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研究員：巴金是一位少有的全盤西化的作家

　　11月25日，是著名作家巴金110周年誕辰。巴金是中國現代文學乃至當代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難得的高產作家，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開放之后，都有對中國社會影響至深的作品，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

　　巴金誕辰110周年，各地舉行了諸多紀念活動，有評論家說，對巴金最好的紀念，就是讀他的作品。110年前的中國，已經截然不同，如今，重讀巴金，又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兆忠說：“巴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他在現代文學時代，已經開放之后的時代，都曾經產生過巨大的印象。他並非是一個文學藝術非常高超的作家，但卻是一個有超常的道德激情和道德理想的作家。他的影響力，更多在於思想界，在於對中國人思想、精神、道德的思考和探求。而事實上，直到今天，中國人精神、道德、思想的滑坡仍舊沒有解決，這是巴金留給我們最值得思考和重視的東西”。

　　百年巴金，也是百年中國文學史變遷的歷程，一個作家的一生，同時也是文學史演變的映照。李兆忠說：“真誠永遠值得尊敬，巴金留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樣的，也是令人傷感的。”

　　真誠值得尊敬

　　北京晨報：今年是巴金誕辰110周年，重讀巴金，他的一生、他的作品留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李兆忠：巴金是現當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不論是他本人，還是他的作品，留給我們的啟示，既是多樣的，有時候也是令人傷感的。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一方面要堅持自己的良心，一方面也要在藝術上不斷地追求。他是一個真誠的文學家，他一生堅持說真話，寫真話，不論在客觀上做到了什麼樣的程度，都是永遠值得尊敬的。

　　北京晨報：真誠，看似簡單，卻真正艱難的事情。

　　李兆忠：巴金是一個有道德激情和道德勇氣的作家，他能夠把真話說出來，並且引起人們的警覺，他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具有超常的人格氣質，因此，直到今天，依舊讓我們為他而感動，這種感動來自於他的氣質，他的堅持，以及最終理想尚未實現的傷感。

　　從《家》、《春》、《秋》到《寒夜》，到《隨想錄》，不論是早年的巴金，還是晚年的巴金，都曾經寫下銘刻在歷史中的名篇。

　　李兆忠說：“巴金的成就，和那個時代有關。巴金本人十分謙虛，一再否認他是個文學藝術家。而事實上，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道路上，影響著作家創作，影響著一個作家創作的，遠遠不僅是文學本身。”

　　現代文學中的巴金

　　北京晨報：為什麼說巴金是中國文學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

　　李兆忠：巴金的重要，在兩個階段，第一個是現代文學時期。文學界有魯郭茅巴老曹的說法，巴金是繼魯迅之后影響力最大的作家，甚至在某些時候，他對於年輕人，特別是城市中小知識分子群體的影響力無人能比，超過魯迅。他的作品發行量極大，同時也是一位高產作家。有的作家把文學當做藝術，這樣的作家不可能高產，因為創作本身要受到藝術規律的制約，不可能藝術靈感永遠伴隨左右。巴金是特殊的，因為有一種東西抓住了他，使得他總是處在創作的激情中，不吐不快。

　　北京晨報：是什麼東西推動著他的創作？

　　李兆忠：這種東西不是藝術靈感，而是道德激情，他自己也曾表示，不是為了藝術而寫作。巴金具有超常的人格氣質，他豐沛的道德激情與精神焦慮必須隨時通過寫作得到釋放。在那個環境中，苦難的時代、苦難的人們在追著他，迫使他不斷地寫作、吶喊。可以說，在那個時代，巴金恰逢其時，特殊的歷史時代使他的人格發揮了出來。

　　真誠的文學家

　　北京晨報：另一個重要的階段是什麼時候？

　　李兆忠：是開放以后。事實上，解放后，絕大多數老作家被時代所淘汰，他們的藝術情趣、話語方式和新時代格格不入，因此大多數人放棄了寫作。留下來的唯有巴金、老舍。但是再次發揮出光芒，是開放以后的《隨想錄》。巴金是一個真誠的文學家，他一直在反思過去的歷史，提出要講真話。“講真話”這個命題，看起來很簡單，根本就是一個最基礎的命題，是文學創作的底線。但事實上，就這個底線，但就這麼一個簡單的事情，在中國卻成了一個問題，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事情，也是一個令人悲涼的事情。

　　北京晨報：為什麼對於文學來說，要特別提出真誠的底線呢？

　　李兆忠：嚴格來說，真誠不僅僅是文學的問題，但卻也是文學的問題，因為文學從來都不是獨立的，他和整個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社會失去了真的底線，文學也難以幸免。當文過飾非、滿口謊言的行為司空見慣，就非常可怕。所以，巴金的影響力，並不僅僅在文學界，更重要在思想界，之所以產生那麼大的影響，正在於中國人在思想上、道德上、精神上的滑坡問題還沒有解決。

　　一個道德世界中的人

　　北京晨報：為什麼巴金會有這樣超常的道德激情和勇氣？

　　李兆忠：巴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個案，他出生和成長於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又有著自己堅強的理想，很多時候生活在自己的道德世界中，同時在思想和文學領域，受西方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理論裡浸染多年，深受西方二元對立的歷史進步觀的熏陶，是一個早熟的“世界公民”，一個激進的人道主義者。這些因素的互相激蕩，決定了巴金的敏感與注意力總是集中在與人類的苦難相關的現象上，集中在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愛、正義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而對民族性、國民性、地域文化之類關注不多。他曾經在日本住過三個月，回來后寫過幾篇文章，其中一篇，描寫一個叫長谷川的日本小公務員，由一名“無神論”者變成一個“有神論”者以后對神的狂信以及“我”對這種行為的全知全能的分析批判。后來有學者發現，他在小說中對於主人公的描述和認識，是有誤差的，這種誤差正是來自於他本身的思想和價值判斷。

　　北京晨報：對於人性、自由、人道、平等、博愛、正義的向往不是好事嗎？為什麼會因此產生描述的誤差？

　　李兆忠：問題在於，這其實是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有時候就難免有失公允。

　　文學不僅是藝術

　　北京晨報：今天的人們了解更多的是巴金的《隨想錄》，對於他的小說，究竟應該如何去理解？

　　李兆忠：單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巴金的作品不算頂尖，語言非常粗糙，同時也有很多問題。最好的應該是《寒夜》，當世巴金的狀態應該是比較平靜的，但即便是《寒夜》，從小說藝術上來說，也不算太高超。至於《家》、《春》、《秋》，完全是臉譜化的創作，有很強的非理性因素在裡面。

　　北京晨報：非理性表現在哪裡？

　　李兆忠：比如《家》、《春》、《秋》中，對於底層的長工、佣人等的描寫，過於美化，刻意放大底層人物的良知、善良，另一方面對於家長等和傳統家族相關的人物的描繪，也有過於臉譜化的問題。此外，把社會落后、困頓的原因全都歸咎於家族傳統，現在看來也不夠公允。這種手法，是從俄羅斯文學批發來的。當時的俄羅斯文學，反抗沙皇統治、批判貴族殘忍無道，固然是很好的，但往往又通過刻意放大底層人物善良的方式來表現，從社會學上看有其道理，但從文學上看，難免會有遺憾。巴金受俄國無政府主意的影響很大，這種刻意美化底層民眾的手法，在《家》、《春》、《秋》中表現得很明顯。

　　時代造就的作家

　　北京晨報：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在文學本身的領域中，卻沒有達到最好的水准，很多人為之惋惜，在您看來，是否如此？

　　李兆忠：實際上，在那個時代，很多非常好的文學家殘才未盡，藝術上的才華未能完全釋放。比如茅盾、錢鐘書、沈從文等，這是那個時代的悲劇和遺憾。不過巴金不能算作是生不逢時，反而是恰逢其時，他的特質、他的思想、他的理想和激情，在那個時代發揮出來了。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如果說沈從文是藝術能量非常強的作家，老舍是天生的小說家，那麼巴金其實不能算是最好的文學家，他自己也一再說自己不算是文學藝術家。

　　北京晨報：以文學而言，巴金應該是一位什麼樣的作家？

　　李兆忠：正常的社會狀態下，可能巴金依舊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但是不大可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可以說那樣一個時代需要巴金，而不需要沈從文。是時代把一些非文學性的作家推到了一線。

　　全盤西化的作家

　　北京晨報：很多評論談到，今天的人沒有了過去作家學者那種中西合璧的經歷，很難再現當年的文學和學術水准，這也是今天沒能產生巴金這樣作家的原因，是否如此？

　　李兆忠：從總體情況看，那個時代，大多數作家、學者都有學貫中西的底蘊。但是巴金恰恰不是其中的一位。巴金的時代，傳統的東西被認為應該是拋棄掉的，巴金也正是如此，他是一位少有的全盤西化的作家。他的文字語言非常的西化，幾乎就是標准的現代漢語，同時還有很多西方的語法，翻譯文體的痕跡非常重。不像魯迅，魯迅盡管對傳統文化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但他本身的舊學功底非常強，文字語言非常有韻味，值得一品再品，巴金的文字沒有這樣的特點。

　　北京晨報：這在當時很特別。

　　李兆忠：可以說，恰恰是因為巴金的文字中沒有傳統的影響，他才扮演了這麼激進的一位作家的角色，才能走得這麼遠。

　　晨報記者 周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