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同一個周末在北京上演的兩部話劇發生了兩個巧合,都出自香港導演之手,都以經典文學著作為藍本——一部是許鞍華導演的《金鎖記》,一部是林奕華導演的《紅樓夢》。演出地點一個在校園氣息濃郁的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另一個則在更加直面觀眾的保利劇院。
◎葉葳蕤
對北京觀眾來說,來自香港的林奕華導演已經算很不陌生的了,從2005年開始,林導先后攜帶《半生緣》、《包法利夫人們》、《華麗上班族》、《男人與女人之戰爭與和平》、《命運建筑師之遠大前程》、《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賈寶玉》、《三國》、《恨嫁家族》、《紅樓夢》等十部作品登陸北京的大型劇場,掐指算來恰好十年,平均每年一部,這速度可謂不一般。林奕華作品在北京的上座率也十分了得,剛在保利劇院連演四天的《紅樓夢》,開售后不久即被搶購一空,據說絕大多數票都由觀眾買走,沒有太多黃牛票的水分,可見北京觀眾對林奕華作品很買賬。11月12日《紅樓夢》的保利首演我在場,當然是自掏腰包早早購票才搶到前排好位置。就我本人感受和觀察來說,這部戲的呈現效果實在不值得贊揚。
林奕華的《紅樓夢》用一個失寵瘋癲的滄桑婦人“賈太太”作為引子,介入到一個名為大觀園又似警幻司的歡場中,從原著裡拆解了17個經典情節的斷章:夢游太虛、雪地抽柴、鳳姐潑醋、金榮鬧學、可卿托夢、香菱學詩、小紅傳話、賈瑞戲鳳、襲人告密、金釧含冤、寶黛斟情、鳳姐鬧尤氏、計賺尤二、釵黛交心、抄園抓贓、寶黛訴肺腑、尤三別柳郎,17段情節交替卻又合並穿插,這是林版《紅樓夢》的第一層文本,這一層對觀眾的基礎理解門檻的要求已不算低,因為林導在穿插合並的過程中將原著情境悉數打散,即使對於熟讀《紅樓夢》的觀眾來說,要緊跟也並非易事。
林版《紅樓夢》的第二層文本也不容忽視,即所謂“我們的大觀園”中有十二位扮作說書人的牛郎先生,似同人穿越般,以現代“夢中人”身份演繹歡場中的恨情之事。這一層文本中又出現了台詞文本和他們的肢體表情等營造的視覺文本,兩兩穿插,時而咬合,時而疏離。
還不得不指出的一點是,觀看林版《紅樓夢》其實還有第三層文本,也即導演的文字闡述,這一層很多人不曾留意,但對於有些觀眾感覺“看不懂”的困惑,表面上仿佛是原著不熟造成的障礙,深層原因恰在於對導演的個人風格與文學闡釋不甚了了。
林奕華的戲劇風格在四大名著系列開始之前便已定型,隻不過這一次作者自稱最愛的《紅樓夢》題材令他的個人風格發展到極端化的地步。上述三層文本不管融洽也好,詭異也罷,共同構成了林氏戲劇舞台的萬花筒。對這部戲來說,觀眾看沒看過導演的文字闡述,效果會非常不同,正因為它本身即是舞台的外延也是不可或缺的內涵。不看,足以嚴重到令普通觀眾無法找到取得林氏萬花筒的鑰匙。與其說這部戲屬於“不看原著就很難看懂”系列,毋寧說是“不看導演闡釋就很難看懂系列”。一方面林導希望觀眾在他營造的碎鏡森林裡遭遇各自的感受,一方面又用無休無止的撕裂與轉移來分流觀眾的感受,而導演則袖手冷觀,林版《紅樓夢》看似民主,令“各人得各人的眼淚”,其實更像舞台上的無政府主義。這也難怪太多觀眾會感嘆現場體驗中有強烈的心理不適感,對大多數普通觀眾來說,就足以產生“寫的比導的好看”的評價了。
而我認為《紅樓夢》原著本身就是整合性非常好的萬花筒,協調完整有章法,林奕華把它拆碎了想為己所用,當然不要以為他是注解《紅樓夢》,他隻想拿《紅樓夢》注解自己,借力打力,如參野狐禪。照實說,機心有點過剩,而誠意不足。這樣解構也就罷了,偏偏立意格局還是太窄。《紅樓夢》原著本身是充滿矛盾卻又無比自洽的存在,它的厚重即在於無論從哪一個切入面去理解,似乎都可以自圓其說。雖然林版的《紅樓夢》據稱是導演的讀書筆記,可翻來覆去永遠纏繞的還是都市小資男女的愛恨情仇,不是發生在寫字樓、情調餐廳、學校,便是風月場、高級會所。紅樓夢的底子裡雖有一部《風月寶鑒》戒妄動風月、警執迷不悔的舊影在,但曹公之所以為300年獨步的這一個,正因他最后讓空靈高蹈而又眷世不悔的石頭之言覆蓋了那些糾纏,補天之石的功用可不僅為來補焦灼不堪的空心眼,而林氏同人版的《風月鑒》,終究也照不見離恨天外的舊精魂。
林奕華的《紅樓夢》並不像是對原作精神的皈依,卻也不是反原作的,說到底,夢中人、夢中事原是被當做一種機關,一個暗道,借以窺探那鏡面倒影中的自我。
在一篇報道中曾見林奕華說,“還有人問我會不會擔心被所謂的紅學家質疑,質不質疑是紅學家的事,不是我的事。我自己心目中對藝術的一個看法是蠻清楚的,就是你不能拿著一朵向日葵,然后到梵高的面前說:‘看!向日葵是這樣子的!’現在很多人真的是這樣子哦,而且他不是拿著一朵向日葵,而是拿著自己畫的向日葵,然后說:‘你看,我畫的這才是向日葵。’”既如此,可不必再糾結於“他的紅樓夢我不懂”之類的問題了,因為林導的完全符號化了的那朵向日葵形象,脫離所有向日葵的共性,甚至面目全非。
看他的舞台呈現時,倒讓我立刻聯想到當代藝術中蔚為大觀的波普文化,此風潮發端於英國,盛興於上世紀60年代的歐美,在80年代傳入中國,對香港的影響想必也很早,至今或許都沒有完全衰退。林版的《紅樓夢》特別像一幅名為“我們的大觀園之十二說書牛郎”的波普圖畫。搬用的17個《紅樓夢》斷章,除了尤三別柳郎那一場外,其余主題片段,波普感都很強,可是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也許借力打力的方式太好用了,似能復制一般,往往反而失控。比如計賺尤二和釵黛交心的情節,由兩位男公關交替說書,交替扮演鳳姐和尤二的尊卑有別的對話,以及寶釵黛玉投桃報李式的溝通,兩段原著台詞密集堆砌在一處,試圖代入“權力與情感”,“欺人與自欺”的命題。我知道導演想做什麼,卻因此愈加厭煩,這種處理徒具形式感與符號化,仔細深思並不相干,沒有真正的有效勾連,批判性和深意都似是而非。
這個戲主要“禍根”在於文本的混亂雜糅,其次是表演。演員雖然演得太拙太爆破,但是難度的確很大。所謂“解構”,章法太淺薄,還是花拳繡腿一套亂棍。林奕華說自己在香港戲劇界並不受待見,其實他的作品還是典型香港文化裡生長的產物。香港文化長於現代性,像王家衛的影像,林夕的曲,現代性在他們手裡興盛,但是做《紅樓夢》僅靠現代性不行,即使解構,依然要有全景式的坐標參照系,《紅樓夢》已經是對幾千年延續下來的中國文化的解構和重構,而且能量巨大,對這樣一個巨大的封印,你做它反而不能再用簡單解構胡拆亂組的方式,不然就破壞了它的磁場,也立不起自己的東西。
可惜了林版《紅樓夢》裡演員們儀容光鮮、西服筆挺,雖如我這般一向對西裝革履男無感的人,也覺得看起來蠻舒服,可惜在波普風的無厘頭游戲裡,一場再一場,肢體和語言頻繁逾越界限,太過歇斯底裡,這一切於審美上是不堪的。本來好齊整的一鍋水蔥,生生烤成一對對“燒煳了的卷子”。也罷,大雪日裡,我們還是鬆散鬆散這般焦灼躁郁的神經吧,開卷不宜朱樓夢,閉門且讀魏晉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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