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會學家潘綏銘：闖入紅燈區與小姐一起吃住

採訪與糾正

採訪潘教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他不願意講自己，一直對傳媒三緘其口。只是因為他跟我們雜志的特殊關系，才“不得已”接受了採訪，但仍然是問多答少。不過，當筆者的問題讓他感到“不恰當”時，他就會馬上糾正。

在中國這個傳統深厚的國度，性學要發展，曲折難免，所以筆者首先請他談談工作中感到的阻力。聞此，潘教授糾正：“怎麼都是這種想法？好多人一問就問到這兒，好像我這個工作就是阻力不斷，困難重重。哪有那麼多阻力？要我說，沒有什麼阻力！一個人受著那麼大的心理壓力，那他還怎麼搞研究？生活都成問題。我之所以能研究到現在，正說明沒有受多大阻力。”

如果說他的性學工作真沒有一點阻力，讀者們絕不會相信。早在80年代末，潘教授所講的性學課有一次差點被停掉，他也差點跟人家打架。他多次碰到別人對他的調查進行調查，多次遇到別人當面侮辱他的人格，甚至侵犯他的人身。但是他從來不願意談這些。

在他的書裡倒是透露了一個小例子：1997年，他在廣東省實地觀察發廊，一連3天，坐在發廊對面的小吃攤上，眼睜睜看著對面的“交易”情況。這時發廊的一個保鏢一個壯漢卻也身手不凡，注意到街對面的異常人物，於是不動聲色繞過后街，悄悄地出現在潘教授身后，猛地跳將出來，揪住教授的后領……。后來幸有小吃攤的攤主解圍，方才化險為夷。原來那壯漢誤以為他准備打劫來發廊的客人。

環境如此惡劣，他從來沒有想過半途而廢，而且，這次的調查費用完全“自理”。不過這並不新鮮，他的多次調查都是自費，雖然他現在的工資也隻有不到1100元。但錢還是其次，更難的是，在調查時要忍受長時間的乏味無聊，這就是他隻好一個人獨自調查的原因。當然，他最感動的就是經常遇到理解和支持他的事業的人，尤其是普通人。

我的一個朋友曾見過他處理調查數據。因為是夏天，又沒有空調，他就光著膀子，在電腦前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天天干到深夜，就這樣一連兩個星期，“揮汗大干”。

那麼，潘教授為什麼如此反復強調“沒有阻力”？因為對他來說，“有些人認為的阻力，在我這裡根本就不算什麼。”這才是答案。一個潛心致學的人，一個對科學有著強烈興趣的人，一個將研究看成第二生命的人，能從事自己所選擇的研究工作，他已經要對生活心存感激了。還有他的妻子，一個善良達理的女性，對丈夫的工作全心全力地支持。我想，這也是潘教授感謝生活的原因。

因為研究性學，德國的赫希菲爾德的性實驗室被搗毀，四處流亡﹔美國的性學家華生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世紀初中國的張競生身敗名裂，隱身終老。而在傳統觀念仍然濃厚的今日中國，潘教授的研究能夠得到黨和政府的支持，得到社會的承認，他哪裡還會在意那一點阻力呢？

第二個被潘教授糾正的是關於上課的問題。我問他：第一次給學生講課是不是很特殊？因為我還記得當年學生理衛生，上“生殖系統”那一課時，同學們雅雀無聲，似乎連傷風感冒的人都壓抑了咳嗽。潘教授卻說，沒什麼特別，已經記不起來。“學生們已經是大三，對此已不是很敏感。”關於上課，他感受最深的卻是，學生們“人文方面的功底太差”，對進化論全然陌生，本來要講的是“西方性觀念發展史”，但卻要“從猴講起”。

實際上他還是發現學生們聽課時受到了刺激，影響了聽課的效果，於是他總結發明了一個“強制脫敏”法。在學期開始，第一節課就拿出所有的性器官名稱、性行為名詞對學生進行“狂轟濫炸”，就連已婚的研究生都聽得面熱心跳。但這樣講到學期末，就連“純情的女生也敢討論《金瓶梅》中的性描寫細節”了。

潘教授為什麼要強調沒有什麼特殊？后來我漸漸理解了。

當我採訪結束時，問了他最后一個問題：“研究性學這麼多年，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他立即反應：“你之所以這麼問，就是因為你覺得‘性’很特殊。其實，我感受最深的是：性學其實是個很普通的學問，跟物理化學一樣普通，普通得人們時時都會涉及到它，一生都涉及到它。為什麼一提到一個‘性’字，人們立即就心跳加速、眼睛睜圓呢？我認為就該在九年制教育中講性學，就像物理化學一樣，不管你有沒有興趣，都要強制灌輸。”

我提到，現在讓家長及教育者困惑的是給孩子們該講到哪一步。潘教授說：“這不是你我坐在這裡討論就能想出來的，這得去做調查，知道一下孩子們對性都已經了解到哪一步。你不要以為一個學生比你知道的少多少。”

研 究 的 開 始

潘教授在一本書的前言裡寫到：“我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日后研究性學，實在沒有太大的關系。”他之所以這麼寫，是因為有些人心裡總是不由自主地會將性學家的研究和他本人的生活往一塊兒扯。在西方，有人問大哲學家福柯，為什麼研究性？福柯答：有趣。這回答簡直稱得上是妙絕。正是因為人們對自然、對自身的奧秘的無窮興趣，才誕生了科學。潘綏銘教授也是由偶然的機會引起興趣，最終邁進了性學的門檻。他當時正在東北上研究生，學的是世界中世紀史。當他看到一本英文的《原始人的性生活》時，震驚不已。之后，他的好奇心便不可抑制。就這樣，書一本接一本讀，卡片一張又一張記錄，一個性學家就此誕生了。這正應了他自己的一句話：追求知識隻能由知識來啟動。

雖然如此，他豐富曲折的生活經歷對他日后的研究起到了很大幫助。他當過紅衛兵、“黑五類”的狗崽子、工人、小職員，下過鄉。他在農村的地頭田邊，看到中年婦女敢和毛頭小伙子開很“葷”的性玩笑，但見有大姑娘到場，就會立即收斂得一本正經。這正是傳統社會要把未婚女性變成“性盲”的現實寫照。

再比如，他當年在東北大車店聽車把式們講性笑話，唱葷曲。多年后，他因為研究性學再去住大車店，想記錄下這些民間的性文學。但是，見有他這個知識分子在店裡，車把式們全變得“一夜無話”。這又是“性的社會分層”理論的有力証據。潘教授說：“人家根本看不起知識分子，認為你們這些‘鳥人’都是假正經，所以他們什麼也不想說了。”

但現實最具有說服力，所以潘教授在八十年代末轉入了對性社會學的研究，所講的課也由性觀念史改成了“對性存在的社會學研究”。此時，他應河南人民出版社之約，將自己在歷史系的講義修訂成書。這就是《神秘的聖火》（1988）。這是一部關於西方性史的專著。它最大的特色是激情，讓人感覺到作者在寫作時文思如潮，一氣呵成，字裡行間透出一個初期研究者的無比熱情。同時，它以性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對西方歷史進行了嶄新的闡述，一系列的新見解對讀者造成了振聾發憒的沖擊力。

幾年的研究、授課與撰文出書，潘教授也漸漸出名，而且，像他自己所說的，性學也漸漸成了“顯學”。所以他開始不斷被人請去作性學講座，給大學生講，給社會團體、婦女組織，甚至給著名醫科大學的博士研究生講。給醫學博士生講性學？聞此我很驚訝。潘教授說：“那是在八十年代，性學的確是個新鮮事物。”

提到調查，潘教授最愛講的，是他開始時做的那三次失敗的調查，“缺乏理論，提不出好的假設，根本說不清自己想調查什麼。”

他第一次做調查是在86年，調查對象603人，隻得出了一些百分比，如有多少人看過色情錄像，有多少人用過后進位的性交姿勢等等，但他卻不知道該怎樣解釋這些數字。而且，他調查的對象是聽他講課的各類學員，他們代表不了全中國人，也說不清他們能代表哪一類人。可惜，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在重復著這類錯誤，所以潘教授說：“目前中國的性學研究雖然也很缺乏調查，尤其是缺乏可信的調查，但最缺乏的是研究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