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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研究員:巴金是一位少有的全盤西化的作家

周懷宗

2014年11月27日10:35    來源:北京晨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社科院研究員:巴金是一位少有的全盤西化的作家

  11月25日,是著名作家巴金110周年誕辰。巴金是中國現代文學乃至當代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難得的高產作家,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開放之后,都有對中國社會影響至深的作品,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

  巴金誕辰110周年,各地舉行了諸多紀念活動,有評論家說,對巴金最好的紀念,就是讀他的作品。110年前的中國,已經截然不同,如今,重讀巴金,又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兆忠說:“巴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他在現代文學時代,已經開放之后的時代,都曾經產生過巨大的印象。他並非是一個文學藝術非常高超的作家,但卻是一個有超常的道德激情和道德理想的作家。他的影響力,更多在於思想界,在於對中國人思想、精神、道德的思考和探求。而事實上,直到今天,中國人精神、道德、思想的滑坡仍舊沒有解決,這是巴金留給我們最值得思考和重視的東西”。

  百年巴金,也是百年中國文學史變遷的歷程,一個作家的一生,同時也是文學史演變的映照。李兆忠說:“真誠永遠值得尊敬,巴金留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樣的,也是令人傷感的。”

  真誠值得尊敬

  北京晨報:今年是巴金誕辰110周年,重讀巴金,他的一生、他的作品留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李兆忠:巴金是現當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不論是他本人,還是他的作品,留給我們的啟示,既是多樣的,有時候也是令人傷感的。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一方面要堅持自己的良心,一方面也要在藝術上不斷地追求。他是一個真誠的文學家,他一生堅持說真話,寫真話,不論在客觀上做到了什麼樣的程度,都是永遠值得尊敬的。

  北京晨報:真誠,看似簡單,卻真正艱難的事情。

  李兆忠:巴金是一個有道德激情和道德勇氣的作家,他能夠把真話說出來,並且引起人們的警覺,他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具有超常的人格氣質,因此,直到今天,依舊讓我們為他而感動,這種感動來自於他的氣質,他的堅持,以及最終理想尚未實現的傷感。

  從《家》、《春》、《秋》到《寒夜》,到《隨想錄》,不論是早年的巴金,還是晚年的巴金,都曾經寫下銘刻在歷史中的名篇。

  李兆忠說:“巴金的成就,和那個時代有關。巴金本人十分謙虛,一再否認他是個文學藝術家。而事實上,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道路上,影響著作家創作,影響著一個作家創作的,遠遠不僅是文學本身。”

  現代文學中的巴金

  北京晨報:為什麼說巴金是中國文學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

  李兆忠:巴金的重要,在兩個階段,第一個是現代文學時期。文學界有魯郭茅巴老曹的說法,巴金是繼魯迅之后影響力最大的作家,甚至在某些時候,他對於年輕人,特別是城市中小知識分子群體的影響力無人能比,超過魯迅。他的作品發行量極大,同時也是一位高產作家。有的作家把文學當做藝術,這樣的作家不可能高產,因為創作本身要受到藝術規律的制約,不可能藝術靈感永遠伴隨左右。巴金是特殊的,因為有一種東西抓住了他,使得他總是處在創作的激情中,不吐不快。

  北京晨報:是什麼東西推動著他的創作?

  李兆忠:這種東西不是藝術靈感,而是道德激情,他自己也曾表示,不是為了藝術而寫作。巴金具有超常的人格氣質,他豐沛的道德激情與精神焦慮必須隨時通過寫作得到釋放。在那個環境中,苦難的時代、苦難的人們在追著他,迫使他不斷地寫作、吶喊。可以說,在那個時代,巴金恰逢其時,特殊的歷史時代使他的人格發揮了出來。

  真誠的文學家

  北京晨報:另一個重要的階段是什麼時候?

  李兆忠:是開放以后。事實上,解放后,絕大多數老作家被時代所淘汰,他們的藝術情趣、話語方式和新時代格格不入,因此大多數人放棄了寫作。留下來的唯有巴金、老舍。但是再次發揮出光芒,是開放以后的《隨想錄》。巴金是一個真誠的文學家,他一直在反思過去的歷史,提出要講真話。“講真話”這個命題,看起來很簡單,根本就是一個最基礎的命題,是文學創作的底線。但事實上,就這個底線,但就這麼一個簡單的事情,在中國卻成了一個問題,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事情,也是一個令人悲涼的事情。

  北京晨報:為什麼對於文學來說,要特別提出真誠的底線呢?

  李兆忠:嚴格來說,真誠不僅僅是文學的問題,但卻也是文學的問題,因為文學從來都不是獨立的,他和整個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社會失去了真的底線,文學也難以幸免。當文過飾非、滿口謊言的行為司空見慣,就非常可怕。所以,巴金的影響力,並不僅僅在文學界,更重要在思想界,之所以產生那麼大的影響,正在於中國人在思想上、道德上、精神上的滑坡問題還沒有解決。

  一個道德世界中的人

  北京晨報:為什麼巴金會有這樣超常的道德激情和勇氣?

  李兆忠:巴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個案,他出生和成長於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又有著自己堅強的理想,很多時候生活在自己的道德世界中,同時在思想和文學領域,受西方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理論裡浸染多年,深受西方二元對立的歷史進步觀的熏陶,是一個早熟的“世界公民”,一個激進的人道主義者。這些因素的互相激蕩,決定了巴金的敏感與注意力總是集中在與人類的苦難相關的現象上,集中在人性、人道、自由、平等、博愛、正義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上,而對民族性、國民性、地域文化之類關注不多。他曾經在日本住過三個月,回來后寫過幾篇文章,其中一篇,描寫一個叫長谷川的日本小公務員,由一名“無神論”者變成一個“有神論”者以后對神的狂信以及“我”對這種行為的全知全能的分析批判。后來有學者發現,他在小說中對於主人公的描述和認識,是有誤差的,這種誤差正是來自於他本身的思想和價值判斷。

  北京晨報:對於人性、自由、人道、平等、博愛、正義的向往不是好事嗎?為什麼會因此產生描述的誤差?

  李兆忠:問題在於,這其實是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有時候就難免有失公允。

  文學不僅是藝術

  北京晨報:今天的人們了解更多的是巴金的《隨想錄》,對於他的小說,究竟應該如何去理解?

  李兆忠:單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巴金的作品不算頂尖,語言非常粗糙,同時也有很多問題。最好的應該是《寒夜》,當世巴金的狀態應該是比較平靜的,但即便是《寒夜》,從小說藝術上來說,也不算太高超。至於《家》、《春》、《秋》,完全是臉譜化的創作,有很強的非理性因素在裡面。

  北京晨報:非理性表現在哪裡?

  李兆忠:比如《家》、《春》、《秋》中,對於底層的長工、佣人等的描寫,過於美化,刻意放大底層人物的良知、善良,另一方面對於家長等和傳統家族相關的人物的描繪,也有過於臉譜化的問題。此外,把社會落后、困頓的原因全都歸咎於家族傳統,現在看來也不夠公允。這種手法,是從俄羅斯文學批發來的。當時的俄羅斯文學,反抗沙皇統治、批判貴族殘忍無道,固然是很好的,但往往又通過刻意放大底層人物善良的方式來表現,從社會學上看有其道理,但從文學上看,難免會有遺憾。巴金受俄國無政府主意的影響很大,這種刻意美化底層民眾的手法,在《家》、《春》、《秋》中表現得很明顯。

  時代造就的作家

  北京晨報: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在文學本身的領域中,卻沒有達到最好的水准,很多人為之惋惜,在您看來,是否如此?

  李兆忠:實際上,在那個時代,很多非常好的文學家殘才未盡,藝術上的才華未能完全釋放。比如茅盾、錢鐘書、沈從文等,這是那個時代的悲劇和遺憾。不過巴金不能算作是生不逢時,反而是恰逢其時,他的特質、他的思想、他的理想和激情,在那個時代發揮出來了。在同時代的作家中,如果說沈從文是藝術能量非常強的作家,老舍是天生的小說家,那麼巴金其實不能算是最好的文學家,他自己也一再說自己不算是文學藝術家。

  北京晨報:以文學而言,巴金應該是一位什麼樣的作家?

  李兆忠:正常的社會狀態下,可能巴金依舊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家,但是不大可能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可以說那樣一個時代需要巴金,而不需要沈從文。是時代把一些非文學性的作家推到了一線。

  全盤西化的作家

  北京晨報:很多評論談到,今天的人沒有了過去作家學者那種中西合璧的經歷,很難再現當年的文學和學術水准,這也是今天沒能產生巴金這樣作家的原因,是否如此?

  李兆忠:從總體情況看,那個時代,大多數作家、學者都有學貫中西的底蘊。但是巴金恰恰不是其中的一位。巴金的時代,傳統的東西被認為應該是拋棄掉的,巴金也正是如此,他是一位少有的全盤西化的作家。他的文字語言非常的西化,幾乎就是標准的現代漢語,同時還有很多西方的語法,翻譯文體的痕跡非常重。不像魯迅,魯迅盡管對傳統文化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但他本身的舊學功底非常強,文字語言非常有韻味,值得一品再品,巴金的文字沒有這樣的特點。

  北京晨報:這在當時很特別。

  李兆忠:可以說,恰恰是因為巴金的文字中沒有傳統的影響,他才扮演了這麼激進的一位作家的角色,才能走得這麼遠。

  晨報記者 周懷宗

(責編:易瀟、許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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