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作家揭秘李白生世 曾因殺人在寺廟住兩年[圖]【3】

　　偉大在於結合底層聲音

　　張大春表示，“現在圍繞李白有很多爭議。過去這幾年，台灣特別流行一個說法：李白是中亞的吉爾吉斯人，所以台灣有一段時間推出了‘李白故鄉觀光行程’，一團又一團的人到了吉爾吉斯——一個原本不大會有人去的地方。”他說，“我覺得不得不先說明一下，李白至少他的父系應該是漢人，而且他的母系究竟是不是西域人，或者是不是流落到西域的漢人，這也有很大的爭議，我也不做爭辯。總之我想強調的是，他大概是在西元705年舉家從順義城經由安息督護府來到現在的四川，當時就是蜀地。”

　　他告訴記者，李白十七八歲血氣方剛時，可能因殺過人而在一個廟裡住過一到兩年，這件事情很可疑，我們隻能推導李白的父親對這個寺廟有相當程度的資助，跟寺廟裡某些重要的和尚也有私人金錢往來——這個情況在當時非常普遍。

　　“李白25歲出川，我的一個推測是：他不是為了考試而讀書的，因為他是商人的兒子，在當時他沒有資格參加任何一種形式的科考，因為商人是賤人，比農人還要低。”

　　他認為，“李白留下非常多的好詩，但也有肉麻的詩，甚至吹牛拍馬的詩，但是我們還是認為他是偉大的詩人，原因何在？因為他調和了民間語言，調和了流行的旋律和聲腔，並且從最草根的歌樓酒館的妓女、樂師、歌者這些人提供給的音樂刺激下，他恢弘了整個唐詩的格局，否則唐詩大概永遠只是考試格律詩陳腐無比的作品。 而成就李白偉大的那些音樂、歌者、樂師全部消失了。我們在李白的詩裡面不應該看到李白只是一個天才而已，而是一個天才如何結合當時最底層的人留下的最自然天真的聲音。”

　　《大唐李白》通過梳理李白留下的詩作及其萍蹤游歷，解開其身世之謎、發掘其盛名之下的真實自我，作者窮盡正史、傳奇、筆記乃至佛經契券等種種文本，帶出唐朝政治、經濟、地理以及文化等各個面向的知識，對典章制度、社會組織、物用行止等進行了精妙地闡釋﹔字裡行間又處處融匯了自己對於詩的理解。

　　對話張大春：

　　我能做的是

　　細膩地去觀察語言

　　廣州日報：您覺得李白在那個時代中是隨波逐流的人還是一意孤行的人？

　　張大春：迷戀權力也是隨波逐流的方式。在永王叛亂的時候，他已經知道這個永王不是一個可以依托的對象。永王找了他，派人三次到廬山上請他。從來沒有一個皇家的人對他這樣禮遇，於是他做了錯誤的政治判斷，恐怕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不知道寫到第四冊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替他找到最后他想要完成的一件事。

　　廣州日報：您提到李白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調和了語言，那您覺得我們現在的語言是不是退步了？

　　張大春：當下的網絡語言比如“節操不見了”，這一類的，還有前幾年的雷、囧，在我看來都不構成任何語言走下坡的憂慮。因為它們很快也被新的語言替代，王家衛曾給我一個題目：讓我想十個生活當中消失十年或者二十年的詞語。其實，不光是我，還是我身邊的人，到現在一個詞都想不出來，后來，我勉勉強強想到一個詞是“偉大”，但是我偶爾還是會用，比如：李白蠻偉大的。我們對那些消失的語詞抱著憑吊之心只是懷念，還是要恢復它？我想我沒有這個能力，我能做的就是細膩地去觀察這些語言。

　　受不了現在年輕人的語言

　　廣州日報：我2009年看您的《認得幾個字》時特別羨慕，您和孩子一起吃飯用了兩個小時。隨著名氣越來越大，這樣的時間能不能保証？孩子越來越大，他們會不會對和父母交流有抵觸？

　　張大春：我自己的生活沒有太多改變，但是我的確跟他們吃飯的時間越來越少。他們一個15歲，一個13歲，有各種學業上的壓力，我沒有辦法讓他們離開那個壓力，除非我不讓他們念書，自己在家教，但是他們一定會恨死我。

　　去年，我幫周華健寫歌詞，寫完后我打印出來粘貼在書架上，正好看到兒子在寫東西，我問：“你在干嘛？”他說：“我寫歌詞。”我說：“為什麼我寫小說你就寫小說，我寫歌詞你也寫歌詞？你為什麼學我？”他馬上把筆一丟，說：“你有什麼了不起？”前兩天我們兩個吵架了，我到出門前還不太跟他講話。

　　廣州日報：我發覺台灣的年輕人似乎更會表達思想。您覺得呢？

　　張大春：在捷運、電梯、街上，或者在稍微密集一點的百貨公司裡聽到年輕人說話，我是受不了的，語言極其蒼白，很多垃圾話、廢話，不具意義的象聲詞特別多，而且多半是沒話找話說。我美國的朋友講現在美國的青少年也有這種情況，有些詞可能隻有他自己知道，也可能有一千種意義。總之，語言不見得是有壓制時才會倒退，它反過來可能會激勵對語言的反思，有時候也會構成豐富的結果。（文、圖(除署名外)/記者 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