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曾承認在東京審判中撒了謊(組圖)【2】

　　驚弓之鳥

　　偽滿洲國覆滅后，溥儀帶著親屬“大臣”從“新京”（長春）的皇宮中倉皇出逃。1945年8月19日，一行人降落沈陽准備換機時，荷槍實彈的蘇聯士兵忽然出現，溥儀被俘。

　　做了蘇軍俘虜的溥儀，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驚恐不安，因為“自認對蘇聯沒有過什麼怨仇”，他覺得“沒被中國人捉而落在蘇聯人手裡，實在是萬幸”。在東北做了十多年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自知罪責難逃，回國受審的可能，一直刺激著溥儀的神經。

　　蘇聯方面對溥儀還算優待。在關押地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療養所，偽滿的“皇親”和“大臣”享受了和蘇聯軍官相同的待遇。溥儀擁有自己的單間，吃穿用度上有什麼要求，蘇方都是盡量滿足。隻要身邊跟個人，溥儀還可以在附近地區散步。

　　見蘇聯人似乎沒有把自己押回中國接受審判的意思，溥儀對這裡的生活表現得十分滿意。一個月后，他給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寫了一封信，要求“永遠居留在蘇聯”。私底下，他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機會，帶上從皇宮偷運出的珍寶，逃到英美等國去做寓公。

　　斯大林的回信遲遲不來，溥儀最怕見到的中國人卻出現了。

　　溥杰回憶，俘虜們被改送到紅河子地區關押后，有一天，幾個擔當炊事和勤雜工作的中國人從外面干活回來，告訴他們，“國民政府派來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別墅裡。”據說為首的是一個中將，他們“為接收你們而來。”

　　溥儀嚇得魂不附體，趕緊派人與這些人搭話，但蘇聯人很快發現了雙方的聯絡意圖，調走了這幾個仆役。

　　根據事后傳聞，因為“交涉不得要領”，蘇聯人對那個中將的請求未做答復。

　　遷往伯力收容所后，又出現了一件讓溥儀惶恐的事。蘇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虜都要接受訊問，並寫下揭發日本侵略罪行的書面材料。

　　作為綁在日本戰車上的偽滿洲國“皇帝”，日本的每項罪行，自己都脫不了干系。溥儀趕緊趁著蘇聯人不在，把所有的親戚和隨從召集起來，叮囑他們要將所有行為都說成被日本人“綁架”﹔蘇方傳訊之時，要表現凜然的態度﹔不可顯露心虛﹔不許指証別人﹔不許亂提話頭……為了封住身邊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煙的溥儀還給每個人發了一盒“三炮台”。

　　不料，蘇聯人對其他人都沒什麼興趣，簡單地問了幾句就讓他們回去了，隻有溥儀本人，受到伯力內務局的幾次傳訊。

　　8月，謎底終於揭開，蘇聯當局通知，讓溥儀到東京軍事法庭作証。8月2日，溥儀登機離開蘇聯。

　　溥儀后來回憶，登上飛機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飛到半途，他從舷窗向外看去，隻見山峰連著山峰，好像是大興安嶺的模樣，他不懂俄語，但是卻隱約聽見身邊蘇聯軍官的交談中，夾雜著“哈爾濱”的發音。這個中國地名也讓溥儀心亂如麻：“難道這是往中國而不是日本飛？也許蘇聯當局要把我送交蔣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說讓我去東京作証？”

　　直到飛機在海參崴附近的一個機場降落，溥儀才略感放心。

　　幾天的休養后，溥儀飛抵東京。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助手裘劭恆在開庭前看望了這位重要証人，他后來回憶，“溥儀頭一次看見我，見我是中國人，怕得要命，以為中國人要把他當漢奸審判。我告訴他說，來東京讓你來作証，是去証明日本人是怎麼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國的。他開始還半信半疑，后來我去監獄次數多了，連陪在身邊的法警也不怎麼聽我們談話了，他才逐漸放鬆起來，終於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出關前后

　　根據法庭規定，証人出庭后的第一階段是直訊部分，由提証一方對証人的身份、所見所聞進行問答。

　　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記載，溥儀給自己設計了這樣的開場白：“我繼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清政府，這是一次非常進步的運動……”

　　一個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稱孫中山是“偉大的人物”，用 “腐敗”一詞形容自家王朝，說中國革命是 “非常進步的運動”，這一切都成為當年報紙上的奇聞。

　　不過，這樣的自我剖白對審判並沒有價值，法庭的評價僅有一句“離題太遠”。負責詢問的檢察長季楠立刻拋出了關鍵的問題，“你退位后為什麼要離開天津去滿洲？”

　　溥儀是如何出關的，直接關系到偽滿洲國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儀的口中，這是脅迫和綁架下的行為：“（‘九一八’事變后）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裡面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是強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長春市溥儀研究會副會長王慶祥說，溥儀離開天津是日本長期策劃與准備的結果，為了在侵佔東北后將溥儀誘騙到東北，各方面勢力軟硬兼施。

　　根據“皇姑屯事件”的策劃者河本大作后來的供詞，1929年秋，日本軍部便決定在“滿洲問題”上啟用溥儀。東北是清王室的發祥地，當地的舊王公貴族對溥儀抱有忠誠，便於控制。軍部認為，由於幼年退位，沒有強大的后台和根基，溥儀是一個易於駕馭的對象。

　　1931年9月22日，沈陽的槍炮聲剛剛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陽參加了關東軍的秘密會議，會上炮制出所謂的“滿蒙問題解決方案”，提出要以溥儀作為“國家元首”建立“新政權”，“領土”包括東北及蒙古，“國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國掌握。9月30日，板垣還專程派人前往天津與溥儀接觸，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這時，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賢二出現在溥儀面前。

　　土肥原賢二是個長期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陰謀家，他在各路軍閥中游走多年，致力於分裂中國的勾當，日本投降后，他作為28名甲級戰犯之一，被東京法庭批捕。

　　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設立特務機關，土肥原任機關長，那時就與溥儀多有接觸。“九一八事變”當天，土肥原被召回隸屬於關東軍司令部的奉天特務機關，成為事變核心指揮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

　　對偽滿洲國的建立，溥儀其實不像他說的那樣完全被迫。在他看來，那是一個復辟清王朝的機會。在和土肥原的會面中，溥儀最關心的是“滿洲國”的“國體”，當時，土肥原賢二信誓旦旦地表示，“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在溥儀的智囊中，一直存在兩方意見，包括他的生父載灃、老師陳寶琛在內的一些人始終對日本人心存懷疑，不贊成他貿然前往東北。溥儀開始有幾分猶豫，這時，一些帶有威脅意味的“禮物”出現了，也就是溥儀在法庭上所說的“水果炸彈”。

　　駐在靜園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彈，第二天便鑒定它們是張學良的兵工廠生產的。數封措辭強硬的恐嚇信也被送到了溥儀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離開，便會有生命危險”。驚嚇之中，溥儀決定，立刻動身去東北。

　　其實，第二天的《北平晨報》上便有人披露，炸彈是土肥原賢二安排的。

　　溥儀告訴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見面。板垣對他說：“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利益，為了驅逐他們，謀福於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板垣邀請溥儀當這個“新國家”的元首。

　　季楠問：“你答應了嗎？”

　　溥儀說：“我拒絕了，因為板垣希望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儀當時確實拒絕了板垣，卻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根據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會見板垣》一節，板垣告誡溥儀，“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這是一個新國家，由五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溥儀發現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龍廷，便表示了反對意見。

　　但是沒過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儀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轉變的，“我是真心想拒絕的。然而，一則有板垣用武力威脅，二則有我的顧問們以生命危險為理由勸我答應，三則因我已處在旅順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還有什麼話可說！一旦拒絕日本勢必殺我滅口。實在因為不得已，我屈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