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撰文憶三訪周有光：恭祝老人110歲華誕

　　周有光先生是三聯書店的老作者。北京和香港兩家三聯書店都出版過他的多種著作。我本人和老先生曾在很多會議和各種活動中見過面，也曾有過電話聯系，甚至說起來還算是有一點淵源：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時，曾有一段時間，我的辦公室和他的家在相鄰的兩座樓，窗戶正好面對面。但是我以前從沒有到他家裡拜訪，第一次造訪，已經是老人家106歲以后的事。

　　周有光老先生（資料圖）

　　初訪周老：“周百科”果然名不虛傳

　　那是2012年1月21日。當時三聯書店的編輯室主任鄭勇，約我一起看望周有光先生。

　　早知道周老博學，從經濟學家到語言學家，滿腹經綸，被他的連襟沈從文先生戲稱為“周百科”。也知道他越老越清醒，越老思維越敏捷，大徹大悟，智慧堪比神仙。但若不是親歷親見，終究不過是坊間傳聞。

　　老人的家極其簡朴，一間小小的書房，四周都是書架。靠窗擺一張小書桌，對面是兩個單人沙發，中間隔著一張小茶幾。老人讓我們坐在沙發上，他自己坐在書桌后面對我們。我想起老人曾在回憶文章中寫過，他夫人張允和先生健在時，他們每天就是坐在這對沙發上飲茶飲咖啡，幾十年如一日，“舉杯齊眉，相敬如賓”。現在夫人離去了，家裡的陳設一切未變。

　　老人家滿面紅光，精神矍鑠。和我們談天，隨興所至，海闊天空。我發現他除了聽力差一些以外，思維反應之敏銳，簡直和中青年學者無異，真令人稱奇。將近兩小時，老人滔滔不絕，主要是他講過去的往事。因為我們來自三聯，話題自然是從三聯講起。他講解放前自己與周恩來的接觸，與黃炎培、鄒韜奮的關系，交往可謂密切，他說鄒韜奮和王志莘都做過黃炎培的秘書，而他做過王志莘的秘書（王志莘解放前做過黃炎培開辦的新華銀行的負責人，解放后任公私合營銀行的總經理）等等。

　　我知道黃炎培先生是當年鄒韜奮創辦《生活周刊》的資助人，這樣說來，我忽然發現，原來周老也該算是一位三聯的老前輩呢。他也談到自己的身世，頗多感慨，特別是慶幸自己1955年轉行搞語言文字，因而能在1957年時躲過一劫。因為如果繼續做經濟學家，他可不敢保証“反右”時不說錯話。聊了一會兒，我想起應該請他在三聯八十年店慶時寫幾句話，寄語三聯。老人聽了，連連點頭說好。我小心翼翼地問，“什麼時間寫？”沒想到他說，“現在就可以寫呀。”令我喜出望外。

　　我去拜訪前，因擔心周老聽力不好，預先准備了一張卡片，上面寫著兩句春節問候語。此時這卡片在他手裡。老人不假思索，拿起紅色原珠筆，在卡片上寫下“歷久彌新”四個字，說，“你們想想看，這是不是三聯？”細想一下，這四個字真是頗具深意，既是對過往的評價，又是對未來的期許和要求。我和鄭勇當時為之一驚，暗暗佩服老人的神思敏捷。后來，在三聯八十年店慶前夕，我們專門派人去請老人題詞，他題寫也的正是這四個字。

　　周有光老人為三聯書店題寫的寄語“歷久彌新”（紅色字跡）。

　　回憶溥儀的兩個小笑話收入《百歲憶往》

　　老人百歲高齡仍然愛讀書，而且對國際形勢特別關心，我提到金雁剛出版的《從東歐到新歐洲》和曾彥修自印本《天堂往事略》，他竟然說都讀過了。我們聊天談到美國可能要和伊朗開戰。讓人驚異的是他轉過身拿出一本《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給我們介紹他新近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走進全球化》。

　　老人說，全球化時代，很多問題弄不懂了。我耳聾眼花，了解的信息更少。但現在可以上網，國外也有些朋友給我寄材料，我還能知道一些東西。比如，北約打利比亞，我搞不懂，他們哪來的權利？我上網一查，原來聯合國2005年有一個決議，內容是講在國際規則中人權高於主權。如果一國的獨裁者屠殺自己的國民，別國有權以武力介入干涉。他這樣一說，我和鄭勇頓感震驚。原來在國際協議裡面，人權保護是一種共識。我們天天講不干涉別國內政，這當然是一般准則，但是並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的國際關系和某些特殊國際問題。這樣的事情，竟是百歲老人首先知曉，真讓我們這些后生晚輩汗顏。

　　老人一打開話匣子，故事就很多。他講到宣統皇帝溥儀的兩個小笑話：

　　一是困難時期，憑糧票吃飯，糧票不夠用，大家吃不飽。當時政府對全國政協委員和政協工作人員還是照顧的，在政協食堂吃飯不收糧票。所以有人建議他和夫人到政協食堂蹭飯，把糧票省給家人和保姆。他們去了一次，坐在食堂裡，發現鄰桌坐著的竟然是溥儀夫婦。原來皇帝也缺糧票！

　　另一個故事說文革時紅衛兵抄溥儀的家，溥儀開了門，迎面擋住來人問，“你們找誰？”紅衛兵說：“找宣統皇帝。”溥儀說：“宣統皇帝早死了。”其中有一個紅衛兵認識他，說：“胡說，你就是宣統皇帝。”溥儀答道：“我叫溥儀，我的生命是毛主席給的。”紅衛兵頓時愣了，硬是沒敢進門。我們聽得哈哈大笑。

　　告辭時，我對周老說，“您這些故事都應該寫出來，留給我們這些晚輩，這是一筆財富。”周老說，“我現在寫文章很慢，很吃力。”我說：“沒關系，您講故事就行了，我們找人給您整理。”周老愉快地答應了。於是，我們約請了青年作家張建安為周老整理口述，一年以后，周老的《百歲憶往》在三聯書店出版。

　　再訪周老：六七十萬字的書一兩天讀完

　　第二次拜訪時隔一年，是2013年2月7日。那一天是三聯編輯羅少強陪我前往，周老的公子周曉平在座。還是那書房，那書桌，那小沙發，我們對面而坐。周老還是一樣地滿面紅光，精神矍鑠，思維清晰，談笑風生。

　　話題還是從三聯談起。老人說，三聯從來都是與眾不同的出版社，對促進文化進步貢獻很大。三聯是鄒韜奮創辦的，他說自己和鄒韜奮很熟，也算是同學呢。在上海聖約翰大學，韜奮比他高一年級，但是讀書期間同學常常聚會，也常在一起辦沙龍，周末還一起跳舞。老人說那時就看出鄒韜奮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有主見、有思想。韜奮家境貧寒，他上學的費用，曾得到過周老的夫人張允和家人的資助。后來，韜奮去開辦生活書店，很長時間裡他和韜奮一直有聯系。這是他和三聯早期的緣分。

　　此時，美國學者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剛剛在三聯書店出版，我們帶去一本送給周老。周老一邊翻看書中的照片，一邊說，“鄧小平很了不起！”他認為，鄧小平在改造中國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在他的心目中，近代以來中國的三個最重要的偉人是康有為、孫中山、鄧小平。老人撫摸著《鄧小平時代》，他說會好好地讀這本書。這時周曉平插話說，他讀書很快，這樣的書，讀完也就需要一兩天。我心想，這可是六七十萬字的大書呢。

　　老人又談了《炎黃春秋》的一些情況，他是編委，很關注這個雜志。他說今年第2期裡有幾篇文章很重要。講到有一篇文章談朝鮮志願軍戰俘遭遇，涉及一些統計數字，比如，戰俘隻有少數人回國﹔又談到另外一篇文章涉及我黨延安時期。他說這些情況過去他都不知道，人老了，也要學習，補充新的知識。我問他，《炎黃初秋》的編委會他還去參加嗎？他說前兩年是參加的，但是耳朵不好，大家發言他聽不清楚，去了也只是和李銳等老人聊幾句天，在會上起不了什麼作用，后來就不去了。

　　我問老人，近來可有什麼新作？老人順手從文件夾裡拿出一篇短文給我看。這篇文章題為《聖人出，清河黃》，隻有三四百字，主題是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他說，“聖人出，黃河清”，這是一句古語，其實是反話。事實是，“聖人出，清河黃”，從“堯舜禹湯文武”這些聖人開始，他們一出世，就領導群氓開辟山林，刀耕火種，經過幾千年，森林變良田，而清河也變成了黃河。黃河原本是清河嘛。老人還講起大躍進大煉鋼鐵時代，他乘夜車從北京去上海，看到鐵路兩邊火光沖天，千裡通明。當時燒掉樹木煉鋼，引起了后來的濫砍盜伐，以致黃河和長江兩岸的森林都被砍伐殆盡，黃河更黃，而長江也黃河化了。“我們今天要吸取教訓呀。”老人說得十分感慨。

　　我不禁想起不久前去看望楊絳老先生，問到有什麼新作時，老人也拿出一篇僅三百字的短文給我，那文章題為《儉為共德》，文中有雲：“近偶閱清王應奎撰《柳南隨筆·續筆》，有《儉為共德》一文。有感於當世奢侈成風，昔日‘老生常談’今則為新鮮論調矣。故不惜蒙不通世故之譏，摘錄《儉為共德》之說，以饗世之有同感者。”這篇短文后來發表在《文匯報》上，適逢當年的兩會，一時成為兩會代表熱議的話題。后來中央出台了有關廉政的“八項規定”，不知是否與楊絳先生此文有關。我想，這兩位飽經滄桑的百歲老人，仍然關注著我們的時代和現實生活，把自己深邃的感悟和超卓的智慧貢獻給社會，這是多麼令人欽敬啊。

　　我拿著短文，對周老說，“這篇文章我要收藏，請您簽個字吧。”老人提筆在那張稿紙上工工整整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我說，這些文章都該發表要，老人說會的。他說近來寫了不少這樣的短文，都是以幾百字澄清一個概念。我說那我又要約稿啦，請他把此類文章編起來出版，老人很高興地同意了。

　　周有光老人與本文作者李昕合影。

　　三訪周老：他仍關心世界和國家大事

　　第三次拜訪周老，是最近的事。起因是清史專家閻崇年先生給我打電話，說想去看看周老，問我能不能安排。我想，周老是1906年1月13日出生，2015年1月13日，是他的109歲生日，根據老人做九不做十的慣例，該在1月初去給他老人家祝賀110大壽。於是我對閻先生說，過了新年安排吧。可是讓羅少強和周曉平先生聯系，對方說周老現在身體很好，願意會見客人，你們要來就快來，免得忽然患了感冒之類，就拜訪不成了。於是把時間定在12月15日。

　　閻先生說，要買一套《周有光文集》呀，去了好請老先生簽名。我問三聯韜奮書店經理，暫時沒有貨，於是隻能臨時選擇了幾本周老著作的單行本拿在手裡，並且挑選了三聯近期出版的馬識途兄弟的《百歲拾憶》和《百歲追憶》，以及吳學昭寫的《吳宓與陳寅恪》，帶給老先生看，我知道，他愛看這一類書。

　　兩點半准時到達周府，周曉平先生開門迎接。他也是80歲的老人了。見到我們每人手裡都拿了幾本書，就連忙告知，老人最近手有些抖，不便簽字，很抱歉。我說，我們可不是為簽字而來的，過去老人家都給我們簽過很多次了，今天就是要看看老神仙，既要祝福老人健康長壽，同時也沾一點仙氣。

　　坐定后，看到老人面色紅潤，神清氣爽，我們都很高興。閻崇年先生過去與老人也多有交往，老人一見他，就說，“你是電視明星，我常常看你的節目。”我對老人說，我們是提前給他祝賀110大壽來了。老人笑笑說，還沒到，還沒到，聲音依然洪亮。我問，這次的大生日准備怎樣過呀？周曉平說，北京和廣州兩地都定於1月10日舉行紀念座談會，這樣的活動從106歲的時候就開始搞，已經連續搞了幾年了。雖然過去老人有個三不主義，“不做壽，不寫自傳，不立遺囑”，但是現在這幾條都守不住了，別人的盛情不好拒絕呀。

　　周老耳朵不好，帶著助聽器，聽大家說話仍然有些吃力。好在我講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他基本都能聽清。我把馬識途、馬士弘兄弟的兩本百歲回憶錄拿給老人家，告訴他，這是一對國共兄弟，抗戰期間曾經共赴國難，后來，國民黨時期，國民黨哥哥掩護被追捕的共產黨弟弟﹔解放后，共產黨弟弟接濟挨整的國民黨哥哥，兩本書可以對比著閱讀，非常有趣。

　　老人說，馬識途他認識，曾經到他家裡來過，這兩本書他會仔細看。但周曉平說，老人現在看書比較費力，不像以前那麼快了。但他還是很關心世界大事、國家大事，對於俄羅斯的石油問題、盧布貶值問題，烏克蘭局勢問題，都很關注，喜歡看電視節目中的英語國際新聞，因為英語台的字幕比較多，老人通過字幕容易理解內容，看過就會發表評論，諸如美國經濟好了，俄羅斯經濟不好，會影響到哪些國家，對於中國來說，會出現哪些新問題等等。

　　我問周曉平，上次我來拜訪時，老人寫了一篇《聖人出，清河黃》，當時他說還會陸陸續續寫一些，我曾表示願意把這些文章編成集子，不知后來是否又寫了新作？周曉平說，因為身體原因，后來寫得很少了。最近隻寫了兩篇文字，一是為杜導正九十大壽，寫了一篇賀詞，內容是拿杜導正的名字做文章，說你現在編輯《炎黃春秋》，就是要“導正”，引導讀者走正路，不要走老路，也不要走邪路。結果，沒過多久，黨中央也有這個說法，同樣的話讓周老提前說了。說到這裡，老人會心一笑。

　　接著周曉平解釋說，當然，各人對“正路”，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總的來說，都是為了讓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好。又說起另外一篇文章，是周老回憶起解放初期的一段往事。那是說他奉命到中國銀行華東分行監督銷毀國民黨時期的鈔票。銷毀的除了舊鈔票以外，還有銀行的一大堆藏書，周老順手拿起一本線裝書，發現竟然是宋代版本。他很想把書保留收藏起來，但是礙於自己監察員的身份，他不好意思從銷毀物品中挑揀文物，隻好眼睜睜地看著那珍貴的宋版書被扔進火爐。這件事過了60多年，老人家今天想起，仍感遺憾，以至於要寫文章記錄下來。

　　坐了將近一個小時，我們怕老人太累，起身告辭。曾彥修先生的秘書小馬開車將我們送回。今天是他專程接送我們。曾老和周老是至交，所以小馬一聽說我們要來看望周老，就自告奮勇要陪同。我想起曾老不久前在三聯生活書店出版的《平生六記》，說真話，講自己在歷次思想運動中的真實經歷，好評如潮，眾人稱道。這本書，周老為曾老題寫了四個大字，“良知未泯”，印在書的扉頁上。其實這四個字，既是對曾老的褒揚，又是周老的夫子自道。

　　我又想起剛剛在周老家裡，看到人民日報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對話周有光》一書，腰封上印著劉再復先生的一句話：“周老最讓我驚奇的不是他的高齡，而是他在一百歲之后卻擁有兩樣最難得的生命奇景：一是質朴的內心﹔二是清醒的頭腦。”這話說得真好。我隨即發了一條微信，在“朋友圈”刊出周老當日的照片，然后注明：“這是一位特別令人尊敬和欽佩的老人，他以百年的閱歷，洞見歷史，思考人生，給人智慧和力量。”一時點贊無數。

　　2014年12月17日初稿

　　2014年12月19日改定

   （本文作者系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編輯，此文首發香港《橙新聞》，原題為《三訪周有光老人：謹以此文恭祝老人110歲華誕》，人民網文化頻道經作者授權轉載，禁止其它網站轉載，如需轉載請與作者聯系。文中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