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雷抒雁【5】

鲁院的窘迫局面，进入新世纪后得以改观。2001年，中国作协党组决定在鲁院举办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改变过去办班收费的做法，选拔具有一定创作成就并具发展潜质的中青年作家进入鲁院学习。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汇报后，得到关根同志的肯定与支持。此前，雷抒雁带领我们尝试过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教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量化目标责任制管理，也曾试图把鲁院纳入国家学历教育系列，但路子走得都很不顺畅。举办高研班，学员进校学费住宿费全免，伙食还有补贴，一人一间宿舍，电视电脑电话一应俱全，办学经费全部由中宣部和国家财政拿钱，鲁院由此迎来了办学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期。在雷抒雁手上，实现了这一转变，这是足以让他欣慰的事。

我和抒雁，有种默契：同事朋友，彼此有别；同僚乡党，不可混淆；公干私交，界限分明。这话我们彼此没有明说，但却形成共识，严格掌控着之间的界线。在学院，我是他的副手，一切从工作和事业出发，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私底下，我和他是朋友，是兄弟，情同手足，快乐可以分享，困忧可以分担。

抒雁对母亲极孝顺，父亲去世后，他便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北京，让老人安享晚年。老人知道我和抒雁的关系，每去他家，便分外开心和亲热，和我说东道西，凡事总喜欢拿老家的标准做比较：咱哇是咋样咋样，人家这搭可这样这样……马利和老人关系非常融洽，让婆婆很开心。有时我去了，见老人家穿一件时尚毛衣，或者一双新鞋，老人马上会说明：“马利给买的，我说样子太新穿不出去，可马利非让穿不可。”话里透出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抒雁母亲每天上下午下楼出去转悠两趟，北京话叫遛弯，到附近各处走走，和那些大妈大爷说说话。一个星期天的午后，雷抒雁情急慌忙地给我打电话，说老母亲上午出去遛弯，到现在还没有回家，附近她常去的地方都找了，不见人影。抒雁担心老人走失，心里发毛。我立即开车赶过去，与他一起寻找老人。六铺炕周边那些街心花坛，护城河沿岸，楼宇间小空地老人们常闲聚的地方，安定门外的地坛公园，齐齐找遍，还未找见。抒雁直叫“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头上已渗出虚汗。无奈中折返回家，却意外地在他家楼下发现了老人。老人家刚从公交汽车站下车，不慌不忙，优哉游哉，缓缓走来。抒雁又惊又喜，快步迎上，口中却嗔怪：“去哪了？找了两个钟头都不见，快把人急死了！”原来这天老人下楼遛弯，遇见一位老乡，也是随儿子住在附近的老太太，两人说着话，不知怎么说到了公主坟，说那里埋着一位公主，那位老太太灵机一动，提议去看看，抒雁母亲竟然也就答应了。她不知道六铺炕距公主坟有多远，以为很快就能回来，也就没有给在家伏案写作的儿子打招呼。两位老太太也有能耐，上了公交车才问路线，倒了多趟车，从城北到城西南角兜了一大圈，什么坟也没有看到，在超市买了几块蛋糕，算是打发了午饭，这才按原路线返回。这件事情，显然在抒雁心里落下了影子，以后对母亲外出总不放心，下班后早早回家，见老母亲在家中安然无恙，心中才算踏实。

抒雁母亲有冠心病，这让他时刻悬着心。2001年9月6日，不幸终于发生了。

那天下午，在中国作协会议室学习讨论的雷抒雁，以一种近乎失态的焦灼，希望会议早点结束。5点散会，他迫不及待地往家赶。他莫名其妙地感到心神不宁。路途中，他打电话给家里，想马上听到母亲的声音。铃声空响，他希望母亲是到楼下散步去了。到家推开门，像往常一样，喊了一声“妈妈”，无人应声。他急忙走进里面的房间，看见母亲躺在地上呻吟。他扑过去，一把抱住她，想让她坐起来，她只是含糊不清地说：“我费尽了力气，可是坐不起来。”母亲左边的身子已经瘫痪。

事后雷抒雁在怀念母亲的文章中写道：“我明白了那个下午我焦灼、急躁、不安的全部原因。一根无形的线——生命之线牵扯着我的心。虽然没有听见妈妈的呼喊声，可我的心如紊乱的钟摆，失去了平衡。我以从未有过的急切，想回到妈妈的身边。也许，只要她的手抚摸一下我，或者，她的眼神注视一下我，我心中失控的大火就会被熄灭。”

两天后，抒雁母亲在安贞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当晚我也在医院，还有我和抒雁共同的朋友、人民大学教授牛宏宝。9点多，看昏迷中的老人呼吸平稳，我们出了病房，在院子散步。秋凉之夜，路灯点点，树影幢幢，正漫步说话间，身旁咔嚓一声响动，吓人一跳。定睛一看，方知是甬道旁一棵柿树折断了枝桠，坠地的枝桠挂满了柿子。后来抒雁说那时他就有了不祥的预感，午夜时分，雷母溘然长逝。

抒雁母亲的后事是我帮着操办的。抒雁因过度悲伤而变得虚弱，两个儿子和我没有让他去火葬场，将他交付马利照顾，我和孩子们等送了老人最后一程。在东郊平房殡仪馆，当我把抒雁母亲的骨灰一块一块捡起装进骨灰盒时，像九年前送行我母亲时一样，泪水溢满了我的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