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盛夏7月,單向空間書店。
一襲黑底白點連衣裙,一條寬腰帶束出腰身,一雙黑色丁字高跟鞋,站姿挺拔。嚴歌苓的新書《老師好美》發布會現場,僅能容納百人的屋裡擠進了約500人。
讀者們抱著書,在空調很足的書店裡汗流浹背。嚴歌苓出現的時候,帶出一串女生們的竊竊私語“她好美好美”。
她的美是“翻手蒼涼,覆手繁華”的文字建筑起來的。
嚴歌苓在擁擠的人群中,安靜地看著讀者,遇到目光相對,她定會報以一個眼神明澈干淨的笑容,這一笑瞬間蕩漾起讀者臉上的一抹笑容。
嚴歌苓說自己是個“謹慎”的人,但是作為小說家反而非常大膽,這是她獨特的寫作方式。“在小說中,我會誠實地加入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旦讓我寫散文,我就會直面我的讀者,嚴歌苓就是嚴歌苓,很多話人家就會說那是嚴歌苓說的,不會說那是嚴歌苓的人物說的。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非常‘狡猾’地要寫小說。”她說完,停頓一下,又“狡猾”一笑。
在《歸來》熱映1個月后,嚴歌苓攜新書《老師好美》從德國柏林的旅居生活中歸來,在北京和上海為新書做推介。她身后巨大的投影上寫著:“親愛的讀者,你在嗎?”
1.影視終究會反哺文學
繼《金陵十三釵》之后,時隔3年,張藝謀歸來,選的還是嚴歌苓的作品。
嚴歌苓同華語電影圈已經打了20年交道,可是,她卻越來越“糾結”於編劇和小說家的雙重身份。但是,每隔幾年,總會有一部署著“編劇嚴歌苓”的電影或者電視劇上映,“原創劇本我還會寫,但是讓我再改就不要了。”在嚴歌苓看來,長篇小說有多重意義,“不管哪重意義點燃(導演)他的創作欲望,拍出來的電影好看,我當然沒什麼意見。”而劇本從一開始的主體思路與現在差不多,只是一些細節上有改變。
“歌苓很大氣,對於文中需要刪除的部分不抗拒,給予理解。她對他人尊重,並沒因名氣愈來愈大而耍大牌,有著非常好的合作精神。”張藝謀的文學策劃周曉楓與嚴歌苓相識近10年,“她聰明,但不精明。”嚴歌苓對待寫作不討巧、對待友人和善有加,“就連相貌也與10年前別無他異。”周曉楓認為,當下許多人都追新求變,而嚴歌苓的多年不變使她在某種程度上更有力量、內心更有定力。
電影《歸來》上映后,兄長嚴歌平主動給嚴歌苓打了電話,告訴她有兩個網站對電影《歸來》有批評的文章。
“面對批評怕什麼?不要放心上。”放下哥哥的電話,嚴歌苓依然我行我素,不斷將筆下的人物賦予生命,在紛雜世界中不羈地呈現。
在國外旅居近20年的嚴歌苓,一直在海外華人電影圈游弋。《少女小漁》和《天浴》,一個新移民的故事和一個知青的故事,兩部作品在海外反響頗大。直到新世紀之后,嚴歌苓的名字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國內影視圈,《梅蘭芳》《金陵十三釵》乃至如今的《歸來》,她的作品已經是許多國內導演眼中的“富礦”。 嚴歌苓認為,影視終究會反哺文學,“電影一旦上映,讀者群馬上就擴大了,影視觀眾會變成我的小說讀者,這未嘗不是個推廣純文學的路子。”
2011年,嚴歌苓在北京開會,將《陸犯焉識》拿給嚴歌平指正。在之后的3年間,二人沒有單獨的時間就這部小說交流過,直至《歸來》上映。
“歌苓寫小說很用功。”嚴歌平說,她寫《陸犯焉識》,花了很多精力去體驗生活,跟勞教干部開座談會,多次去西寧農場實地採訪,找到了當年以西北監獄農場為原型、以時代背景為主線的《夾皮溝紀事》天津作者楊顯惠,找很多關系了解這種故事﹔她寫《媽閣是座城》,就到澳門去賭博﹔她寫《小姨多鶴》,3次去日本尋找貼切的“多鶴”。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端了茶退著走出去,這個形態讓她想到小姨多鶴,“我寫這個人的倔強和溫柔以及她的暴戾,都是我在日本呆了三次找到的。”
2004年,嚴歌苓隨丈夫勞倫斯遠赴非洲尼日爾。在那裡,嚴歌苓過上了作家加非洲農民的生活。非洲洪荒的感覺、原始的生活狀態刺激了她的想象力,非洲男人的懶惰與女性的柔韌給了她創作的靈感。在非洲期間,她寫出了充滿中國鄉土氣息的《第九個寡婦》,獲中華讀書報“2006年度優秀長篇小說獎”,被認為是“2006中國文壇最重要的收獲之一”。
曾有人稱嚴歌苓為“現代的張愛玲”。但她認為,自己與張愛玲的相似點除了生於上海、是剖析心靈的女作家、做事講究做到最好外,並無其他相似。張愛玲的寫作局限於上海,而她的腳步遍及亞歐非。嚴歌苓年輕時曾在北京工作了8年,父親晚年在此地定居,現在北京是她在國內搜集素材的中轉站,不斷給予她藝術創作的靈感和動力。
但凡一座大城市,總會混雜著市民們復雜的情感。嚴歌苓說北京不僅是她的家,也是她的圍城。人都是這樣,回來了想出去,想念外面的寧靜和穩定,但出去久了卻想回來,想念這裡的繁華和人情。而且每次回來都能看到令她耳目一新的變化,聽到豐富多彩的新故事,因此對北京的愛就加深一分。這座城市,如同流淌在她血液中的東方傳統,不因身在他方而淡漠。
但由於多年旅居國外,嚴歌苓認為自己在國外用母語寫作會稍感“恐慌”:“雖然我寫的是漢字,但英文環境的影響潛移默化,可能自己並不知曉。所以我的書桌上總擺著一本李商隱詩集,每次寫作之前先看幾行詩,感受中國文字獨有的節奏韻律。”
在嚴歌苓看來,中國的文字是最干淨、最惜墨如金的,這跟所有西方的寫作都不一樣。她認為西方的著作敘事方式極具“油畫式”的立體性,浸潤其中數年,自己也多少受到一些影響,“這很想讓我用來滋養自己的中文寫作,有時候會苦於中文為何沒有這樣的表達方式。中文與英文都有自己最精彩的東西,所以有時我也會‘偷’英文中的一些說法放進去。”
“比如我常舉例說‘水汪汪’的大眼睛非常俗氣,英文裡我看到一個表達,將之形容為‘一雙多汁的眼睛’。”嚴歌苓認為英文有很多可借鑒的東西,這也是自己在國外寫作比較得意的地方。
而在嚴歌平眼中,妹妹目前的水平已經超出了他的期望值,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上看,嚴歌苓都稱得上是最好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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