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上“清明”知多少 比較三幅《清明上河圖》卷

　　圖片自上而下依次為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局部，圖片由故宮博物院提供﹔明仇英（款）《清明上河圖》卷局部，圖片由遼寧省博物館提供﹔清陳枚等5人合繪《清明上河圖》卷局部，資料圖片。

　　以“清明上河”為題材的風俗畫長卷，現存國內外博物館和私家的古畫有上百卷之多，最具代表性的有三本：一是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卷（絹本墨筆淡設色，縱24.8厘米、橫528.7厘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以下簡稱宋本），是這類繪畫題材的原創本，標志著宋代風俗畫的最高藝術成就﹔二是明代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圖》卷（絹本設色，縱30.5厘米、橫987厘米，遼寧省博物館藏，以下簡稱明本），將該繪畫題材的構圖形式基本上固定下來，反映了明代蘇州民間繪畫的藝術技巧﹔三是清代宮廷畫家陳枚等5人合繪的《清明上河圖》卷（絹本設色，縱35.6厘米、橫1152.8厘米，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以下簡稱清院本），薈萃了清代宮廷畫家表現風俗畫的藝術精華。探討這三本同名畫卷，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其“清明”的本質和內涵究竟有什麼異同，頗能引起我們的一番沉思。

　　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清明

　　宋本作者張擇端，字正道，幼年在故裡東武（今山東諸城）讀書，成年后到汴京（今河南開封）欲求參加科舉，未果后研習界畫，終於考入翰林圖畫院。徽宗登基后，詔令臣民對他的施政提出意見。張擇端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在汴京城內外漸漸發現了一系列社會弊病，繪在《清明上河圖》卷裡，呈獻徽宗。圖中用曲諫的方式表達了畫家的隱憂，希冀徽宗有所警覺。

　　明本作者是明代中后期蘇州街肆中的民間佚名畫家，他借“明四家”仇英之名繪成此作，繪盡當時的繁華與昌盛，以便於商業銷售。故明本作者隻圖賞心悅目，很少對社會現象進行評判。

　　清院本為5人合繪，設計者陳枚（約1694—1745年），字殿掄，號載東，晚號枝窩頭陀，婁縣（今上海鬆江）人，雍正四年（1726）供奉內廷，官內務府員外郎。同繪者有孫祜、金昆、程志道、戴洪，他們都是來自江南的宮廷畫家。該圖系奉旨繪於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十五日，乾隆皇帝一登基就詔繪此圖，表明他的政治願望：除去繁苛，與民休息，建立一個平和富足的大清帝國。但是，畫家們惟有奉差歌功頌德之勞，不敢有告誡規諫之舉。

　　由此，三本畫卷在內容和形式上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它們均表現了近郊、拱橋上下、城門內外的繁忙景象，最大的不同是畫面結構：宋本畫到城內的喧囂處而止，明本和清院本則將畫中的這條商貿大道畫到盡頭，增繪的后半段表現的是北宋皇家御園每年三月三日舉行的龍舟競渡的傳統。明本和清院本乃至后世所有《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大多生長於江南，汴京城被換裝成繁華的蘇州城景象，其風物民俗亦為江南之習。在色彩上，宋本的基調比較晦暗，春柳多用花青，暖色不多﹔明本則處處鮮亮熱烈﹔清院本色彩則鮮明端麗。比較繪畫風格，宋本生動而質朴，明本活潑粗放，清院本則精巧細膩。這些是三本畫卷表面上的異同。

　　不同的社會　不同的清明

　　由於畫家所處的時代、社會地位和創作動機不同，三本畫卷觀察社會的視角截然不同，並在同名繪畫中表現出不同的創作思想。

　　宋本不是從自然主義的角度去觀察社會、羅列現象，而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和批判的精神出發，揭示出一些社會矛盾。全卷沒有鮮明的喜慶色彩，卷首有踏青的官家隊伍，街頭出現了一些售賣紙碼的攤位，人們的活動大多是圍繞著清明節這一天的祭掃、聚會、商貿等展開的。據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清明節開封城裡有各種娛樂活動，除了瓦子裡演出雜劇、傀儡戲、皮影戲、小兒相扑外，街頭還有武術、蕩秋千、角抵戲、球類、相扑、斗雞、踢毬、拔河等。從張擇端對現實生活的取舍來看，基本回避了這些娛樂活動，絕無粉飾太平之意，反而表現了激烈的矛盾沖突，尤以拱橋上下為甚：來不及放下桅杆的客船即將與拱橋相撞，引得周圍的百姓驚呼不已﹔橋上的官員為爭道而發生糾紛，形成了立體交叉的綜合矛盾。此外，受驚的官馬闖入郊市，望火亭無人值守，佔道經營阻礙交通，糧販子將大量的私糧漕運到京師准備囤貨居奇，官衙門口士卒慵懶，城門口無士兵把守，外來的駝隊進出自由，城牆多年失修，還有十分鮮明的貧富差異……這一切深刻地揭示了徽宗朝初年已經潛藏著的相當嚴重的社會危機。在以往，人們大多被熱鬧的街肆和商貿所吸引，尤其是被畫中濃厚的生活氣息所感染，而不太關注在表面繁榮的背后，深藏著畫家對社會弊病的批判意識。

　　明本淡化了清明節的氣氛，上墳祭祀等感傷的活動不再出現，增添了更多的喜慶和享樂的情節，甚至描繪了嫁娶等不可能在清明節出現的大喜大慶之事，全卷描繪了一個盛大的商貿佳節和喜慶之日，畫面幾乎成了“歡樂一條街”。畫中所繪不是一個特定節日的內容，而是集中概括了許多佳節的喜慶內容。圖中出現了童嬉、看戲、娶親、伎樂、耍猴、舞伎、放風箏、木偶戲、武術表演、文人雅集等一系列歡樂的場景，一個藝人頂著小舞台在表演手指木偶戲，他的搭檔一邊敲鑼、一邊演唱，十分生動。畫中的高檔店鋪應有盡有，甚至還繪有青樓等。由於明本畫家身處江南市井，在后半段對皇家龍舟競渡的描繪，實為想象中的宮廷建筑和園林，缺乏真實感。明代中后期的社會風氣出現了頹廢傾向和病態性的變異，欣賞者們追求享樂性的審美感受，導致了宋本“清明上河”的主題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表現社會太平和朝野享樂為中心。

　　明本和清院本相比，分別表現的是社會清明和政治清明。如明本在城門口增繪城防機關和守衛，遠處有民團組織自發的習武訓練活動等，顯現了抵御倭寇襲擾的決心和能力。清院本是宮廷畫家的奉旨之作，整幅畫全然是出於粉飾太平的政治目的，以討得乾隆皇帝的歡心。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完成的畫作，回避了官民之間的矛盾沖突，表現了其樂融融的官民生活和繁華的商貿活動，而且更具規模化，昭顯太平盛世之象。在社會管理方面，清初頒布了禁妓法令，畫中的青樓、妓家一掃而光，錢庄票號和商鋪嚴整有序，展現了安定、繁榮和健康的社會局面。在清院本中，清明時節悲切的內容和場景，也是蕩然無存，出現了場面更大和更熱烈的嫁娶活動，明本中出現的一些娛樂活動在清院本中大多再現，其場景更為宏大，眾多店鋪中的文化消費頗為鮮明，如畫攤、書鋪等。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畫中繪有御林軍大規模的操練運動，其場面遠勝明本，更有嚴格的城防、巡江的官船和遠處的望樓等，街上奔跑著皇家馬車，表明這座都市正牢牢地處於皇朝的掌管之中。在后半段，全卷從繁雜的世俗景象進入了仙境般的皇家生活，展現了巍峨的皇家園囿和悠閑的龍舟活動。

　　不同的觀念　不同的清明

　　群體性的社會矛盾在明本和清院本裡淡化了許多。畫家取消了群體性的矛盾沖突，回避了社會矛盾或政治弊病，在拱橋上下，基本上是相安無事的人流和車船。畫中偶爾出現的一些個人之間的肢體沖突，也只是畫家以街頭打鬧和摩擦為噱頭，以活躍畫面氣氛，吸引欣賞者而已。

　　這三件同名繪畫作品有著各自不同的思想觀念、繪畫主題和社會功用：宋本是為了勸誡徽宗而作，表現的是徽宗朝初年喧鬧的商肆和百病叢生的社會現象，頗有悲天憫人之感﹔明本是作者為了滿足市場需求而繪，畫家超越了清明節的季節限制，表現了明末繁華的商業和娛樂活動，展現的是社會清明，顯現出浮華和明麗﹔清院本則是為了詮釋乾隆皇帝的統治意志而畫，他們構筑了一個充滿繁榮和秩序的理想社會，精心渲染了乾隆初年的政治清明，多有端嚴精到的意味。“清明上河”題材由表現清明節發展到渲染喜慶佳節，最后成為宮廷文化的一部分，折射出社會歷史文化的發展和變遷。歷史造就了它們，它們記錄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