刻的，就是说无论思想还是语言，必须是独家首创，虽过了千百年仍有生命力。这就是经典，可以做范本。这十篇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林觉民的《与妻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文章的脊梁骨。这些文章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不知多少改朝换代、人事兴替、血流成河、硝烟战火、经验教训才凝成一篇文章。“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篇能载入史册的名文背后是几代人的心血。

古典散文中除司马迁、唐宋八大家这两个高峰外，还有一头一尾。一是汉赋，一是明清笔记小品。

汉赋，离我们远了一点，词汇可能生僻些。但它从诗歌中脱胎出来，有诗的气质、韵味，语言极度豪华。学习炼字造句不可不看，但也不必去写，毕竟时代不同了。我常看的一个本子是《历代赋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我把赋的意境运用到散文中，主要是取它一唱三叹，流连往复的效果。其中枚乘的《七发》较为有名，这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引用它有关。我写《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时，说到瞿秋白“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就是从《七发》中“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而化来的。

明清笔记小品的长处是比唐宋古文有了平易而精致的叙述，在叙述中抒情，说理。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景中有事，事中有情。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在讲故事中说理。他的《狐友幻形》讲，一文人有一个隐身的狐狸朋友，会变成各种人，变老、变小、变男、变女，有朋友聚会时就变来为大家助兴，但只闻声不见形。众人就说，为什么不拿出你的真形。狐说：“天下之大，谁也不肯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为什么要强求我一人现真形呢？”说罢，大笑而去。辛辣、幽默、深刻。与司马迁、唐宋八大家正襟危坐，洪钟大吕式的文章相比，又是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明清散文我还特别喜欢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这是一本笔记体散文。因是叙述自己的生活际遇，作者原也不准备发表，所以十分真实感人。文字清新流畅，简洁明亮。我是1983年左右看到这本书的，一看即爱不释手，深深地为作者高超的文字功力所折服。读这本书不是汲取什么思想，主要是学语言。比如，他写与自己妻子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只八个字：“颔之以首，笑之以目”，一个淑女形象跃然纸上。本书最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983年版，后来不少社又争相出版，有白话本、插图本等各种版本。我到处给人推荐，大约买了六七本送人。它实在是我国散文发展到古代社会末期的又一变格，又一个新的高峰。杨绛老先生还仿其格写了一本《干校六记》，可见它在学人心中的地位。

正如古典诗词对我写作的帮助是意境，古典散文对我的帮助是气势。文章是要讲势的，所谓文势。“文势”是中国古典写作理论中珍贵的遗产，这一点现代散文比较弱。苏东坡讲“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毛泽东说：“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古文中的好文章大多有气势。往往一开头就泰山盖顶，雷霆万钧，先声夺人。我上中学时，语文课上老师讲的一段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韩愈每写一文时，总要重读一遍司马迁的文章，为得是借太史公的一口气。到后来我也开始作文时深切感到要从经典借气，为文时经常要重读名文，或者曾背过的经典文章会不自觉地跑出来助势。如《红毛线，蓝毛线》的开头：“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的开头：“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就是借的《十思疏》、《过秦论》这类文章的势。其实不只是文章讲势，长篇小说的开头也讲势，中国四部古典中《三国演义》的开头最有势：“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外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都是“文章五诀”中的“理”字诀开头。我在《二死其身的彭德怀》中有一大段叙述：“彭德怀行伍出身，自平江起义，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抗美，与死神擦边更是千回百次。井冈山失守，‘石子要过刀，茅草要过火’，未死；长征始发，彭殿后，血染湘江，八万红军，死伤五万，未死；抗日，鬼子扫荡，围八路军总部，付参谋长左权牺牲，彭奋力突围，未死；转战陕北，彭身为一线指挥，以两万兵敌胡宗南28万，几临险境，未死；朝鲜战争，敌机空袭，大火呑噬志愿军指挥部，参谋毛岸英等遇难，彭未死。”是借自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而入选中学课本的《晋祠》则有《小石潭记》的影子。这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势发力。

阅读现代散文，我是从读报刊文章入手的。我上初中时，家里订有一份《人民日报》，大人看正版，我看副刊。那时报上的名家有秦牧、杨朔、刘白羽、方纪、魏巍等。当时《人民日报》开了“笔谈散文”栏目，一直到现在还流行的“形散神不散”就是那时提出来的。但我一直觉得这个观点是个伪命题，是自搭台子自唱戏，抓住一个“散”字自以为很妙，就衍伸开来做文章。其实散文相对于韵文当然是散的，莫非还要去做“新八股”？而“神”则从来也没有人说可以散。后来我在山西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订各省的报纸，我就每天把副刊扫一遍，阅读量很大。报刊文章的特点是与时代贴近，你不会陷入古籍或自我沉醉，陷入迂腐；缺点是水平不齐，一般来说浮浅的较多，多少天，才眼睛一亮遇到一篇好文章。但这正可训练你的鉴别能力。时间长了自然也会打捞到一些好东西。如我数十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读的《笑谈真理又何妨》，还有一篇小品，以推磨磨面，喻人才的使用“只要心中正，何愁眼下迟。得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至今仍历历在目。对报刊的阅读随时代的发展又增加了网络阅读，更加快捷，信息也更多。如十八大前，我们对内官僚腐败对外示弱，舆论很不满，我在网上看到普京对内低调对日强硬的几条新闻，随即写成短文《普京行走在空旷的大街上》（《人民日报》2013年7月18日），还有在网上看到某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竟是一首6000字的五言长诗。正值春节，大年初一无事，便写了一篇《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发《人民日报》2015年2月28日）瞬间即点读数十万次，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阅读空间。其实阅读与写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因果关系，你阅读了别人的东西，又转化为作品服务他人。阅读是面，写作是点；阅读是吃进草，写作是挤出奶。在报刊、网络上的阅读是撒大网，如羊在草原上吃草，大面积地吃，夏牧场不够吃又转到冬牧场吃，一般草场约十亩地才能养活一只羊。我就是一头阅读散养的羊。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散文出现了一个高峰。从中学到参加工作，这一段时间一直读的是“革命散文”，虽也有艺术性好一点的但总不脱解说政治的套子。直到“文革”结束，我读到了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现代散文选》，比较集中地读到了30年代鲁迅、朱自清、徐志摩的作品，让我知道了文学，特别是散文第一要“真”，要有真情实感。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并不是必须担负说教任务，审美才是它的本行。朱自清的瑞士游记，“瑞士的湖水一例是淡蓝的，真平得像镜子一样。太阳照着的时候，那水在微风里摇晃着，宛然是西方小姑娘的眼。”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这岸边的草坪又是我的宠爱，在清朝，在傍晚，我常去这天然的织锦上坐地，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湿软。”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并永远不忘。他们对情和景的解读方式几近完美，这对读了多少年“革命”散文的我无异于一种文学回归，是我的“文艺复兴”。30年代代散文中还有一篇对我影响很大的是三十年代散文家夏丐尊翻译的一篇散文《月夜的美感》。这篇文章是我读陈望道先生所著的《修辞学发凡》时读到的，他在书中作为例文使用。我却如获至宝，作为范文研读。（可惜1980年再版的《陈望道文集》中此篇已被换掉），这是一篇少见的推理散文，而且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写法的文字。我特别写了一篇推荐文章给《名作欣赏》杂志。文章发出后有热心的同好者来信告知作者是日本作家高山樗牛。而且陈版所引文字不全，还缺另外五个小节。《名作欣赏》杂志又将全文补齐重发了一遍。这实是一段文学佳话。中、日文的表达方式肯定有所不同，这篇散文的文字魅力应该得力于夏丐尊的翻译，但文中独创的推理表达则是日本作家的发明。作者好像决心不让你先去感觉，而是让你来理解月色的美，在理解中再慢慢地加深感受。一般文人最不敢使用的逻辑思维方式，倒成了作者最得心应手的武器。我们平时说月色的美丽，一般总脱不了朦胧、温柔、恬淡等意。这里，作者再不想再唱这个很烂的调子了，而是像做一道证明题一样来推论为什么会这样温柔、朦胧、恬淡。你看他的步骤：先证明月色的青，再证明青在色彩上力量的弱，于是便有“柔”感，生平和、慰藉之效；青的光不鲜明，于是有神秘、无限之感；便若有若无，这就是朦胧、飘渺之美。这种用推理、用逻辑思维来写风景真是太大胆了。我后来入选中学课本的《夏感》，还有刻在黄果树景区的《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散文，都是得力于这个启示。

从此我开始了山水散文写作，追求清新、纯美的风格。现代散文，我认为最好的是朱自清。朱之前我很崇拜杨朔，他的许多篇章都背过，但后来就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模式。我小学时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的第一本散文集是秦牧的《艺海拾贝》，他的《社稷坛抒情》，还有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都是几千字的长文，也都曾背过。1988年，我把长期阅读散文的体会编辑出版了《古文选评》、《现代散文赏析》，与《新诗56首点评》合为一套“学文必背丛书”。这是强调读而后背的，广读精背，这是一个笨办法。

有阅读就有思考。作品是思想和艺术的载体，读多了就会分出好坏、深浅，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在对大量古今散文作品阅读后，我思考了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散文的真实？第一，散文是表现一个真实的“我”必须是真人、真事、真情。不是小说，不能随心所欲编故事。第二，散文有它独立的美学价值，不能注解政治，套政治之壳。虽然由于那个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一切艺术，文学、绘画、音乐等都曾背过政治的包袱，但散文在这方面陷得更深一些。关于散文的文艺批评尽管有许多眼花缭乱的理论，却很少触及这两个最普通的大白话式的原理，或者是碍着名家的面子，不愿去说。如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明明是小说，长期以来被当成样板散文编入课本，收入各种选本。杨朔的散文影响更大，被收入大学、中学课本，不管写景、写人都要贴上政治标签，几成一个写作定式。1982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前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第一次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十多年后，在中国作协为我组织的作品研讨会上，作协副主席冯牧老先生说：“真实是散文的生命。这次看梁衡同志的这本书，有文章专谈这个问题，我们不谋而合。”“他在散文理论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就是最早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这种缺点不光是杨朔一个人有，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为了验证我自己的这种理论，我1982年创作了《晋祠》，并于当年入选中学课本。

二、怎样突破平庸。无庸讳言，我们平常在报刊上见到的作品，平庸的占多数。这是一个社会现实。某次，一位文学编辑对我说：“我终年伏案看稿，就像被埋在垃圾堆中，心情十分压抑。”改革开放以来，散文在跳出庸俗地服务政治之后，又胆怯地回避政治，大散文不多。也正如冯牧先生说的：“我不喜欢一些‘心灵探险式’的散文。杯水波澜，针眼窥天，无病呻吟。这些散文不关心现实，只关心自己的情趣。这不应该是我们散文写作发展的总体趋势。”1998年7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以这一年为转折，我的散文写作由山水题材转入政治散文。以1996年发表《觅渡，觅渡，渡何处》为转折，这篇文章也入选了中学课本。

三、什么是散文的美，怎样做到美？我提出散文的“三层五诀”论。“三层”是描写叙述的美、抒情的美与哲理的美，即形美、情美、理美；“五诀”是形、事、情、理、典，五种表现手法。这是一个长期阅读思考的过程。1988年发表《散文美的三个层次》，2001年7月，在鲁迅文学院讲《文章五诀》，2003年发于《人民日报》。我用这个理论分析了大量散文名篇，2009年7月在中央“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例进行讲解，随后出版了《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散文领域我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思考散文理论；一方面是创作实践。我的散文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山水散文，以《晋祠》为代表；后期是政治散文或称人物散文（其实仍是政治人物较多），以《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何处》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