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黃花

很早就在中國近代史上知道廣州起義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也曾經為林覺民那封《與妻書》感動得熱淚盈眶。七十二烈士中方聲洞、林覺民、林文、林尹民等十九名烈士都是福州籍，因此一直想能有機會到黃花崗烈士陵園，憑吊一段歷史，獻上一瓣心香，表達一個家鄉人的崇敬之情。12月中旬，借在廣州工作之機，周末，急切地來到黃花崗烈士陵園拜謁。

“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上面這段話出自孫中山為《黃花崗烈士事略》所作的序文。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農歷三月二十九日），由同盟會發動的第十次起義--廣州起義爆發，130多名革命黨人在黃興等人的帶領下，在明知實力懸殊，並無勝算的情況下，仍毅然向兩廣總督署等軍政機關發起進攻。血戰一晝夜，喻培倫、方聲洞、林覺民等100多人壯烈犧牲。沒有暴露身份的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冒險收得烈士遺骸72具，叢葬於廣仁善堂（廣州著名的民間慈善組織）義地黃花崗（當時稱“紅花崗”，后因他覺得“紅花”不如“黃花”渾然優美，更能表達烈士的悲壯氣節，故更名為“黃花崗”）。不到半年，武昌起義爆發，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壽終正寢，中國歷史翻開了民主共和的新紀元，所以孫中山說廣州起義與武昌起義同樣彪炳史冊。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位於廣州市區北面的白雲山南麓一片闊大的丘陵。從1912年廣州軍政府撥款10萬元在原墓地建烈士陵園起，到1918年民國政府正式修建陵園，經過多次擴建，至1935年陵園基本建成，墓園收殮了喻培倫、林覺民等有姓名、事跡可考的烈士86名。

陵園坐北朝南，面積12.9萬平方米，規模宏大。13米高的石砌牌坊式大門上，是孫中山先生手書的“浩氣長存”四個大字。園內林木蓊郁，蒼鬆翠柏，繁蔭匝地。入口處，黃花（菊花）簇簇，燦若雲錦，正好與陵園的氛圍相契合。由陵園中軸道前行100多米，是一座小拱橋，兩旁有水池相通，是為“默池”（人走過拱橋時，會自然低頭緩行，有“敬默”之意，故名。）﹔過默池約10多米，兩旁各有一株百年老榕，蒼髯垂地，樹冠如雲。近前仔細一看，兩株巨榕都大有來頭。左手一株是時任民國政府眾議院院長吳景濂手植﹔右手一株是時任民國政府參議院院長林森手植，時在民國九年（1920年），距今已有95年（算上種植時的樹齡，應在百年之上）。

關於吳景濂，今人對他所知甚少﹔但林森的名氣則要大得多，尤其在福州。林森是福州閩侯人，同盟會元老，辛亥革命功臣，民國政府首任參議院議長，1931年12月23日，接替蔣介石任國民政府主席，直至1943年8月1日在重慶因車禍去世。去世后，國共雙方都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大會，以表彰他對辛亥革命及對日抗戰的貢獻。1918年，民國政府開始正式修建烈士陵園，林森曾向海外華僑募款修建了紀功坊。

七十二烈士陵墓位於黃花崗崗頂。墓基呈四方型，由花崗岩砌成，上覆四柱方形鐘頂碑亭，豎“七十二烈士之墓”石碑一方。墓后為紀功坊，上刻由章炳麟以篆文書寫的“締結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紀功坊上有72塊方石疊砌成崇山形，由國民黨72個海外支部“獻石”，以彰揚烈士的豐功偉績。其上矗立自由女神像，昭示著這場革命的政治追求。墓園右側，有一棵孫中山先生手植鬆。“寂寂黃花，離離宿草，出師未捷，埋恨千古。”1912年，在黃花崗烈士首場公祭會上，孫中山親致祭詞，而后，在墓道東側植下由廣仁善堂捐獻的4棵鬆樹，取蒼鬆勁節之意。遺憾的是，四棵鬆樹后來隻剩下一棵，而這最后一棵也在守護了烈士英靈整整100年之后，於2011年底枯死，隻留下黑鐵一般的樹干孤獨地伸向蒼穹。

在紀功坊與72方崇山形“獻石”之間，是一塊號稱廣州目前最大的青石碑。碑高3.92米，寬1.82米，正面是鄒魯於1934年撰寫的《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詳述起義的過程﹔背面刻著86位犧牲烈士的姓名、別號、籍貫、年歲、職業、如何就義、地點、日期。

站在這塊巨碑前，仰視石碑上已經開始漶漫的字跡，我的心裡油然跳出林覺民烈士《與妻書》的語句：“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和：混合），不能竟書而欲擱筆，（竟書：寫完信。不能竟書即因悲痛寫不下去。）又恐汝不察吾衷（衷，心思），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彀，通“夠”）？……吾充吾愛汝之心（充，擴展），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體，體察），於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濱江樓，林覺民就著房間裡的微弱燈光，在一方潔白的絲帕上奮筆疾書。第二天，在從香港赴廣州船上，他對身旁的同志鄭烈（也是福州人）說，“此舉若敗，死者必多，當可感動同胞。……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寧有憾哉！寧有憾哉！”27日，林覺民與族親林尹民、林文等隨黃興、方聲洞等革命黨人攻打廣州兩廣總督署，不幸受傷被俘。兩廣總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准親自會審。林覺民“侃侃而談，綜論世界大勢”。李准給以筆墨，立盡兩紙，“書至激烈處，解衣磅礡，以手搥胸”，並力勸兩人，“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人民樂利，則我之死亦瞑目矣”。傳聞進士出身的李准動了惻隱之心，想刀下留人，張鳴岐嘆息：“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為免留清廷后患，他們處死了林覺民。

千古絕唱《與妻書》。鐵血男兒，血淚交迸，既有疏梅月影，夫妻“並肩攜手，低低切切”的纏綿不舍，也有“為天下人謀永福”的義無反顧。在那場戰斗中，許多革命黨人在慷慨赴死前都留下了感人肺腑的“絕命書”，如方聲洞、李晚、黃興、宋教仁等等。方聲洞在《稟父絕筆》中說：“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於亡，四萬萬人皆死，不特（特，僅僅）兒一人﹔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隻以大人愛兒切，故臨死不敢不為稟告。……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虞，憂慮，擔憂），則兒雖死亦瞑目於地下矣。唯從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為大人分憂，甚為抱憾。” 在另一封給侄兒的絕筆中，方聲洞又說：“此舉如能成功，則吾雖死，亦瞑目於地下。蓋祖國已強，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敗身死，則吾之責已盡，而吾侄則有無窮之責任在。” 廣東的李晚在犧牲前一天寫的《與家兄訣別書》說：“此行成敗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無濟，隻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為犧牲。推倒滿清，建設中華民國，事成則漢族光明，或敗身殉，願毋我念”。……這是一群行事光明磊落，擁有崇高理想，有抱負、敢擔當，為國家民族復興不惜拋頭顱、洒熱血的民族精英﹔這是一群暗夜的“播火者”和黎明破敵的前鋒﹔這是一群封建專制的“掘墓人”和新世紀的“助產士”，他們感天動地的事跡和文字與歷史上任何時期的民族英雄相比都毫不遜色。

十九世紀末，中華民族正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前夜。當西方列強紛紛完成了工業革命和民主政體的轉變，開始向外擴張勢力的時候，20萬鐵騎入關的滿清政權不但失去了並吞八荒，縱橫四海的野性，而且逐漸在世界潮流中迷失了方向，與民主共和漸行漸遠。200年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等來的是列強的堅船利炮和一次次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從1840年至1911年，清政府在歷次戰爭中的賠款就達13億兩白銀，失地160多萬平方公裡。帝國的黃昏降臨了，夕陽的余暉即將熄滅。不記得什麼時候我曾經見過一張外國人拍攝的清朝末年的照片。照片上的中國人衣衫襤褸，目光呆滯，神情麻木。這張照片難道不正是當時國運頹敗的投影嗎？這張照片刺痛了我的眼睛，也刺痛了我的心。就在滿清政權依然沉浸在老大帝國的幻夢中時，革命變法的思想和呼聲已經風起雲涌。興中會、光復會、同盟會等帶有現代政黨意義的政治團體先后出現，《革命軍》、《猛回頭》、《警世鐘》、《蘇報》等鼓吹革命的書刊雜志層出不窮﹔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讓“物競天擇之理，厘然於人心（厘然，明晰的意思），中國民氣為之一變”﹔康有為首倡君主立憲的政治理念，孫中山的同盟會更是以推翻清朝政權，建立民主政體為宗旨。“山雨欲來風滿樓”，感到大廈將傾的清王朝於1898年匆忙實施“戊戌變法”卻百日而夭折。歷史留給這個王朝自我拯救的時間不多了。

1911年10月，武昌一聲槍響，全國十數省並起呼應，不數月而老大帝國土崩瓦解矣！

今天，我站在黃花崗陵園前，黃花遍地，林濤鳴響，百年前槍聲、呼喊聲、爆炸聲、沖殺聲破空而來，仿佛就在耳邊眼前。暮色四合，黃花崗上孫中山先生手植鬆的鐵干虯枝如剪影般映在天際，一股悲愴之情突然涌上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