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培成憶恩師周有光：先生之風，山高水長【2】

　　2006年7月，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基金會發來的聘書，聘請我為第五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中國傳統文化與語言文字學評審組專家。這個組的組長是胡明揚先生。在那次評審中，參評的著作有一本是某大學老師寫的《圖畫文字說與人類文字的起源》。胡明揚先生要我仔細看看這部書，提出意見作為評議時參考。我讀了這部書得到的印象是創意不多，論述較為浮泛。我怕我的看法不准確，於是我就請人把這本書帶給了周先生，請他發表意見。

　　沒幾天，周先生就把意見寄給了我，指出：“書中胡亂混淆語言學和文字學。不妥。文字學在邏輯分類上屬於語言學，但是語言學的理論不能胡亂用於文字學。語言學家如果對文字學沒有研究，隨便開口，往往錯誤百出，不足為訓。”這部書最后沒有獲獎。

　　就是在這部書裡，作者引用了美國學者白瑟拉托在1992年發表的著作《BEFORE WRITTING》裡的觀點。周先生在給我的信裡說：“Besserat:Before Writing，請設法代我借一本來看，北大圖書館有嗎？”

　　於是，我到北大圖書館去查，可巧圖書館有這本書，我就借了出來。這是一本很厚的英文書，而這時的周先生正因病住在隆福醫院，於是我就帶著這本書到醫院看望周先生，並且把書交給了他。過了大約有十天，周先生在病床上讀完了這本厚書，讓快遞送還給我，我還回了圖書館。

　　又過了幾天，周先生讓保姆給我打電話要我到醫院來一次。他送我一本他剛出版的著作《漢語拼音，文化津梁》，這是為紀念《漢語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而出版的學術文集。序言中有一句話深深打動了我：“一種文化工具，隻要易學便用，適合時代需要，它本身就會自動傳播，不脛而走。”這句話不但總結了近百年來中國語文改革的經驗，也為分析各種復雜的社會語文現象提出了依據，言簡意賅，發人深省。一位百歲老人有旺盛的求知欲，躺在病床上還在閱讀，想到的仍舊是學術，還不斷有新的思想、新的觀點。這不能不說是奇跡，不能不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2013年初，人民教育出版社向我約稿，我就把近兩三年發表的一些文章結集，定名為《語言文字應用論集》交給了出版社。這本小書的學術基礎是周先生的學術思想。為了表示對周先生的景仰與感謝，我寫信給周先生請求賜序。這是我唯一一本主動請人寫序的書。很快周先生就寫好了序寄給了我，序裡說：“蘇先生以北京大學為根據地，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步步上升，學習、研究、講學、著作，對語言文字學作出了繼往開來的重大貢獻。”這是對我的鞭策與鼓勵，我實愧不敢當。

　　我以為回報師恩的主要方式是繼承他的學術思想，並且努力把它發揚光大。這幾年我在這方面也做了點滴工作。前年，中央編譯出版社決定編輯出版多卷本的《周有光文集》時，出版社要我為《文集》撰寫一篇綜述周先生學術成就的文章供讀者參考。我撰寫了《淺談周有光先生的學術成就》，以“導讀”的形式刊登在《周有光文集》的卷首。我在文章的結尾處說：“周先生是年過百歲的睿智老人，他的智慧不僅有益於今天的中國，也必將有益於今后的中國。”敬祝我的老師周有光先生快樂生活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