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過年：爸爸照例已在車站等我

　　“今年去哪兒過年？”電話中，我明知故問。2013年7月，姥姥去世了——

　　怕的是無處奔波

　　林特特

　　小時候，去姥姥家過年，是一件大事。

　　姥姥家在安徽壽縣的一個小鎮，汽車隻到臨近的“馬頭集”，剩下的30裡地都靠步行。

　　據說，我1歲多時第一次去姥姥家過年。下了車，我爸用借來的扁擔，前面挑著行李，后面挑著我，我被裝在一隻桶裡。他一邊走，一邊跟兩手空空的媽媽瞎貧：“這位大姐，能多給點兒錢嗎？您看東西這麼重，我又這麼賣力……”竟有路人幫腔：“是啊，大過年的，都不容易！”媽媽說起這個段子，總是哈哈大笑。

　　我真正對去姥姥家有記憶，已是小學四年級。

　　那年冬天不太冷，路上沒有冰。臘月二十九一早，天還沒亮，我就被叫起。爸爸媽媽拎著大包小包，甚至帶了一輛自行車。我們在路邊站著，直至廠裡的司機鄭叔叔開著東風大卡車出現。

　　駕駛室離地面好遠。

　　天還是黑的，出合肥市區是小蜀山，車燈閃爍。爸爸一支接一支給鄭叔叔遞煙，還陪他說話，我很快睡去，又很快在煙霧繚繞中被嗆醒。

　　“就送你們到這兒啦！”至六安汽車站，鄭叔叔把我們放下。

　　我想吃車站旁大排檔的胡辣湯，被媽媽打了手，“臟！”她打開隨身的包，拿出早就准備好的粢飯。

　　然后就是等，等六安去壽縣的車。

　　車很少，也沒有固定的點兒，買了票，一遍遍去窗口問什麼時候發車。“快了，快了”，答案千篇一律。車呢？卻遙遙無期。

　　午飯還是粢飯，坐在車站候車室紅漆斑駁的木椅上，每個人都在做兩件事：一邊揮手趕蒼蠅，一邊打發一撥撥的乞丐。下午1點，忽然廣播提示去壽縣的旅客做准備，呼啦啦，人群扑向指定的那輛車。爸爸和司機說了半天，終於，自行車不用綁在車頂，放在我們座位旁的過道上。

　　我的腳邊是咯咯叫的母雞。可怕的是它還有可能啄我的腳，心驚膽戰，又在局促空間不停躲閃，我竟嚇得沒敢睡，而困意在下車后襲來。這時，我才知道自行車的用處，“我帶著行李在后面走，你媽騎車帶你先行。”爸爸解釋道。

　　比小蜀山、母雞還讓人感到恐懼的是我媽的車技。

　　讓他們自信的理由是這30裡地不通車，“撞也撞不到哪兒去”。但他們忘記，一路上坑坑窪窪，而我們車馬勞頓，我已困得不行。沒多久，爸爸媽媽又會師了——爸爸走著走著，忽然在路邊撿到我，在劇烈的顛簸中，我從車上摔下來﹔而媽媽騎著騎著覺得身輕如燕，往回一看，孩子沒了，也哭著往回找。

　　有驚無險。但為避免悲劇重演，媽媽推著自行車，我坐在后座，一家三口往姥姥家前進。

　　天又黑了，“還好今年沒下雪，路上沒有冰”，他們在路上喃喃。

　　“等以后通了車……”他們開始暢想未來。

　　“我就希望能一趟車到，哪怕從早坐到晚。”這是媽媽的終極夢想。

　　“要是干脆不用回來……把你娘接到合肥。”爸爸另有思路。

　　“還有幾站？”這時，我對距離的測算還以公交車的“站”為單位。“就一站了！”他倆異口同聲。

　　路口，有人拿著手電筒，是二姨。

　　我們看清彼此后歡呼起來，二姨一把拽過行李，有些嗔怪：“我從下午4點就在這看了！”

　　小路繞小路，巷子拐巷子，在一扇門前停住。二姨邊拍門邊喊：“合肥的回來了！”門打開，許多人站起來，都是親戚。他們說著帶侉音的土話，熱情招呼我們，姥姥在正中間笑著。

　　那麼多年過去了，那場景依舊歷歷在目。

　　“今年去哪兒過年？”電話中，我明知故問——2013年7月，姥姥去世了，媽媽悲痛欲絕，我以為從此他們都留在合肥過年。

　　“回壽縣。”媽媽的話讓我大吃一驚。她解釋，姥姥跟二姨一起生活了一輩子，每年春節大家都回去。不能老人剛走，就讓二姨傷心再加寒心。

　　“反正方便，開車兩小時就到。”這話讓我瞬間想起25年前她的“終極夢想”。我提醒媽媽，捎帶提起小蜀山、母雞、摔下自行車后座的春運往事。

　　“以前過年真是奔波，現在才知道最可怕的是無處奔波。”媽媽嘆口氣，又強調一遍，“所以，今年還回你姥姥家。”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回家，不管之間隔了多久，見到爸爸時我倆都特別平靜，一如我昨天才走，今天又回——

   爸爸照例已在車站等我

　　斌斌姑娘

　　我在京杭大運河北，家在京杭大運河南，如果這條大運河現在還通航，我回家應該是件很風雅的事情。不過，過年回家因為特殊的時間節點，從來都和悠閑、愜意等形容詞無關，這注定是一趟混雜了焦躁與甜蜜、混亂與堅定的旅程。

　　在社會學家的眼裡，回家是和人口遷徙、城市移民等問題聯系在一起的，不然整天都在家，何來“回”的說法。所以我回家要從來北京上大學后開始算，迄今也快7年了。和其他人或驚心動魄或人在囧途的回家之路相比，我的歸程乏善可陳。學生嘛，上午考完試下午就撤，往往不用等到春運擠硬座、臨客，眼睛一閉一睜，一夜的火車就到家了。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奧運會那年。

　　2008年，在北京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會與奧運會拉上一點關系。有學生排練開幕式，有大爺大媽義務巡邏，我也成為一名志願者，在那年8月的水立方裡，見到了郭晶晶、菲爾普斯等體育明星。所付出的代價是要在2月初參加一場場館測試賽，比賽結束后，已經是大年二十九了，這是我回家最晚的一年。

　　過年迫在眉睫，靠自己買南下的火車票幾無可能，那會兒沒有高鐵，沒有動車，每天往返北京與杭州之間的僅有3趟火車。所幸學校同情我們這群熱衷當志願者的學生，幫我們買到了一張硬座票。握著這張救命車票，我踏上了返鄉的旅程，1633公裡，15個小時31分種，坐著，一路向南。

　　如果不介意座位不舒服、人多、空氣差，其實硬座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有趣。尤其是春運列車，從上車的那一刻開始，這一車廂的人就成了同呼吸共命運的群體，還有一個共同理想——回家，於是氣氛分外和諧。

　　我的行李不多，所以並不著急上車搶佔行李架。但這會兒才回家的一般不是學生，大都是在外工作的人，他們顯然要把一年的收成都帶回家，家裡大概也有好幾雙熱切的眼睛盼望著。看過某都市報做的一個春運專題，在火車站隨機採訪大家都帶什麼回家。其中有人扛著4箱當地的特產橘子、有人抱著給女兒的大洋娃娃、有人小心提著給父親的白酒。我那年帶了一張志願者的証件，想著回去給爸媽炫耀下：“水立方哦！奧運會哦！”

　　硬座最讓人不爽的就是睡不著覺，我向來是隻有“橫著”才能睡著，雖然車廂裡一片安寧，連賣老虎牌萬金油、穿不爛襪子的銷售員都難得嗓門不大。經過漫長的一夜，當疲憊不堪的我看到車窗外的主色調不再是黃色，而有了流水和綠樹時，才有了一點激動。我知道，快了、快了，江南的濕潤空氣已經慢慢浸入我的五臟六腑。

　　爸爸照例已在車站等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回家，不管之間隔了多久，見到爸爸時我倆都特別平靜，一如我昨天才走，今天又回。隻有一次，聽到同來的媽媽隨口說了一句你爸這幾年有白頭發了，我突然沉默。

　　我對家的一切印象仍停留在18歲離家上大學的那一年，爸媽對我應該也是如此。在逐步成為大齡女青年的歲月裡，我和父母的生活互相缺席。而突然意識到這一點時，有人長大，有人老去。於是，近鄉情更怯。

　　每年回家，都見媒體或是蹲守在火車站，或是全程跟蹤一趟春運列車，尋找回家的故事。其實，這些故事的要義都是一樣的——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而我隻關心，在家那頭等我的人，怎樣才能不變呢？

　　多數禮物是能送達的，可是唯獨那一次，因為被區別對待，禮物反而不如一件最普通的行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