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嚴歌苓：女性主義在我潛意識裡 無需表面彰顯【2】

　　◎談寫作

　　“我的敏感讓我完成寫作”

　　嚴歌苓的身上有著讓人羨慕的經歷——12歲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一名舞蹈演員﹔20歲時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擔任戰地記者﹔1980年，發表了電影文學劇本《心弦》，並逐漸展現了寫作上的才華，那時她只是20來歲的年輕女孩。上世紀80年代，她應美國新聞總署邀約訪美，進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文學寫作系就讀，獲藝術碩士學位，成為哥倫比亞藝術學院百年建校首位華人校友。“剛去美國的時候英語並不好，我每天都浸泡在英語裡面，瘋狂背誦新概念英語的前三冊，每天背記幾十個單詞，還在自己的手上寫滿英語單詞。”現在，嚴歌苓已經是一個能夠用英文寫作的作家了。

　　嚴歌苓坦言其豐富的生活經歷，為它提供了用之不竭的一手素材。“我在文革中度過了童年，我的少年時期當兵，出國成為一名留學生，然后移民，這都是我的一手生活。我寫得最得心應手的都是這些一手生活，都是我切身經歷的生活。”

　　嚴歌苓反復提及自己基因裡的敏感，她總感覺自己的神經是裸露在外的，非常容易被觸及和撥動。“我有著一種疼痛的敏感，這是天生的，我憑著這基因裡的稟賦和想象能力，感受和進入他人的生命狀態，並用文字傳達出來。我認為二手生活來源於體驗，用採訪和感知進入我沒有辦法經歷的一切。”嚴歌苓回憶，在寫作《第九個寡婦》時，她走入河南農村體驗生活，獲得了珍貴的二手素材。“《媽閣是座城》是我第一次寫中國的當代生活，也是我最害怕的事情，我一點自信都沒有，我去親歷賭博的一切，去體會賭徒的心態，當大家說我寫得還不錯、很真實時，我很欣慰。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是我的敏感讓我完成這一切。”

　　在“二手生活寫作”和“一手生活寫作”兩者間游走，嚴歌苓並不都是自信的，她甚至一度隻敢寫作自己的一手生活。“我的經歷就像吉普賽人，到處走到處看。每到一個地方，我都不是那裡的主人，只是一個旁觀者。正因為這樣的身份形成了我獨特的敏感，讓我帶著一種質疑，反復問自己是誰。我是幸運的，但也是不幸的，任何一個地方，我的根都沒有扎下去，一個他鄉人，一個寄居者的感覺讓我寫出了這麼多敏感的小說，保持兩個月寫出一本小說的速度。但是很多人說這麼快寫出的肯定不是什麼好作品。我所有的小說都是我聽來的故事。我是一個特別不自信的人，除了一手生活的寫作，其他的我都寫得很不自信。”

　　◎談特色

　　“女性主義不需要表面彰顯”

　　謝有順眼中的嚴歌苓在“敏感”、“與人為善”方面與沈從文非常相似。他認為，嚴歌苓的不自信和惶恐是她的不幸也是幸運的地方：“這一切讓她最終隻能成為嚴歌苓，她缺少一個可以讓她扎根的寫作根據地，這與她個人經歷有關。嚴老師的不自信我很認同，再有想象力的作家都不可能完全寫好他不了解的生活。”

　　嚴歌苓堅持不以女作家自居，她強調自己是作家，沒必要在“作家”前加個“女”字。她也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她認為自己的寫作與女性身份無關。“或許女性主義的意識的確存在我的潛意識中，但這東西很復雜，我並不欣賞國外那些燒胸罩的行為，我覺得女性主義思潮太過極端，我覺得蘊藏在女性生命中的那股韌勁是她們最強大的地方，這種偉大是不需要通過任何表面上的東西去彰顯和反映的。”

　　謝有順認為，正是嚴歌苓獨特的個性，使她的作品不僅題材內容寬廣，更展現了人性的寬廣。“其實最好的寫作並不是自傳體的寫作，雖然中國當代的女作家寫得最好的是自傳體，尤其上世紀80年代以來。現在一些80后作家的寫作其實都是半自傳體，和個人私密生活密切相關。但我認為最好的寫作是從自我的局限中走出來，進入一個更寬闊的領域，這才是真正的創作。”

　　嚴歌苓從軍之后養成的紀律性一直在她的生活中發揮著影響，她一直執著於安靜地對作品反思，並且不斷跨越寫作的階梯，為自己未來的寫作設計難度。“對作家而言，寫當下是最難的。筆下的故事離現在太近，可能寫出來的就成了生活流，是碎片，作家難以把握。能否寫好，就要看作家對人性、命運及情感的把握。要寫好一部作品，對語言要精雕細琢。莫言說過，盡管他的作品在20多天寫出來，但是它已經在腦海裡醞釀20多年了。”謝有順表示。

　　另外，嚴歌苓認為對作家的理解要全面。好的作品如“天外來物”。每個作家都要培養出獨有的語言特色，這樣才能寫出“天外來物”一般的作品。“寫作時我都在做減法，一部小說，第一遍改我會刪去很多字，第二遍改又會刪去很多字，不斷修改。我的很多故事都是聽來的，都是有一個原本的結局。我認為最好的小說人物都應該帶給讀者驚喜，結局都不是我自己能夠控制的。我覺得電影其實並不如大家所說的，在內容表達上不如語言和文學，我恰恰覺得影視彌補了文字的啞然之處，比如說一個表情，它可能就傳達了了很多情感，但是文字表達不出來，映畫源於文字的啞然。”嚴歌苓說。

　　■專訪

　　“寫小說才是我熱愛的本行”

　　南方日報：有一種觀點認為劇本創作不如小說創作，您是否認同？

　　嚴歌苓：劇本寫作必須融入導演的想法，至於文學創作，是作者在實現自己的想法和願景。如果不能實現，作者會很痛苦。如果一個寫作者看重金錢，可以去創作劇本，它的付出肯定不會像寫長篇小說那樣多。也不能說劇本創作比小說要低一等，選擇創作什麼，要看作者本身的性格特質，像我是很重視獨立思考，講究心靈自由的人，對於劇本寫作會覺得很無奈，也許寫小說才是我熱愛的本行。

　　南方日報：能否透露一下接下來的寫作計劃？

　　嚴歌苓：在五六年前已經寫好一部作品了，叫《老師好美》，是講述高中生情感生活的。這部作品的寫作曾一度中斷，后來才接著寫。現在已經基本完成了。

　　南方日報：您在創作的時候是如何做到本土和國際的結合？

　　嚴歌苓：我一直在努力。就像《第九個寡婦》的譯制，裡面的很多方面有文化差異，所以在翻譯時無法用對等的詞匯去表達自己的想法，這肯定會流失一些東西。那麼在中文創作中，很多華僑或者台灣的讀者並不了解內地的語境，所以他們會看不懂你的故事。我一直想解決的是如何讓他們聽懂你的故事。

　　南方日報：您曾提及父親對您的創作影響，他最滿意您的哪部作品？

　　嚴歌苓：我父親給了我很多有建設性的建議。像我的《扶桑》《人寰》等，獲得了很高的榮譽，當時我父親的建議是應該回歸白描、寫實的創作中來。我在回歸寫實創作之后，確實又獲得了很多靈感和動力。我父親最喜歡我的《雌性的草地》、《第九個寡婦》等。（記者鐘琳 實習生 陳頌賢、桑顯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