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文化產業發展中的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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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文化產業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文化產業的產品有他的特殊性。文化產業跟一般工業品、農產品的企業跟個人在產品方面最大的區別是文化產業所提供的除了有形的產品以外，有形產品比如說圖書、電影、電視這些等，還有大量的無形產品，這無形產品他們對消費者的影響是持久的，這些產品的社會評價是滯后的，為什麼說他滯后的呢？因為有爭論，而且褒貶是不一樣的，文化產業產品的評價有他的滯后性，有它的反復性和它的長期性，也就是說文化產品中它如果是形成了無形的產品，那麼它對社會所起的是消極的作用還是積極的作用，必須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評判，才能做出該禁止的禁止，該限制的限制，該開放的開放，往往有一點討論的時間，這是文化產業顯著的特點。

文化產業有時候跟文化事業是並存的，文化事業也是提供有形或無形的產品，但是文化事業的特點是非盈利性，因為它的經費是由政府或者社會團體所提供的。文化產業不一樣，文化產業應該是盈利性的，當然文化能不能有盈利性，或者能夠有多大的盈利性，這個往往成為焦點，因此我們並不是說要任意擴大文化事業范圍，我們對文化產業應該加以重視，盈利性的文化產業單位也應當有兩條底線，一條底線是法律的底線，另一條底線道德的底線，不能觸犯這兩條底線。文化產業因為它的復雜性所以要有一個實驗區，而在北京的定福庄就是他的實驗區，而政策發展是他的發展前提。

第二個問題，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文化產業的產品和服務投入市場以后，不一定會產生經濟效益。為什麼說不一定呢？因為假定一個人自己在家裡天天做畫，這些畫隻供自己或者是親戚朋友來觀賞，它不會產生經濟效益﹔再比如說一個業余作家，寫了本小說，這個小說是否存在經濟效益，決定於他是否拿出去出版，他留在那裡等自己死后再出版，那可能也有滯后的經濟效益，如果他不出版隻讓人家看，讓人家評價，這種情況下經濟效益也許表現不出來。就是文化產業的產品投入市場以后，效益也不是立刻出現的，而是逐漸出現。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文化產品對GDP的貢獻大小是可以計算出來的，為什麼呢？因為文化產業的貢獻是遞增的，對文化產業需求是遞增的，所以文化產業在經濟上的貢獻是遞增的，我們現在所考察的需求在經濟學上都有現實的需求，經濟學家承認了另外一種需求，就是潛在的需求，潛在的需求並不表現出來，他是激發出來、發掘出來的，文化產業的很多產品是有潛在的需求的，這種潛在的需求將來會變成現實的需求，因為潛在的需求變成現實的需求就會有另一種潛在的供給也存在著，潛在的供給就轉化為現實的供給，這個在其他行業中也遇到過，但沒有文化產業這麼明顯。所以我們應該站在這個高度從事文化產業，你不但是有現實的需求而且也有潛在的需求，隨著經濟的發展，你潛在需求逐步被激發出來，同時另一方面潛在的供給也就存在。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畫，當少數作家在畫畫的時候，那麼潛在需求也存在現實需求，但一旦他的工作方式改變了，是流水線方面的畫，就添一朵花就畫一顆樹，這就潛在的供給變成了現實的供給，而潛在的需求也會大大激發出，所以討論文化產業不要忘記在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的規律，就叫欲望更替，就是人的欲望或者需求是分檔次的，層次越來越高，欲望就越來越大，最低的需求也就是吃飽了不餓了，穿暖了不冷，這是最底層的，一直到自我表現，一直到想為社會做出一些貢獻，所有這些都是欲望在更替。欲望更替是文化產業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根據，所以我們現在在研究文化產業發展，放在北京定福庄，它實際上因為北京的位置起了影響，西邊有中關村的科技創新，東邊有定福庄的文化產業，這個對中國將來發展是非常有利的，而隨著我們人均收入提高，人均GDP提高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的欲望更替這個過程加快。

第三個問題，文化產品的社會效應。我們談到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就要提出問題，用核心價值觀標准來衡量文化界應該有那樣的平台，對任何一個文化產業的產品都有評價的平台，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是從有利於提高國民素質這個方向來評價的。提高素質這是很有意思的，我們可以這麼講，我們經常都談效率，效率有兩個基礎，一個基礎是效率的物質文化基礎，另一個基礎是效率的道德基礎，這兩個基礎對文化非常重要的，對效率也是非常綜合的，但問題僅僅有物質技術基礎，隻能產生常規效率，當我們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礎以后，這就不一樣了，超常規效率從哪裡來？超常規效率是從道德基礎產生的，文化的作用不僅有常規效率的增加，而且更重要的它是道德基礎上的效率增加。我們可以舉三個例子，一個抗日戰爭時期，黃河大合唱這樣一首歌激發了多少人的愛國熱情，這就是它的道德基礎起作用了﹔第二個例子，當抗震救災的時候，人們自願去拼命地救人互助友愛，那是受了電影、電視、小說的影響，在這個時間集中迸發出來﹔還有我們可以看到在歷史上的移民，一個移民社會的效率是高的，客家人南下就不用提了，明國初年闖關東你想這個效率多高，短短幾十年之內東北的建設城鎮就初具規模了，大量農地就開墾出來了，這都是道德基礎效益，所以我們看文化產業的效率社會效益的問題，一定要把它和道德基礎及物質基礎並列，但我們認識到道德基礎是更重要的，我們文化產業的從業者富有這樣的使命。

第四個問題，文化產業在經濟發展中對我們有三個重要的啟示。第一個啟示，最大的紅利是什麼？最大的紅利不是人力的紅利，不是資源的紅利，而是社會和諧的紅利，社會和諧的紅利是最大紅利，我們的制度決定了我們能夠產生社會和諧，我們能夠激發起大家這種團結互助友愛的精神，這個是文化產業的一個作用也是它效益的表現，我們也應該看到如果在這方面我們不能夠堅持的話，實際上還會產生副作用，這就是一種負能量。要用正能量來填補它，這個是我們需要做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應當促進人跟自然的和諧，我們一定要把環境保護放在文化產業園下。因為環境是我們跟子孫后代共享的，資源是我們和子孫后代共享的，如果我們不注意環境那我們將來會怎麼樣，我們的子孫會怎麼樣？也許有人會說了上一代也不注意環境，為什麼到我們這代要我們來注意環境？上一代有上一代的問題，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經歷，但是一旦察覺到這個問題，就認為環境的保護是全民族的事情，是人類的事，關系到文化的生存問題，這就是效益，我們不注重這點效益實際上也不行。

根據國際上的經驗，當人均GDP超過五千美元以后，人們的需求就不一樣了，對文化的需求就要大大增長，當超過一萬美元的時候又不一樣了，又進到一個新階段，文化消費就是一種穩定增長的，我們可以認識到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文化產業不但是要隨著經濟同步發展，甚至它的速度會比其他的行業要快，因為它涉及到欲望更替的問題，也涉及到人們眼光開拓的問題。

第五個問題，文化產業的兩種資源配置方式，一個是市場調節，一個是政府調節。兩種資源配置方式，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來發展文化產業，那應該以哪個為主呢？顯然，市場是資源配置中的主要條件之一，起決定性作用的，但政府的調節不可疏忽，不可輕視，因為政府的條件起到三個作用。第一是引領作用，因為政府站的高看的遠，它能夠預見到任何問題，因為它廣受公眾意見，所以它可以起引領作用﹔第二它可以起規范作用﹔第三起監督作用。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品市場不能沒有監督，所以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同樣重要的，這個對我們定福庄將來的發展可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最后一個問題我們這裡要談的，就是說難道除了市場調節、政府調節以外就沒有第三種調節嗎？有，我們不妨從人類的歷史談起，市場的出現有多久了？不過是幾千年前的事情，原始社會晚期，出現的部落間的商品交換，國家的出現就更晚了，政府的出現也很晚。人類出現有幾萬年，但這幾萬年漫長的時間中，沒有市場就沒有市場調節，沒有政府就沒有政府調節，人類存活下來靠的是什麼力量調節？那就是第三種調節，道德力量調節。在大動亂的年代中市場是失靈的，政府是癱瘓的，但人類社會是延續下來了，延續下來靠的什麼力量在調整，靠的是道德力量，這在客家人南下的過程中當時這個混亂時期表現的特別充分，這就是文化的調節。有了道德力量調節以后，市場調節也存在，政府調節也存在，但市場的作用就不一樣了，市場調節沒有道德力量調節跟它配合，市場調節容易走偏鋒，政府調節如果沒有道德力量調節跟它相配合的話，政府調節力量是有限的，所以這裡我們就看的很清楚，在我們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中一定要把道德力量調節放在重要的地位。道是無形卻有形，道是有形卻無形，每個人都要自律，這是我們社會前進所必須的。自律是靠什麼？是無形的文化產業在這裡起著重要作用，有形的道德力量調節，就是企業文化建設、校園文化建設、社區文化建設，當我們的文化產業跟這些文化建設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校園文化、社區文化、企業文化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此文為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定福庄文化產業發展國際論壇的主旨演講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