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石长子忆父母早年艰苦生活:渴了饮冷水 腹泻食大蒜【2】

1964年，爸爸妈妈经过中央党校的学习后，调到中联部工作。在北京安顿下来后，他们就把当时10岁的我和9岁的大妹妹小凌接到北京。弟弟小东、妹妹小溪暂留南京。

我们在南京读的是十年一贯制的“实验班”，转学自然就想转到也是十年制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异地转学还是要经过考试的，我考五年级，妹妹考三年级。考试那天，妈妈带着我和小凌乘公共汽车去位于西单手帕胡同的实验二小。我们在南京活动范围小，出门大多步行，有时坐三轮车，很少乘坐汽车，一路上妹妹还晕车恶心。我们心里有点紧张，毕竟是初次到北京这个“大地方”来。记得当时学校正放暑假，学校为我们打开了一间教室当作考场。妹妹机灵，在晕车、精神紧张的情况下，一会儿就把题作完，提前交卷了。我比较费劲，有些数学课程根本没学过。妈妈和妹妹在外面等了很久，学校的老师在一旁安慰妈妈。好在考试通过了。

学是转成了，学习上碰到的问题还真不少。十年一贯制的五年级，就是小学的毕业班。五年级的课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的，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南京上学时不觉得吃力，各门成绩都不错，到北京可就完全不同了。数学比南京深了一大截，代数、几何都没学过。语文也难，古文、诗词都是新的课程，我的作文写作还停留在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上。最差的是外语，南京根本没开这门课，而北京的同学从四年级开始，英语已经学了整整一年。

我们当时普通话都讲不利落，南腔北调的被同学们笑话。游泳一点都不会，而北京的同学有不少都考到了“深水合格证”。功课就更不必说了，上英语课就像听天书，课程越落越多。老师们也试图帮我补课，但班上好几十人，她们哪里忙得过来？

我只有依靠妈妈的帮助了。她白天上班，晚饭以后一点一点帮我补习功课。数学、语文样样要补，还要教我学英文，妈妈是我第一个英文老师。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成了我的专业，成了我安身立命的看家本事，我后来的英语水平当然超过了妈妈，但是倘若没有她的“第一课”，一切都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