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周有光先生

　　2014年5月14日，作者與周有光先生合影

　　2014年5月14日下午去周有光先生家，這應該是我第28次與老先生見面了。與上次見面相隔已近一年。今年年初就想去，但得知周老住院了，而且有人去看望他時還使他受到感染，隻好打消了這個念頭。前段時間得知周老出院，也陸續地知道唐師曾等人去拜訪他，我便也想再去和他聊聊天，請教一些問題，並把一本雜志和一些照片給他。當然，也想了結一位朋友的心願，得到一本周老親筆簽名的書。有了這些想法，便在上午給周老家打電話。電話中，保姆田姐告訴我:“見面時間不要長了。因為爺爺住院兩個多月。老人恢復起來比較慢。”我們約定不超過20分鐘。

　　午3點鐘，我准時來到周老家。隨身的書包裡帶了一本《江淮文史》，裡面有一篇我採寫的《周有光先生訪談錄》，這篇文章發表前曾請周老過目。所帶的照片是我去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的舊址拍攝。聖約翰大學是周老年輕時學習的地方，那兒留下他很多美好的回憶。

　　見到周老時，他正坐在書房的沙發上。以前見他時，他常在書桌旁讀書看報，即便在沙發上，也會站起來，走到書桌旁。我則坐在他的對面。然后他會把抽屜打開，取出助聽器，戴到耳朵上。有一次，助聽器的電池需要更換，保姆要給他換，他不讓，自己動手。於是我就特別地注意到他的手指細長而靈巧，動作特別利索。戴好助聽器后，他就說:“年紀大了，需要戴這個。”但即便如此，我跟他交流時，還是多從桌子旁邊的凳子上取一張作廢的打印紙，在背面寫上字給他看。這成為我向他請教的常態。

　　這一次不同，周老沒有到書桌旁，而是坐在沙發上跟我交談。見我問候，他就說:“耳朵背，聽不見了。”他也沒去戴助聽器，說:“我已經109歲了。”這種情況下，我隻能採取老辦法，進行“書面對話”。

　　我接過保姆給我的打印紙，在紙的背面寫道:“《江淮文史》的編輯陳勁鬆很喜歡讀您的書，特地從安徽寄來他買的《朝聞道集》，想請您簽個名，寫幾個字。”等周老看后表示同意了，我就把今年3月出版的《朝聞道集》(增訂版)遞給他。他在扉頁上認真地寫上名字，然后問今天是多少號，我告訴他:“5月14日。”寫上日期后，他又按照多年的習慣，寫上“時年109歲”。他這樣親筆簽名已經很難得了。但因為陳勁鬆在電話中叮囑，希望周老能寫幾個字。我勉為其難，在周老將書遞給我時，又在紙上寫了“從世界看中國”幾個字給他看。這時，旁邊的保姆著急了，阻止道:“周老的手抖，現在都不簽字了。簽得字多了，怕他難受。”保姆的話讓我很過意不去。不過，周老已拿到了我遞過去的紙，問:“寫這幾個字嗎?”我回答:“是。”老人沒說別的話，又認真地寫起來。保姆一邊看著周老寫字，一邊說:“今天還好。有時寫字時手抖得厲害。”我越發過意不去了。《朝聞道集》(增訂版)中新收了一篇《今日花開又一年》的序言，周老在序言中提到了我。所以我也特地買了一本，打算讓周老簽字做個紀念，聽保姆這樣說，便放棄了這個想法。

　　說話間，周老已在扉頁寫完了“從世界看中國”。本來他剛才已經寫了自己的名字，就不需要再寫了。但他習慣性地又寫上他的名字。這樣，扉頁上就有了他的兩個親筆簽名，更珍貴了。

　　簽完名以后，我請周老看我拍攝的照片。有張照片是一個石頭砌的門，門匾上刻著聖約翰大學。其它照片也都是聖約翰大學的舊式建筑。我想周老對這些應該很熟悉，但他說記不得了。

　　我想我應該盡早離開了，於是在周老看照片時抓緊時間拍照。這時候出現一件挺有意味的插曲。周老見我要拍照，馬上將手中的照片放下，從旁邊將《江淮文史》雜志拿到手裡。他真是一位地道的、令人尊敬的讀書人，他一定是認為這樣的照片才有意義。

　　接下來，我與周老合了影。因為不好問他問題，我便抓緊時間拍攝了書架上《周有光文集》的書影，並拍了一些內文。為什麼拍這些內文呢?因為內文中有周老的筆跡，有他的修改痕跡，這顯然有助於研究他的思想。

　　此次見面只是很短的時間，但我已覺得很難得了。告別時，我對周老說:“等您身體恢復得更好一些，我再來看您。”他笑笑地向我揮手告別。

　　我好多次想拍他告別的姿態，但總是不方便，隻有將其留在腦海中。告別時，他總是微笑著，眼睛變得彎彎的，很慈祥，很柔和。他的手瘦而長，輕輕地揮著……以前，他會說:“歡迎你常來。”這一次，他什麼也沒說，只是微笑著，只是輕輕地，溫文爾雅地向我道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