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出了4.368億元的《砥柱銘》
用儀器檢測紙張厚度
嘉賓主持 趙利平(收藏家、資深藝術評論人)
鄺根明
(廣州資深書畫行家、原廣州市集雅齋有限公司總經理)
特邀嘉賓 石金柱(著名鑒藏家、廣州藝術品行業商會會長)
劉益謙5037萬元拍下的《功甫帖》
樂曼雍收藏的《鬆鷹圖》
拍出4.255億元的《鬆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
文/圖 羊城晚報記者 許悅 實習生 方能 程城
2月18日,上海龍美術館創辦人、收藏大鱷劉益謙帶著5000多萬元拍得的蘇軾《功甫帖》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意在用高科技手段為這件書法作品“驗明正身”。這也將爭議了5個月的《功甫帖》真偽之爭再次推向了輿論的中心。
各路專家的口水戰打得不可開交,《功甫帖》是真是假至今沒有一個定論,反倒牽出了學術、資本、名譽等一系列公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一事件將會讓很多打算進入古代書畫投資收藏領域的人望而卻步。更有藝術市場專家預測,由5000萬元引發的《功甫帖》之爭或許將影響50個億的市場流通。對此,著名鑒藏家、廣州藝術品行業商會會長石金柱也表示:市場不能助長此風,這種骨牌效應沒有贏家,近期內對傳統藝術品收藏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糾結於是否“雙鉤廓填”只是將問題低端化
主持人:《功甫帖》的真偽,本來應該只是一個學術問題,現在卻演變成了一個公眾事件。當中就有人質疑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員,作為國家機構為什麼會發難於一個私人的收藏行為。不知道國家是否有規定博物館研究員不能給私人鑒寶?
石金柱:“公立博物館專家為保持學術品質,不為利益方背書,不介入市場鑒定”,這應該是業內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這次的《功甫帖》真偽之爭,很多人希望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出來說一說,但他們也都以此為理由拒絕了。
主持人:上周劉益謙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展示了《功甫帖》原件,並以高清影像資料和技術鑒定,試圖否定此前上海博物館專家指《功甫帖》為“清代雙鉤廓填偽本”的結論。這個反擊,能夠証明《功甫帖》就是真的嗎?
石金柱:我覺得劉益謙這次跑到北京開新聞發布會,效果反而更加不好了。自古以來對古代書畫的真偽之爭從未停息,徐邦達、謝稚柳、啟功這些能夠一錘定音的前輩,他們鑒定文物都是以目鑒為主、目鑒與考訂相結合的方法。
但這次劉益謙用高倍放大鏡,通過檢驗對比筆墨書寫狀態,想要証明《功甫帖》是自然書寫,而未使用勾摹方式,目的是反駁上海博物館三位專家關於《功甫帖》是“雙鉤廓填”偽本的說法,結果卻陷入了一種低層次的學術爭論中去了。
“雙鉤廓填”的手法,在歷史上是一種非常低級的造假手法,是指先勾描字形輪廓,然后填墨,但這樣“寫”出來的字比自然書寫少了筆意神採。更高明的手法是“意描”,不用勾摩,信手拈來,以前有些人臨摹前人的書法,臨到惟妙惟肖的境界時,有時神來之筆可能直接就寫出了一張幾可亂真的作品。
就像乾隆皇帝的代筆張照,他幫乾隆鑒定收藏董其昌的書法。乾隆特別喜愛董其昌的書法,后來有一次他問張照:“愛卿啊,庫裡面到底有多少董其昌是你寫的?”張照裝糊涂說:“臣也不記得了。”
又比如《蘭亭序》的神龍本與定武本,唐太宗李世民非常喜歡《蘭亭序》,他在世的時候令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等人,臨摹了數本《蘭亭序》,賜給近臣。李世民死后,他將《蘭亭序》真跡殉入昭陵,所以后代流傳的,都是《蘭亭序》的宮廷摹本。其中,馮承素臨摹的“神龍本”最為著名,被世人公認是《蘭亭序》最好的摹本,評價是“下真跡一等”,也就是隻比真跡差一點點,可見以前“意描”的高明﹔而大書法家歐陽詢的臨本就是“定武本”。
其實要說書畫造假,古人的造假簡直比我們現在高明了不知道多少倍。特別是宮廷裡的畫師,領著皇家的俸祿,臨摹造假更是不惜血本,有時為了一幅字可以磨上幾年。我們現在出不了顏真卿這樣的書法家,也出不了以前那種水平的造假大師。現在的造假,那是工匠性的造假,而古人的造假,那是“神手型”的造假。
說回《功甫帖》,到底是不是代筆的,這個我們也說不清,因為蘇東坡當時也的確有弟子幫他代筆,南宋時也有人仿他的書法,所以隻能留待專家去研究。但具體到《功甫帖》這件事情上,老是去糾結於是工匠仿還是高手仿的,我覺得就是把問題低端化了,現在大家還都處在“盲人摸象”的階段,總去糾結是不是“雙鉤廓填”,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本質。
徐邦達、謝稚柳、啟功之后少了一錘定音的聲音
主持人:上星期的新聞發布會,很多專家發表了意見,但都只是表示:上博的“証偽”站不住腳,也沒有人敢証實《功甫帖》就是蘇軾的真跡。這件事情發展下去,最后能有個結論嗎?
鄺根明:對古書畫的鑒定,中國向來就是誰權威,誰的話就算數。徐邦達、謝稚柳、啟功這三位鑒定界的一代宗師相繼去世后,古代書畫的鑒定就少了能夠一錘定音的聲音。所以現在各路專家各有各說,但最后誰也不能一錘定音。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的鐘銀蘭、單國霖是古書畫鑒定的知名專家,但還沒有達到一錘定音的權威地位。就像廣東的書畫鑒定家蘇庚春,他的名字在廣東文博界無人不知,他去世之后,廣東文博界也少了能夠一錘定音的聲音。
石金柱:所以《功甫帖》這件事,最后也隻能不了了之了,沒有贏家。自古以來對古代書畫的真偽之爭從未停息,上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書畫市場就有一樁著名的公案——《仿石溪山水圖》。
1995年王定林在杭州拍賣會上,以110萬元購得張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圖》。不久,有人發現在台灣的拍賣會上賣過同樣的畫。買家找到徐邦達再鑒定。徐仔細看后說:此畫是假的,他的鑒定字跡雖是真的,但原來是題在畫上的,現在卻跑到畫外的裱絹上了,肯定是造假者將真畫上的題字割下移到假畫上,把一張真畫分為兩張賣錢。買家根據徐邦達的意見要求退貨。拍賣公司找到謝稚柳,謝稚柳堅持是真品,理由是台灣的畫和內地的畫本來就是同一幅。他認為,台灣拍賣會上的畫是真的,但沒賣出去。賣家可能認為這是1940年代的原裱,畫不太干淨,因此沒賣出去。所以賣家重新裝裱,在這個過程中移動了徐邦達的題字,然后拿到大陸來拍賣。
王定林1996年向法院起訴,要求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收回此畫、退還畫款。但拍賣中心辯稱,謝稚柳的鑒定是值得信賴的,不同意王定林的訴訟請求。
此案一審、二審均判定王定林敗訴。王不服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此時謝稚柳已去世兩年。1998年,包括啟功、劉九庵在內的全國10余位專家對最高人民法院送鑒的《張大千仿石溪山水圖》進行鑒定后,一致認為該幅作品為贗品。這個最終的鑒定結果為最高人民法院的最后裁定提供証據。
最后法院裁決拍賣行退貨,卻是以拍賣行“違規拍賣”為理由,因為拍賣行拍前自己買斷了該拍品,為了謀取更大的利潤,自買自拍。拍品的真假只是附帶的理由。
“徐謝之爭”是由拍賣行引起的,這次的《功甫帖》真偽之爭,同樣也是拍賣行引起的,說明學術問題隻要摻入了商業因為,就會變味。但這次跟上一次又不太一樣,“徐謝之爭”雖然訴諸法庭,但雙方都很理性,僅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但這次牽動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變成了社會問題,還把上海博物館都牽涉了進去。我覺得除了劉益謙本人太過高調之外,社會上有很多人是在幸災樂禍。
《功甫帖》事件會不會打擊古字畫收藏者的信心?
主持人:那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拍賣行有沒有錯?
石金柱:在去年底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員公開指出《功甫帖》是“偽本”后,蘇富比是這樣處理的,聲明在兩個月內,如果有兩位國際學術界認可的專家持相同觀點,劉益謙是可以退貨的。其實以鐘銀蘭在文博界的地位,已經足夠達到蘇富比的專家標准,況且中國的書法肯定中國專家說了算,上海博物館還是館藏蘇軾書法最多的機構,當時劉益謙如果要求退貨,蘇富比肯定是給退的。
如果蘇富比拒絕退貨,他們也必須找到兩位國際學術界認可的專家,反証、駁斥掉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員的意見。但這不可能嘛,蘇富比怎麼可能找到更權威的專家推翻掉這三人的意見。所以當時我就已經說了,劉益謙的上策是退貨,中策保持沉默,下策才是跟上博叫板,但他恰恰選擇了下策。
主持人:事件發生后,蘇富比也的確找來了很多專家參與討論。
石金柱:蘇富比找來的專家全是行家,他們的加入,隻會把問題低端化,變成社會大討論,這更沒意義了。
為什麼社會公眾會這麼關注這樣一個學術問題?我覺得這跟目前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仇官、仇富心理有關,越是有名,就越想要把你拉下馬。劉益謙就是太高調了,他應該表現得謙和一點,尊重專家的意見。
就像對新疆廣匯集團孫廣信收藏的500幅書畫,現在有人估價隻有3000萬元,這怎麼有可能,他手裡一幅畫當年就是在廣東買到的,單是這張畫已經價值3000萬元。如果他的藏品總價隻賣3000萬元,我願意加價一倍,6000萬元買下來。
主持人:如果《功甫帖》是真跡,值不值5000多萬元?
鄺根明:當然值得了。縱觀中國歷代文人,堪以千古文豪稱之者,非蘇東坡莫屬。《功甫帖》雖然隻有幾個字,但如果是真跡,那就是蘇東坡作品流落在民間的唯一一件作品。
主持人:但如果真偽沒有定論,這件作品以后的價值會不會打折扣?
鄺根明:短時間內肯定沒人敢接手了。但如果一旦被証明為真跡,那這幅作品以后肯定就是天價了,知名度太高了。
石金柱: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功甫帖》是真是假是說不清了。現在最可怕的是,突然再流傳出一張一模一樣的《功甫帖》,那這張《功甫帖》就徹底毀了。
主持人:事件會不會打擊一些人投資收藏古代書畫的信心?
鄺根明:這是肯定的,古代書畫本來就是真假難辨,高利潤,但也高風險,所以本來就有很多人不敢玩。這件事情之后,肯定會讓很多原來打算進入古代書畫投資收藏領域的人望而卻步。
但話說回來,正因為古代書畫真假難辨這才好玩,考驗的是藏家的眼光,所以很多近當代書畫的收藏家,最終都成了古代書畫的終極玩家。
石金柱:最重要的,是市場不能助長此風,這種骨牌效應沒有贏家,近期內對傳統藝術品收藏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專家說法
鑒定古代書畫
目鑒是主要手段
文物鑒定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判別過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識。當鑒定專家面對一件藏品時,會迅速把自己腦子裡面存儲的有關資料飛快地調集出來,然后跟這件藏品進行對比,這就是常說的“目鑒”。如果能從其中找到一處破綻,那就基本上可以斷定該藏品不對。當然僅有“目鑒”還是不夠的,還需要以考証為輔助。除了看,有時還需要聽、摸、聞。徐邦達、謝稚柳、啟功這些能夠一錘定音的前輩,他們鑒定文物都是以目鑒為主,採取目鑒與考訂相結合的方法。
在上周的新聞發布會上,劉益謙出動各種高科技手段進行鑒定,到底傳統的“目鑒”准確,還是現代的“科鑒”有說服力?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廣東省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朱萬章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書畫鑒定是一門專業的學科,科技檢測能夠出示強有力的科學証據,比如發現紙張的年份。如果聲稱宋朝的書法作品,紙張被檢測發現是清朝年間的,那就能判斷該作品是贗品。但反過來,如果紙張檢測發現是宋朝的,並不能証明該作品就是真跡。所以中國古代書畫的鑒定,最主要的依據還靠傳統的‘目鑒’,‘科鑒’隻能作為輔助依據,運用技術手段進行數據分析,提供鑒定真偽的依據。不過科技力量仍有不可及之處,‘目鑒’仍是主導。”
新聞回放
《功甫帖》羅生門
《功甫帖》是蘇軾寫給朋友郭功甫的告別信,至今已有900多年,在書畫鑒定大師張珩的《張蔥玉日記》、徐邦達的《古書畫過眼要錄》中都曾有記載。
2013年9月,上海龍美術館創辦人、收藏家劉益謙從紐約蘇富比拍賣行,以822.9萬美元(約5037萬元人民幣)拍得了《功甫帖》,並表示會在龍美術館浦西館的開館展覽中展出。
2013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員,在《新民晚報》公開指出《功甫帖》是偽作,而后共計14000字的研究文章刊於今年1月1日的《中國文物報·收藏鑒賞周刊》。其中,鐘銀蘭、凌利中的《“從法帖中雙鉤”—析〈劉錫敕〉〈功甫帖〉墨跡鉤摹的性質》,對“雙鉤廓填”之法制造贗品的畫史進行梳理,將《功甫帖》作為論述的一個重點案例﹔而單國霖則以《蘇軾〈功甫帖〉辨析》一文,提出《功甫帖》為摹本。三位研究員通過案例比照,從此件《功甫帖》的書寫方法、印章等角度上提出疑義。
此舉引發了大范圍內的《功甫帖》真贗之辯。各路研究人士各抒己見,如書法大家章汝奭等認為假﹔藏家陳蕭羽、朱紹良等則論証其真。
1月13日蘇富比也發表報告,論戰《功甫帖》為真跡。這場論爭貌似已成為博物館派與市場派之辯。
此后,上海藏家顏明在1月底以長微博形式發文,稱拍賣之前劉益謙曾問其意見,顏明請教上博與故宮專家,“一致看假,並認為偽作水平不高,提了幾點看假的理由”,但轉達劉益謙后,劉並未聯系專家聽取意見,而是堅持拍下。
2月18日,劉益謙攜《功甫帖》在北京召開媒體見面會,沒有回應顏明的說法。只是在會上通過各種高科技手段現場,試圖否定此前上海博物館專家指《功甫帖》為“清代雙鉤廓填偽本”的結論。
一時間,社會再次將視線聚焦《功甫帖》。除了這件藏品本身的真假之外,博物館專家在社會文物鑒定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學術研究與市場規則的界限何在,以及是否應成立權威鑒定機構來解決文物鑒定、尤其是古代書畫鑒定的困局等話題更是引發了熱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