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當藝術遭遇市場，學術為誰說話

　　《功甫帖》

　　蘇軾大概不會想到，他寫給親密好友郭功甫的一封告別信，寥寥9個字，會在900多年后的拍賣會上拍出822.9萬美元（約5037萬元人民幣）的高價。更沒想到的是，隨之而來的《功甫帖》真偽之爭因為越來越多的參與者，而陷入了“羅生門”。當藝術進入了利益至上的藝術品市場，原本純粹的學術爭鳴“為誰說話”似乎已經比“說什麼話”更重要了。

　　《功甫帖》遭遇“羅生門”

　　《功甫帖》整幅作品是立軸，包括4個部分：蘇軾《功甫帖》，上書“蘇軾謹奉別功甫奉議”（右上）﹔清代書法家翁方綱小楷題跋和題詩（左上）﹔翁方綱《功甫帖》雙鉤廓填的摹本（右下）﹔民國時期收藏者許漢卿的題跋（左下）。

　　2013年9月，上海收藏家、某公司董事長劉益謙在紐約蘇富比高價購回《功甫帖》。這位收藏家曾公開宣稱：“我的弱勢是沒有任何藝術收藏專業知識，我的優勢就是有錢。”

　　購回《功甫帖》本來也只是他“不差錢”收藏行為的普通一次。然而，當年12月20日，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以下簡稱“上博”）的3名研究員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稱這件作品是“雙鉤廓填”的偽本。所謂“雙鉤廓填”，指的是先用墨線沿著字的筆跡勾描出輪廓，再填上墨色。

　　12月22日，蘇富比方面發出聲明，“我方對作品的真偽性一向萬分認真……一貫恪守藝術拍賣業界的最高德行標准”，堅稱其為蘇軾真跡。

　　12月23日，劉益謙發布長文聲明，稱作為買家他願意保持中立。但12月26日，他再次發表聲明，態度驟變，向上博連發三問，質疑其結論。

　　2014年1月1日，單國霖、鐘銀蘭、凌利中撰寫的兩篇長達14000余字的報告，發表在《中國文物報·收藏鑒賞周刊》，詳細解釋了判為偽作的原因。

　　1月13日，蘇富比在其官方微博發布《蘇富比對有關蘇軾〈功甫帖〉質疑的回應》，對報告提出的“鑒藏印多為偽印”、“翁方綱題拔與題詩是偽作”等質疑逐條反駁。

　　1月28日，上海收藏家顏明突然發表《致藏家劉益謙的公開信》，稱劉益謙曾在2013年8月底即拍賣會前夕，向他請教怎麼看待這件《功甫帖》。公開信中寫道：“我專門請教了上博和故宮的專家，專家們通過研究，一致看假，並認為作偽水平不高，提了幾點看假的原因。我通過電話和短信向劉先生轉達了上博和故宮專家看假的意見，並勸他和專家們聯系。”此言一出，風向又變，似乎成了劉益謙在知假買假。

　　農歷新年的爆竹並沒有沖破彌漫在《功甫帖》上空的迷霧。2月18日，劉益謙及其團隊帶著《功甫帖》來到北京，不僅請來了已故書畫鑒定大師徐邦達的弟子蕭平、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趙長青等專業人士，還請到了中國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時等中國最大拍賣行的老總，廣邀媒體，展開了一場熱鬧的現場鑒定會。

　　鑒定會兼新聞發布會現場，劉益謙團隊公布了《功甫帖》的高清掃描圖、6000萬像素的高清背光圖，和數碼顯微鏡放大50倍的效果圖，並現場用手持式無線視頻數碼設備對《功甫帖》進行了現場放大掃描，從墨色、紙張、收藏印等方面得出結論：這件《功甫帖》為自然書寫，上博“雙鉤廓填”的說法無法成立。

　　《功甫帖》曾涉及千萬元關稅

　　除了專業人士和愛好者，其實之前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功甫帖》，更對其真偽不感興趣。普通人知道這場爭論，是源於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蘇軾書法〈功甫帖〉被指“偽本”》一文，報道了3名上博研究員鑒定《功甫帖》是偽作。全文沒有劉益謙方面的回應。對私人藏品真假這樣的敏感問題，研究員沒有首先告訴藏家，征得其同意后再在媒體公開發布，這也是上博一方后來一直被詬病的原因之一。

　　不過，《新民晚報》記者在“採訪手記”提到的原因也不能忽略：“在近期輿論宣傳中，媒體、專家和政府有關部門已有將這件拍品視作真品之勢，並有人吁請國家在關稅政策上開‘綠燈’，以期更多流散在海外的重量級文物回歸……如若偽品能披著真品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入境並享受到相關政策，將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無窮后患。”原來，《功甫帖》在購得之初，因高達1000多萬元人民幣的關稅，一度滯留香港，上海自貿區成立后才得以免稅進入上海。

　　如此，《功甫帖》的真假已經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還是一個利益問題。雙方陣營中，都不乏一流專家，都是言之鑿鑿。書畫鑒定是一項專業性極高的工作，鬧得沸沸揚揚的《功甫帖》，行外人其實並不明白鑒定結果中那些深奧的專業詞匯。而學術上的爭論，一旦摻雜了利益，再加上媒體炒作，普通的圍觀者，就如同買不起越炒越高的藝術品一樣，如今連真假都“不夠資格”知曉了。

　　據悉，《功甫帖》將從3月28日起如期亮相於劉益謙創辦的龍美術館，關於此帖真偽討論的文獻也將一同展出。發布會現場，藝術品愛好者程輝（化名——記者注）因為擠不進去，隻能在場外張望。他調侃地說：“現在全國人民都知道了劉益謙、《功甫帖》、龍美術館，有時候我真懷疑整個事件是一個策劃好的大廣告。”

　　如今，上博一方自從發布論文后就銷聲匿跡，再無回應﹔劉益謙一方后發制人，似乎形勢大好。北京的發布會現場，雖然人頭攢動，但沒有一個上博的專家到場。發布會結束后，有媒體聯系到鐘銀蘭，她說：“我的看法已經公布，不會改變。他（劉益謙）如果要研究什麼、說什麼，那是他的事。”而顏明表示，之前請教過的上博專家正是鐘銀蘭，另兩位故宮專家不方便提及。

　　上海收藏家馮飛龍談及藝術品的真偽之爭時，認為學術進入市場，其實很不科學。“學術歷來就是有爭論的，只是角度不同、認知不同，沒有對錯之分。而藝術品市場利益糾葛頗大，所以買家和賣家都不能作為可信的責任者，應該成立第三方鑒定機構做一個客觀的判斷。”

　　沒有人能透支國家信譽

　　書畫收藏家朱紹良介紹，關於中國古代書畫真偽的辯論一直存在：20世紀60年代，郭沫若和高二適關於《蘭亭集序》的“蘭亭論辯”，連毛澤東都支持雙方各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中國繪畫史研究元老、不久前剛剛去世的高居翰，提出美籍華人王己千收藏的五代時董源的《溪岸圖》，是張大千和徐悲鴻畫的偽作。爭論之后，《溪岸圖》在大都會博物館做了一次科學檢測，結果高居翰認輸，他主動對王己千說：“對不起先生，我錯了。”朱紹良說：“這些往事說明，古代書畫的真偽是可以大家來商榷的。”

　　所以，3個專業人士指出一件從拍賣會上買回的東西是假的，這並不是一件多大的事。只是，“上海博物館”這個單位名稱的高光蓋過了3個具體的人。事件發展到最后，似乎成了一個國家博物館對私人藏品的“指指點點”。

　　在發布會現場，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總經理易蘇昊說：“我對這件事挺震驚的。因為國家鑒定委員會有紀律，其成員不能在媒體上對任何博物館的東西進行真偽質疑，這是一條工作紀律。鐘先生（鐘銀蘭）和單先生（單國霖）都是國家鑒定委員會的委員。”此次，劉益謙團隊進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正是以龍美術館的名義。

　　觀復博物館創始人馬未都也受邀來到現場，他戲稱自己不是來打群架的，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說話。“如果這3個人不是上博研究員，那可以隨便說，但當他們扣上國家機構頭銜的時候，就需要謹慎。所以事件一發生，上博就立刻出來擇清關系，稱是個人行為，可不幸所有媒體的報道中，一定會把‘上海博物館’擱在前頭。讀者記不住3個人的名字，可一定記得住上海博物館。”馬未都說，“學術理論著作應該先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最后再由媒體報道，現在是反著了。公共權力為自己的某種目的謀私，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馬未都說，民辦博物館遇到的困難，很多是國家博物館不曾感受到的，“光海關就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對於作品真偽，馬未都自認“無權說話”，他唯一能說的是，“沒有人有權透支國家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