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研究專家：巴金是孤獨的、不討喜的(圖)

　　巴金晚年 祖忠人 攝

　　陳思和 記者周超 攝

　　記者劉功虎

　　今天是巴金誕辰110周年紀念日。9年前，巴金在上海辭世。

　　日前，巴金研究專家、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應邀來漢講述巴金生前故事和晚年心境。今年早些時候，陳思和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文章，“重讀巴金《隨想錄》”。

　　在漢講學間隙，陳思和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他說，晚年巴金以高齡之軀持續寫作《隨想錄》系列文章，堪稱一代社會良心，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他就那麼默默地看著你

　　1982年深秋，陳思和大學畢業那年，由同班同學、巴金之子李小棠引領，第一次走進上海武康路巴金的住所。

　　陳思和記得，巴老那天穿的是藍布中山裝，有點感冒發燒，談話中有人進來注射針藥。老人還起身到客廳外面的過道裡去了一會兒，又進來與他們繼續說話。

　　隨著年歲增高，巴金說話的聲音越來越低，有時聽起來含糊不清。陳思和發現巴金是一個話很少的人，要是一時無話，他就那麼默默地看著你。他可以枯坐終日。他一生相信“人可以管好自己”。

　　晚年巴金身患壓縮性骨折，渾身疼痛無法站立。中國作協開會，他作為主席要參加：穿上鋼絲背心、坐了輪椅出席，稿子念了開頭不得不交給王蒙繼續念。

　　《隨想錄》之后，巴金陸續寫了一批文章，陳思和把它們編成小冊子，請巴金命名為《再思錄》。老人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序文，很短，就這麼幾句：“躺在病床上，無法拿筆，講話無聲，似乎前途渺茫。聽著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樂，想起他的話，他說過：‘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歡樂，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會相信在苦難的生活中仍然存在著歡樂。’他講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讀者。這個時候，我要對他們說的，也就是這幾句話。我再說一次，這並不是最后的話。我相信，我還有機會拿起筆。”

　　巴金曾要求安樂死，因為病痛時刻在折磨他。可在這短文裡，他暫時忘卻了苦痛，心思飛到了俄羅斯原野。

　　1980年代的時評家

　　很多作家，“文革”后再也寫不出東西。巴金寫了《隨想錄》，寫了《再思錄》，還計劃寫《三思錄》。

　　“《隨想錄》的價值沒有被今天的人們充分認識。該書到現在仍然很有針對性，‘講真話’的命題仍很迫切。”陳思和舉了個例子：當時全國流竄著一個騙子，自稱高干子弟，騙了全國各地各級不少官員，后來一查，他是個下放的知青，窮困潦倒，因為回不了城，就想出了冒充高干子弟的招，結果屢屢得手，各種原來無法解決的個人困難迎刃而解。巴金據此寫了3篇評論文章，評點騙子行為背后的社會成因。

　　陳思和介紹，我國30多年前還是一個相當“保守”的社會，電影海報上出現灰姑娘跟王子親嘴的畫面都不得了。巴金寫了不少文章批評僵化落后的觀念，《隨想錄》實際是上世紀80年代的百科全書，巴金是那個年代的見証者和引路者。那年頭沒有網絡沒有手機，紙媒電視都很少，巴金是那個時期的優秀時評家。

　　巴金考慮文章的效應，最初隻選擇在香港發表，對內地的直接影響很小。“有一些人表達不滿，希望巴金閉嘴。巴金不為所動，繼續自己的寫作。”陳思和說。

　　寬容對待年輕人

　　巴金對年輕人呵護備至，這點令陳思和印象深刻。

　　上世紀80年代，我國曾引進日本影片《望鄉》，一些人看過之后大驚失色，認為影片提到了“妓女”、“賣淫”等字眼，是精神污染，呼吁抵制。巴金為此寫文章，回憶自己當年第一次到上海，住的樓下就有妓女走來走去，自己當年並沒有坐臥不寧，更沒有光顧過。他在文中說：“難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50幾年前的年輕人了？需要把他們放在溫室裡來培養，來保護？”

　　此文意義非凡——它就是《隨想錄》系列的開篇之作。此后巴老一發不可收拾，寫了120多篇“隨想”、“雜感”，都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晶。

　　另一個例子與陳思和本人有關，而且是他心中永遠的痛：他曾經丟失過巴金的5篇手稿。當時巴金在編全集，把兩部舊稿交給陳思和處理，一個中篇小說和一部散文集《炸不斷的橋》。盡管陳思和小心謹慎保護手稿，還是在一次搬家中丟失了散文集中的5篇稿子。陳思和為此在荒蕪的馬路邊倉皇奔走，欲哭無淚。

　　巴老知悉了原委，特意讓女兒打電話，把陳思和請去家裡，第一句話就是：“什麼樣的事情都會發生的。不要緊。”接著老人用安慰的口氣說，他還有日記，記下了《炸不斷的橋》的篇目，可以把篇目保存下來。一場對陳思和來說天大的災難，也是心靈上一道被重重撕裂的傷口，就這樣被老人輕輕撫平了。

　　最后6年他很少說話

　　巴金是孤獨的、不討喜的

　　【訪談】 記者劉功虎

　　讀+：巴金晚年點評時事與往事，是如何確定題目的？

　　陳思和：對於時事，上世紀80年代媒體不發達，很多時候信息交流靠口耳相傳，但是巴老絕不會輕信謠言。信息到他那兒，既會有官方的渠道，也有親戚朋友的渠道，反復影響和作用到他，到了不得不發的狀態下，他才會下筆。

　　對於往事，他會選擇最痛徹的題目，比如他與胡風那些“過節”。他從不避諱，而且公開悔過。但是盡管這樣，很多人還是覺得不滿意，懷疑他的懺悔是用一種新的姿態獲得道德的制高點，以得到更多的好處。

　　巴金不是那種布道的先知，不是先知先覺，但是遇到不平事，他會不吐不快。巴金不對他人誅心，他會深思熟慮，而不是為了顯示高明才出手。他“不主動挑事”，從來不會主動告訴、指點別人該怎麼做。他的這種“消極自由”最好地體現了人對自由的理解。

　　讀+：他平時跟你們交流會說大道理嗎？

　　陳思和：不，從來不。他朴實得很。他也許會引用浪漫的文學語言，但是不太會灌輸大道理，不會講官話。我們都知道他學養很深厚，西方很多社會思潮方面的學術理論他了然於胸，但是他不會信口賣弄。就是他晚年的文章，也是這個特色。

　　我們都知道，1980年代社會一度熱議“人道主義”的話題，有些人視人道主義為洪水猛獸。巴金也卷進了這個話題，他寫了一篇文章，從淺顯的故事入手，輕而易舉肯定了“人道主義”的正面價值。實際上，很多東西一冠上“主義”一詞就變得面目可憎，但一旦還原到生活場景，我們普通人就也能接受和理解。巴金的文章，支持了一種正常思想在社會上的合理存在，往大了說也就是推動了社會進步。

　　讀+：巴金晚年與現實生活是不是有些脫節？

　　陳思和：那是當然的，因為他那麼大年紀了嘛，行動又不方便。脫節是高齡老人的常態，我們沒有必要苛責於他。他要是活到現在，可能對很多事情還是會感到很不滿意，例如嚴重的拜金主義、金錢至上主義、極端自私自利主義，與他一生的信仰都是沖突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孤獨的，是不討喜的。

　　讀+：他為人處世，實用主義多一些，還是理想主義多一些？

　　陳思和：巴老作為一個世紀老人，一個經歷了戰火與和平的經歷豐富的老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當然會有實用主義的一面。

　　我舉個例子，有一年，國內出版界為了《圍城》匯校本是否侵權的問題起了爭論，《圍城》的出版單位認為匯校本侵犯了原著版權，代表作者起訴出版匯校本的出版社，並且請了一些名家寫文章幫腔。這本來不關我的事，我純粹是從促進法制進步的角度寫了個文章，認為“匯校本”沒有被列入當時的版權法，應該沒有過錯，錯的是法律有漏洞。打官司的一方找了巴金先生告狀，不久后巴老約我談話，勸我不要再寫文章。從此可見巴老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人。但是當我把來龍去脈一講，巴老迅速明白了這事的復雜性。不過他也老到，他跟我談話之前已經受出版社之托寫了文章，但是他囑咐了他們不要發表，“僅供表態用”。

　　他的“碎碎念”發自靈魂深處

　　讀+：你常上巴老那兒去坐，他最愛說些什麼話？

　　陳思和：他的話其實不多。因為話少，國家要他去當老師他都沒法當，拒絕了。他有時候就坐在那，默默地看著你。你習慣了就好了。他也有喃喃自語，經常說自己一生是一個誤會，本來不想當作家的，從來沒有想過要當作家，他最想做的是做一些有實際意義的事情。

　　他早年很得意做的“有實際意義的事”，就是跟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在西湖附近開會，准備去實踐“自我管理”的主張。他到晚年常去西湖療養，那裡有一個無政府主義先驅的墓地，墓碑上用世界語寫的名字和銘文，迄今保存完好。巴金常去那裡走走。

　　還有就是，巴老老說自己晚上做惡夢，有很多話要傾吐，又沒地兒說。

　　讀+：你當時聽了什麼感受？

　　陳思和：我當時年輕嘛，很尊崇他，覺得他不想當作家的想法很新奇的，也有點覺得他矯情，因為他當作家都當到這個社會地位了，這麼大名氣了，堪稱最高境界的功成名就，他如果干別的難道能比當作家更厲害？於是就覺得老人有點不知足。他說他做了很多噩夢，我起初也以為那是他的“文學手法”，作家經常托夢說事，不可當真。

　　隨著跟他接觸的增多，我覺得他還健在時就理解了他的。我算是少數理解了他的人。他不是矯情。他是有真痛苦、大痛苦。我最初的那些想法太幼稚、太世俗氣了。我從小棠那兒也得知，老人的確晚上是做惡夢，有時會喊叫，會做出一些動作。

　　讀+：他究竟為何而痛苦？你覺得自己有沒有真正觸摸到巴老的內心？

　　陳思和：他的痛苦有身體上的，身體上的痛苦會轉化成精神上的。比如他最后又活了6年，但從巴金本心來說，他希望安樂死。

　　還有一個痛苦，他說，“仿佛有人在質問我：你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來改變那個、那些受苦的人的命運？沒有，沒有！”這是老人寫下的自我譴責、自我質疑。這會加深他精神上的痛苦。

　　讀+：有人說巴金是個很膽小的人，你怎麼看？

　　陳思和：膽子是大是小，要看什麼標准。人隻能在局限條件下行事。那些宣揚大無畏自我犧牲的人，大多是慫恿別人去這麼做。我們不能苛求任何其他人。我們現在也許有很多青年人會嘲笑巴金的提法，覺得“講真話”有什麼了不起，幼兒園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撒謊，要講老實話，對不對？好像“講真話”這件事在人們很小的時候就解決了。可是真正反躬自問，我們每個人都做到了嗎？我們連做個老實人都做不到。相對來說，巴金比很多一般人做到的要多。

　　最后6年他很少說話

　　讀+：巴金生命最后幾年是什麼狀態？

　　陳思和：巴金生命中最后6年很少說話，幾乎沒再開口。我有時候故意引他說話，談談他早年喜歡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他都不肯說。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

　　實際上他不喜歡“無政府主義”這個譯法，而更喜歡那個音譯詞“安那其主義”。后世把很多不好的含義強加給了這個詞，諸如恐怖、暴力和動亂，都認為源頭跟這個主義有關。實際不是這樣的。巴金在晚年想到了一個詞——“理想主義”，他覺得那些信奉安那其主義的人都有點富於理想主義精神，相信人都能做到自我管理、主宰自己命運，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

　　我們有一次說起了無政府主義，巴金先生顯然不願意深談，有點激憤地揮手，說：“這別去管它……這個問題以后再說，現在說不清楚。”

　　讀+：巴金早年推崇的“無政府主義”大致是一種什麼樣的思想？

　　陳思和：我在青年時期研讀巴金的著作，不僅讀到了他早期許多相關的文獻，而且還直接閱讀了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巴金筆名就來源他二人）等人的無政府主義著作，弄明白了無政府主義其實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潮，它以相對激進的姿態反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反對一切國家形式的強權，基本立場是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的。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無政府主義作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翼，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過重要影響。

　　讀+：那他晚年到底還信不信這個主義？

　　陳思和：這是巴金研究領域裡一個常常被提起討論的問題。我曾多次與巴金先生談到無政府主義，也有緣拜訪過幾位與巴金同時代的老人，他們幾乎都不忌諱自己的信仰。但是我無法斷定巴金晚年的心境。我總覺得從“五四”過來的人，他們的獻身信仰往往是極其真誠的，不像今天，到處鑽營著做戲和看戲的“虛無黨”。

　　有一說一

　　記者劉功虎

　　陳思和今年60歲，白發如雪，典型上海人：待人客氣謙和，說話辦事嚴謹、清晰。記者如約在他下榻的華科大校內酒店大堂等他，由於行程安排太緊張，到晚上9點他還沒有吃完晚飯。快到約定採訪時間點時，他特意從飯桌發來短信，表示抱歉。

　　我們的採訪就在酒店大堂的沙發上進行。他現瞄了幾眼我手裡拿著的採訪提綱，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思路說了起來。說實話，作為多年的文化訪談記者，我特別喜歡這種受訪者：效率高，談話內容很有“質感”。

　　陳思和的研究方向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他主張打通現當代文學的分界，將20世紀文學視為一個整體，曾與學者王曉明聯袂主編“重寫文學史”專欄。當然，他卓有建樹的領域還是“巴金研究”。早在1986年，他就出版了第一部學術專著《巴金論稿》（與李輝合著），對巴金早期思想作出了較全面的論述。他對巴老思想的探求刨根問底，觀察體貼入微。他利用近距離接近巴老的優勢，致力於搜集巴金的真話、真誠、真情。

　　在湖北省圖書館進行的公開講座結束后，有讀者問陳思和：“巴金一生不拿政府俸祿，這事你怎麼看？”陳思和回顧了巴金不同時期的收入狀況，指出他在民國時期的確是中國少有的靠稿費就能養活自己的自由作家，但這種情形在新中國發生了改變。巴金的不少收入、津貼，還有常年的醫療費用，都是國家支出。因此陳思和認為：一、“巴金不拿政府俸祿”的說法在事實上站不住腳﹔二、一個人即使拿薪俸，也不能說明什麼。

　　有一說一的風格，讓陳思和在眾多巴金研究者中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