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曾承認在東京審判中撒了謊(組圖)【3】

　　“次長正在辦！”

　　19日，溥儀第二次上庭剛剛到場，季楠檢察長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頓調查團”。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后沒多久，國聯便派人前去東北調查“九一八事變”后形成的“滿洲問題”，當時，溥儀並沒有做出任何針對日本人的指控。

　　溥儀在法庭上承認，曾經與李頓本人在長春見過一面，“我很想找個機會單獨與他談話，可事實上辦不到。我當然應該把滿洲的實際情況告訴他，但是在我的身邊和周圍，總有許多日本軍官和憲兵，借保護之名監視我，我怕向他說了，日本人將殺害我。”

　　根據當時的記載，在這次會面中，溥儀宣稱：“我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

　　偽滿皇宮博物院研究員沈燕告訴記者，日本人始終防備著溥儀與調查團成員的單獨會面，先是拒絕讓溥儀自己去調查團下榻的賓館，后又在李頓等人來到“執政府”的時候，讓關東軍參謀長橋本虎之郎與板垣征四郎在旁監視，溥儀一旦說出什麼不合時宜的話，其后果可想而知。

　　調查團離開后不久，作為“帝室御用挂”（日本官名，意為宮廷秘書）的吉岡安直便被調到了溥儀身邊，名為隨侍，實為監視，溥儀后來回憶，“我出巡、接見賓客、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麼人，不能見什麼人，見了說什麼話，以及出席什麼會，會上講什麼，等等，概聽他的吩咐。”

　　在這樣嚴密的監視下，溥儀無論做什麼，都離不開盯梢，他隻能做好一個規行矩步的傀儡。

　　庭上的話題轉到了偽滿洲國成立后的權力架構上，溥儀表示，雖然板垣說“滿洲國”是獨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發布敕令，但是“我沒有自由”。

　　根據1932年頒布的《滿洲國組織法》，“執政”擁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第五條明確規定“執政得立法院協贊，以行使立法權”，溥儀說，那個所謂的立法院會議，一次沒有開過。

　　根據身邊人的回憶，溥儀剛剛當上“執政”時，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個明君的熱情。“執政府”中的辦公樓被他引用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定名為“勤民樓”，勉勵自己兢兢業業、勤於政務。溥儀每天都是很早便來到辦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來“商量國是”。

　　但他漸漸發現，雖然來來往往的“大臣”數目不少，但是沒一個人是和他商量“國家大事”的，他們不是過來請安，便是放下一些禮物，掉頭就走。每當溥儀向“大臣”們詢問公事時，總是得到這樣的回答，“次長正在辦！”

　　溥儀對偽滿洲國實際的統治模式做了這樣的說明，“大臣都是中國人，而次長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擔任的‘總務長官’權力最大，遠在中國人擔任的‘國務總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國務院令’都在以‘總務長官’為主席、‘各部次長’參加的秘密會議裡決定，會議后，各部次長便分別開始起草有關的工作計劃，一經關東軍認可，便不改一字。”

　　1934年，偽滿實行帝制后，新《組織法》頒布，其中第三條規定，“皇帝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但是溥儀表示，自己雖然“登基”了，但仍然“沒有任何權力，完全沒有權力，隻由他們奏稟一下便行了。”

　　沈燕告訴記者，溥儀從“執政”到“皇帝”，關東軍給他的唯一權力便是在他們擬定好的法律條文上“裁可”，溥儀在偽滿十四年，這是他僅有的與政務沾邊的活動。每年溥儀會與關東軍任命的“國軍司令官”有一兩次會見，發布的訓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空文，溥儀甚至都沒有與司令官直接對話的權限，即使交談，也隻能在日本人的監視下，使用紙筆交流。

　　時間久了，溥儀喪失了“勤政”熱情。據他的侄子毓喦回憶，到了后期，溥儀甚至連“裁可”的任務都搬到寢殿去做，大多數時間，他坐在恭桶上，不耐煩地將送來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來表達心中的怨恨。

　　談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儀突然攥緊拳頭，捶擊座位前的桌子，“十四年來，自由對我來說，不過是一場猴戲而已！”

　　據報載，在這天的作証中，溥儀“時而蹙緊眉頭，時而微動他的身體，有時還聲調激動，敲打著証人台，大為滿庭觀眾所注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