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社會上還是藝術界中,張大千的名字都是響當當的。其作品的市場價格基本在每平尺100萬元左右,傲視與之同輩的絕大多數畫家和不少古代畫家,更令其師曾熙、李瑞清等難望其相背,堪稱市場中絕對的“領頭羊”。生前的成功和目前作品高昂的價格是否等同於藝術成就,值得當下的收藏投資者和藝術家深思。
著名學者傅雷曾對張大千的畫作發表過如是看法:“大千畫會售款一億余,觀其所臨敦煌古跡,多以外形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夢見,而競標價五百萬元(一幅),仿佛巨額定價可抬高藝術品本身價值者,江湖習氣可慨可憎。”稱張大千一生最大本領是造假石濤。一向以嚴謹著稱的傅雷的批評,不是金針,但道出當時一些人對張大千作品的不同看法。
但凡一個有成就的藝術大師必然於藝術的長河中、在時代精神、民族文化和個人獨創風格等方面有重大開拓,彪炳於后世。張大千生性放曠,一生漂泊。其作品終其一生都沒能跳出師承有緒、傳統功力、畫技三昧上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小天地。生前,他的處世精明機巧,攀附在高官、富商之間為世人所知,是其人格特質的反映,致使其作品格調不高,媚俗迎人,一定程度印証了傅雷所言並非空穴來風﹔在傳承民族文化上,他是全能型畫家,繪畫、書法、篆刻、詩詞亦無所不通。但全通全能並不意味著達到了形神渾然天成的至高之境。其碑派的用筆特點,給人一種直率、剛猛的感覺,外觀漂亮,細品則缺乏傳統文化蘊藉、含蓄的基本涵養,也常為人所詬病。個人風格上,他幾乎一生都是描摹古人,用前人的筆法進行創作,在風格突破上並沒有多少建樹。
敦煌壁畫的精細臨摹成就了他,實際上也限制了他,甚至有人譏其有“行畫”之弊。盡管晚年受日本和西方的影響,嘗試用潑墨潑彩的形式,力求突破,但依然沒有跳出他自己營造的有形藩籬,達到中西融合的無像境界。有學者認為,盡管張大千反復宣稱自己這是源自唐人王洽的潑墨,但卻未能讓眾人信服。潑墨潑彩法的運用,有效掩蔽了張大千晚年精力、筆力衰退的頹勢。
就金石氣而言,他不如吳昌碩﹔就文人畫所蘊涵的典雅、蘊藉而論,他不如溥儒﹔就筆墨時代感而論,他不如徐悲鴻、齊白石﹔就中西融合而言,他不如林風眠。然而,他的價格卻令以上諸位中的大多數望塵莫及,反映了當下藝術市場的收藏審美淺薄的現狀。細究其因,不外如下:其一,以為藝術知名度等同於藝術成就,名頭大的自然更加值錢,跟風購買,樂此不疲﹔其二,市場人士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還停留在表面程度,以為好看的就是好的藝術作品,對中國藝術發展缺乏高屋建瓴的理解和正確的分析判斷。其三,缺乏對藝術水准較高而名氣相對較小的藝術家予以認可的勇氣。
藝術家沒有最好,隻有更好。藝術也不具可比性,但藝術是有標准的,一個藝術家無論全能還是專精,都應該縱身於大化,以小我成就大我,創造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語言的藝術作品來,才堪稱大藝術家。從這個意義來說,張大千稱不上大藝術家,隻能算一個大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