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逸
靜室問往事
傾心為清史
沿著長日不息的電梯回到地面,2007年新建的地鐵站外,從站口往西幾十米,路邊靜穆著的院子,是俗稱段祺瑞執政府的“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仿佛一段歷史隧道,百米間,就從磚瓦嶄新的當代走到了煙雲籠罩的近代。輕叩開這大院子裡一座不起眼小平房的門,聽到動靜,87歲的戴逸先生已經從座位上撐起身子,迎了過來。
似是無言的緣分,從1958年至今,除了“文革”期間被迫離開到江西的干校勞動,戴逸先生就在這個院子裡,埋頭治史,由近代而至清史,由黑發至皓首。他長居之所,和一生所專注的學術事業,於時空轉換間,奇妙地匯合到了一處。
說起去年過世的夫人,“相伴六十年,一旦分離”,先生的聲音明顯低沉顫抖起來。把話題轉到正在主持的《清史》編纂上,他才漸漸緩過來,語速也漸快起來,不自覺透出一位學者全身心浸潤在學術領域裡的自在感。
初冬的陽光從舊藤椅上方的小窗子斜照進來,落在靠牆角的寫字台上。桌面放著幾本封面各異的清稿,密密麻麻的彩色便箋從稿子裡拖出來——乾隆朝、咸豐朝,人物傳記、邦交志……都是戴逸先生正在審改的清史二審稿件。舊藤椅背后靠牆的玻璃櫃裡,也是一本本待審的清稿。這間小小的房間,隻放得下書桌、書櫃,還有戴老的床鋪——每周除了一兩天去清史編委會辦公,其余的日子,他就在這裡,每天審讀6個小時,細心核對、修改甚至重寫。“我的生活,如今一切都圍繞清史,一切都為了清史。”今年是《清史》修撰的第11個年頭。3000萬字的初稿全部匯到案頭,專家的三次審讀也已進入第二道。
讓戴逸先生覺得充實的,還有與修史同時進行的清代檔案文獻整理工作。檔案叢刊、文獻叢刊,清代軍機處檔案、李鴻章全集、康有為全集、章太炎全集、袁世凱全集……出版的字數已經有幾十億之多。“單單一套《清代詩文集》就有這麼多。”他用雙手比劃起來,神情既滿足又遺憾——與已完成的工作相比,來不及整理的資料更多。夫人去世后,他的身體差多了。“但我也在所不計了,如果我看不完,也自會有后來人。”老人洒脫地笑笑。
出門回身,冬日的陽光垂落,先生站在門口輕輕揮手,衣袖邊,仿佛都是歷史的光芒。
(虞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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