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哲夫：書評中的批評正在消失 許多批評家墮落

　　日前，首屆華文書評人年會在深圳啟動，在年會上，諸多專家、學者、評論家對當前中國圖書評論的現狀做出評論，不少專家認為，當前國內書評界出現諸多問題，諸如關系稿、利益稿很多，不願意真正批評，批評成為得罪人的事情，致使書評失去意義，變成了互相追捧的工具。

　　實際上，書評業的亂象，一直都是很多學者和專家關注和批評的焦點，然而，商業化時代，批評家生存狀況堪憂，批評平台的缺乏，乃至市場利益鏈條的捆綁和束縛，都使得批評成為了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對此，本報採訪了著名作家哲夫，哲夫說：“書評中的批評正在消失，許多批評家墮落，真知灼見的批評難以生存，不得不迎合市場、迎合商業化的大潮。但這不能怪批評家，而是整個社會正在徹底的金錢化，評論家也沒有辦法”。

　　花花轎子抬人，固然皆大歡喜，然而，對於一個圖書創作來說，對於一個社會來說，失去了批評，失去了底線是可怕的。哲夫說：“商業化無可厚非，但凡事都有極限，超過極限，就會產生很麻煩的后果。如果人們都以壞為好，以惡為善，以丑為美，那將是可怕也是可悲的事情”。

　　沒有批評的評論

　　北京晨報：一直以來，當前社會中書評的冷落都是許多人擔憂的問題，在您看來，書評出了什麼問題？

　　哲夫：書評的問題，第一個就是把評論變成了炒作，炒作成風。書評不能公平公正，不能中肯客觀，變成了炒作的工具，失去了批評的意義。實際上，當批評開始商業化，也就沒有了批評，隻剩下炒作，書評也就墮落了。

　　北京晨報：為什麼會商業化？

　　哲夫：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不是評論家的問題，商業社會把所有的東西都定位了。開一個作品研討會，邀請一些專家學者、評論家，奉上紅包，請這些人說好話，幾乎成了一種普遍的規則和做法，如果有人堅持獨立的思考，對於不認可的作品不肯說好話，他的意見都不可能發表，也不會再有人請他。這就是問題所在，社會徹底的、完全的金錢化了，評論家也沒有辦法。

　　批評家不是作家的跟隨者，更不是市場的跟隨者，而是創作和閱讀，乃至是一個社會的引導者。哲夫說，“如別林斯基那樣偉大的批評家，他們留下了許多經典的批評，同時，更重要的是，他們指出了批評的意義。而在今天，這樣的批評家太少了，具有引導意義的批評也太少了。”

　　如何才能扭轉書評墮落的現狀？曾經有許多人為之焦慮，也提出過許多辦法，諸如更多的批評平台，對於批評家更好的待遇，乃至建立評論家共同體等，哲夫說：“最根本的，是一個社會要有底線，好的評論家並非沒有，甚至很多，但是真正嚴肅的批評，都沒有地方發表，沒有人認可。”

　　從遺珠到混珠

　　北京晨報：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書評起著什麼樣的作用？

　　哲夫：原本的書評，第一是解釋作品，一部作品出版以后，很可能有一些含混不清的地方，讀者理解起來比較困難，而書評就是要把這些東西解釋清楚，讓閱讀者更加清楚、自如地閱讀。第二，批評是良知的表現，批評家是良知的代表者，讓創作者和讀者注意到那些他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的問題，乃至發現未來的某種方向。世界上著名的批評家，比如別林斯基，比如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他們是一個社會中舉著火把的人，是指導者和引領者，為人們照亮前路。別林斯基曾說，批評者不是跟在作家后面的爬行者，而是走在前面的引領者。而現在，我們的很多批評者，其實僅僅是作品的解釋者，實際上這只是批評最起碼的功能，高明的批評家，應該是具備前瞻性的，看出未來走向的人，把迷霧中或隱或現的端倪指出來，讓作家和讀者思考。

　　北京晨報：失去了引領作用的批評會怎麼樣？

　　哲夫：一個最明顯的后果是，許許多多優秀的作品被掩蓋了。因為文學本來就是小眾的，大部分好的作品，可能在藝術上、在價值上都有建樹，但恰恰都不那麼好讀，不熱鬧，不吸引眼球，因此，在當前的環境下，反而不被看好，遺珠之憾，每年都有很多，而且在商業化越來越泛濫的時代，原本是滄海遺珠，可能變成魚目混珠，真的好作品，很難出頭。

　　無限的商業化批評

　　北京晨報：好書難以獲得推薦，獲得評論家的關注，是什麼原因？

　　哲夫：根源的問題，還是商業化，無限的商業化。在今天，這種取向已經非常明顯，不加掩飾。出版社要賺錢，會重點推薦和包裝那些有轟動效應的，熱鬧的、吸引眼球的書，而好的有價值的書則很難被炒作。最近有一個獎，叫做最好看的獎，也就是說不管它有沒有意義，有沒有價值，不管它的主體思想是什麼，隻看一點，就是暢銷與否，隻看能不能獲得最大的市場，這就是赤裸裸的把商品意識表現出來。完全沒有了文化本身的堅持。

　　北京晨報：文化也需要生存，這可能是許多商業化的原因，如何判斷商業化對於文化的影響呢？

　　哲夫：商業化本身也無可厚非，但凡事都有極限，有底線，失去底線，過了極限，就會產生很多誤導，不好的可能會變成好的，丑的變成美的，惡的變成善的。而且很多人其實並不思考這些問題，一本書買回去，也不知好壞，也不去判斷，大家都說好，自己也說好，這使得娛樂化、商品化的現象變本加厲。此外，現在很多地方提倡文化企業，要拍電視、搞動漫，一大堆程式化的發展模式，都是為了經濟利益，文化本身的價值、意義被淡化，這也助長了商業化的氣氛，使得嚴肅的批評更加難以生存。

　　最重要要有底線

　　北京晨報：商業化非獨中國，而是普遍的現象，甚至很多發達國家商業化的程度更高，但是也有不少非常好的書評刊物，以及很受尊重的書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

　　哲夫：這就是一個社會誘導的問題，一個社會要有底線，批評才有生存的空間。如果說商業化出版的過程中，出版者、炒作者、批評者都有底線，隻有好的作品才去包裝、炒作、推廣，那麼好的書評才會出現。事實上，好的評論家有的是，但是當這些批評家進行嚴肅的批評時，連發表都不可能。在西方的墾殖時代，比如美國，也曾經出現過沒有底線的問題，但是有賴於一些有良知的人堅持和挽回，不允許商業化對於批評的滲透和侵蝕，最終才保持了批評的獨立性。我們在過去清貧年代，也同樣是有底線有主張，不管主張是什麼，總歸是有的。但是現在，我們的商業化無所不在，像一個乍富的暴發戶一樣，侵蝕著所有的領域。

　　北京晨報：批評者迎合商業化炒作模式的現象也屢屢引起注意，對於批評者來說，應該怎麼做？

　　哲夫：抵御商業化侵蝕，不是批評家個人能夠做到的，而是社會的問題。中國是個人情社會、關系社會，如今再加上金錢社會，個人很難抵擋種種社會的影響，如果堅持，可能就生存不下去。逼得批評家不得不從俗，不得不迎合市場，這不能怪批評家。就好像那些食品添加劑一樣，都是科學家做出來的，但是能怪科學家嗎？不能，根本原因在於社會提倡這些東西。

　　如何拯救書評

　　北京晨報：一直以來，很多人都在尋找拯救書評的辦法，比如說更多的專業性，更多專業的學者、專家能夠從事書評，是否能夠改變書評業中的問題呢？

　　哲夫：這其實是一種偽問題，從事批評的未必是專門學批評的人，作家、學者等並非學批評專業的人，往往會寫出非常好的評論，而只是學評論的，會一大堆專業的名詞，反而缺乏獨特的思想的話，也寫不出來好的評論。因此，可能任何人都能寫出好的評論文章，關鍵在於，社會是否提倡那些真知灼見的評論，是否給這樣的批評發表的空間。

　　北京晨報：也有人提出，一個好的評論家共同體，可以提升評論的質量，堅守評論的價值，乃至爭取評論家的權益等，這對書評的改善，是否有益呢？

　　哲夫：可以理解，但也是一種無奈之舉。因為評論家是有個性的，是個體勞動者，評論也是個人化的創作，正是這種獨立的個性，才能產生更好的作品，魯迅是最好的批評家，他之所以非常早就能寫出許多好的文章，和他獨立的經濟、生活，獨立的思考有很大的關系。一個共同體固然要比個體的力量更大，更易生存，但是也會有反作用，共同的價值很可能使得評論家失去獨立的思考，反而出現很糟的結果。

　　給書評留一片空間

　　北京晨報：在您看來，改變書評的現狀，有沒有什麼具體可做的事情？

　　哲夫：在商業、利潤、碼洋高於一切的時代，一切取決於市場的佔有情況，出版社出一本書，不管好壞，請學者、專家、批評家來，大家約定俗成地說一番好話，恨不得讓全部的中國人哄得都說好。這樣的情況下，作家不得不放低姿態去迎合市場，評論家更可憐，隻能跟在作家后面爬行，為圖書做注腳，跟在炒作者后面，成為了包裝和炒作的工具。而嚴肅的批評則沒有存在的空間。事實上，這些年來，我們有很多文學批評的刊物，都在市場的大潮中悄無聲息的消失了，批評沒有了發表的平台和空間，隻剩下炒作還在喧囂。我想，應該為文學批評保留一點兒空間。事實上，對於當前商業化過度的問題，很多時候政府也無力左右，但是我想可以提倡，給嚴肅的批評提供一些寬鬆的環境，讓那些認真思考的批評者，堅持批評底線和價值的人，有一個可以發表的平台。當然，這種提倡並非以前那種一刀切的做法，因為文學是多元的，我並不贊同清一色的價值，但是宏觀上提倡一些正面的、和公序良俗有關的價值，也沒有問題。

　　北京晨報：在您看來，未來的文學批評會是什麼樣的？

　　哲夫：文學批評今天的尷尬，是整個社會的原因，批評界無力左右這一切，評論家也無法對抗商品大潮，因此如今的情況可以說是水漫金山，泥沙俱下。但是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隨著時代的發展，底線也會慢慢回來。

　　晨報記者 周懷宗

　　哲夫：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