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為寫《媽閣是座城》 被曝曾到澳門賭博(圖)【2】

　　2.多讀書的人可以成為作家

　　“她在他身邊的停頓結束，慢慢沿著走廊往講台方向走去。因為走得很慢，雙手又捧著書，頭發還是那樣隨意地綰在后腦勺，露出細長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線條水落石出。”嚴歌苓在《老師好美》中用一個17歲少年的眼睛寫出這樣一位高中語文老師。

　　故事中，這個名為邵天一的少年，將從最后一排桌椅走到講台的丁佳心老師，用眼睛“攝制成電影慢鏡頭”。與此同時，他的同班同學劉暢也在注視著她。

　　這場“隱秘而炙熱的禁忌之戀”，結局是一個少年終結了另一個少年的生命。

　　嚴歌苓說，7年前她從好友姜文那裡聽說了這則網絡新聞，看了覺得“非常震撼”。為了這個故事，她每年都要去一個高中裡去當“臥底”，“看他們上課，跟孩子們聊天、交朋友，網上通信”，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進入他們的語言體系”。

　　她花了很長時間“學習他們的語言”，一個孩子讓她進入他的網絡，“雖然都是中國字，但是我不是完全懂”。逐漸地，嚴歌苓的心裡就有了一種聲音，“一個高中生的聲音”，寫作的時候，這個聲音就一直在那兒。

　　嚴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詮釋了這個匪夷所思的故事，她發現，高中的學習重壓是如此之大，讓學生的感情發生了“畸變”。“巨大的壓力之下，學生需要母愛，但母親愛的和他們需要的是不一樣的。他們需要理解，需要同情，在老師身上找到的是多重的溫柔，是溝通、懂得、同情。”她說。

　　她說自己真正想討論的是，在現在的高考制度之下，“人本身的異化”，“感情裂變出的畸形的東西”。

　　嚴歌苓說，自己只是一個“提問者”，而不是“給答案的人”。

　　她覺得文學不應該是解答生活中的問題，“文學應該使人們去思考生活中的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會在思考當中試著去解答，每個人會得出他自己的解答”。

　　嚴歌苓認為，如果文學能把小說家感覺到的一些問題提出來，把自己的思考再放進去，那就足夠了，因為文學這樣一種形式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她相信“文學是苦悶的產物。文學如果不是批判社會的，不是作為社會一個觀察家來代表民間表述一些苦悶，一些痛苦，文學是不存在的。”

　　這位出版了20部長篇小說，20余部中短篇小說的作家說，自己每天都能看到“非常驚心動魄的故事”，而她要做的事，甚至是“淡化它的情節，淡化它的細節，淡化它的戲劇性”，否則人們會覺得“這個作家怎麼編出這麼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來”。

　　而至於編故事，則是嚴歌苓幼時“最喜歡的事”。小時候，在“四面為書”的家庭環境裡，嚴歌苓4歲識字，有意識地養成閱讀習慣。父親蕭馬引導嚴歌苓閱讀魯迅短篇譯文，母親要嚴歌苓看的是《白求恩的故事》，然而這些在還是孩子的嚴歌苓看來非常無趣。她真正入迷的，是19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代表作《唐璜》。“那本書有插圖、有故事，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笑著說，“隻有給了孩子玩具一樣的書，孩子才能跟著感覺和興趣閱讀很多。”她說起自己當年讀文學經典《紅樓夢》，也是挑自己有興趣的內容看。“像寶玉黛玉別扭了就很好看，而那些道士什麼的我就不愛看。”直到自己在美國教《紅樓夢》時，她才第一次把這本巨作徹底讀完。

　　12歲時，嚴歌苓成為一名跳紅色芭蕾舞的文藝兵。那時，讀書之於嚴歌苓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一次無意中，她和另外一位小女兵在一片桃林后的倉庫中發現了很多小說。那些早已發霉的圖書軟得像抹布一樣，卻令兩個女生眼前一亮、愛不釋手。“那時的軍褲很寬大，我們就把書綁在腿上偷偷帶回去。”為了掩人耳目，嚴歌苓將這些“閑書”的封面撕掉，特意換上了《毛澤東選集》的皮套，由此開始一段偷書之旅。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她接觸了對她的一生有特別影響的《拜倫傳》。她對那位因為暗戀的女生一句話而堅持一生少吃的“胖瘸子”（拜倫）十分敬佩。“那種鐵一般的意志真的很鼓舞我。三十年我每天必須坐在寫作台旁，這種內在的自律就是源於這本書。”《拜倫傳》在嚴歌苓心中留下了這樣一種信仰：想實現的東西，一定會實現。

　　“我認為多讀書的人是可以成為作家的。”從最初的模仿到慢慢沉澱自己的風格，讀書讓嚴歌苓開始了解作家如何從原始生活中取材。“好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但不是每個都值得去寫。”嚴歌苓談起自己寫作素材的選擇，透出一股特別的“固執”。“故事背后若沒有超越故事的另一種意向，那我就不能動筆。”她也強調，若故事主角本身不能得到自己發自內心的認同，也沒有辦法下筆。

　　嚴歌苓對寫作的“強迫症”還表現在動筆前的准備。今年1月，嚴歌苓剛出版了一部《媽閣是座城》。為了寫好這個故事，她自己跑去澳門花錢下賭、和賭徒聊天，贏了並不驚喜，輸了也不失落。“我只是想熟悉賭博，不懂的話根本寫不好賭徒。”然而，她坦言自己現在因為劇本寫作並不滿意自己的寫作節奏。盡管自己為《媽閣是座城》也做了不少准備，“但如果是過去，我想我會再嫻熟一點，能摸得再准一點。”

　　目前正被五家出版社“追趕”的她表示，“由於影視和文學寫作之間不斷的關系，其實我的從容正在失去，所以我准備捍衛我文學寫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