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轉業后,雷抒雁的工作動過數次,一段時間裡並不如意,1993年調到《詩刊》任副主編,1995年再調魯迅文學院任常務副院長,才獲得適合於他的天地。同年,中國作協發出商調函,擬調我進作協辦公廳,未獲外專局同意。1999年,中國作協領導問我還想不想動,這次擬讓我去的是魯迅文學院,職務是副院長。我早有回歸作家隊伍的願望,進入作協系統我是很樂意的,但具體到魯迅文學院,我有猶豫。雷抒雁是那裡的當家人,一個縣的鄉黨,同在一個單位,一個是一把手,一個輔助執政,別人會不會說閑話?特別是魯院內部人,會怎麼想?會不會認為雷抒雁是在結幫拉派?雷抒雁倒是積極支持我過去,認為我的擔心屬於多余,別人有什麼想法管不著,關鍵是秉公出發,正派做人,端正行事,齊心協力把魯院的工作搞上去,誰人還有什麼話再說?抒雁的話在理,我下了決心,當年7月,我調入魯院。
我和魯院注定有緣。1983年,我曾有一次進入魯院的機會。魯院那時還未更名,叫文學講習所。那年招生,要求各地作協推薦青年作家中的重點培養對象去學習,陝西在物色人選時,我報了名。陝西作協領導研究,開始選定的也是我,事情幾乎都定了,但后來卻發生了變化。作協黨組書記、主席胡採找我談話,通知我推薦人選最終敲定為漢中的王蓬。胡採說,調我到陝西作協的本意,就是為了加強《延河》的編輯力量,刊物工作任務重,壓力大,我若去學習,勢必會影響本職工作。就這樣,我與魯院失之交臂。王蓬那屆學員就是著名的“文講所八期,”可謂人才薈萃:劉兆林、鄧剛、聶振寧、喬良、朱蘇進、黃堯、唐棟、張石山……這些人中后來出任省作協主席、將軍、部級領導干部的就有多位。鑒於這期學員盡是當時文壇的生力軍,在他們入學不久,《延河》決定派人前往北京組稿,這個人就是我。我在北京先后待了一個多月,天天跑文講所,天天泡在這批學員當中,在此期間,《延河》副主編董得理、評論組組長王愚等還專程趕赴北京,請八期全體學員在北海公園劃船游園,在仿膳宴請,文講所領導李清泉、徐剛和部分老師也都參加。當時全國各地文學刊物紛紛派人向他們約稿,最終大獲全勝的是《延河》,他們當中從事小說創作的作家,每人一篇,《延河》以連續兩期的篇幅推出這期學員小說專號。這是我與魯院的又一次際會。我最終走進魯院,成為其中一名工作人員,算起來,已是第三段緣分了。
魯院於1984年修建的校舍在朝陽區東八裡庄。這地方我沒有去過,赴任那天,雷抒雁陪我走進校園。此前他曾如實向我介紹,魯院辦學經費拮據,日子不好過,讓我做好思想准備,調我來也是想讓我與大家共同努力,開拓局面,讓魯院獲得大的發展。盡管他這樣說過,但當時魯院的實際狀況還是出乎我的預料。魯院是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但國家財政給魯院投入很少,所撥經費存在巨大缺口,隻能靠收費辦學維持生計。雷抒雁苦心孤詣,嘔心瀝血,帶領全院人馬舉辦各種類型的作家培訓班,開源創收,節流度日。2000年,我和雷抒雁之間,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執,在院內,我分工負責行政、黨務、人事和財務,由我批准,學院購置了三台電腦。電腦送來后,抒雁大為光火,認為窮日子有窮過法,買電腦是奢侈,是浪費,錢花在了不當花的地方。他還有一個理由,不能在台面講,隻能關起門對我嚷嚷:魯院有幾個懂電腦的?就那素質,配用電腦嗎?我對他講:一個國家級文學院,沒有電腦辦公是不行的,人員素質低,那就從學電腦開始,改造人的素質吧。這人也有他的特點,反對歸反對,嚷嚷歸嚷嚷,你堅持了,他也會依了你。
那時,學院一位負責接送外聘老師的司機,利用認識某些老師的關系,與校外幾人聯手,私下辦所謂的文學培訓班,既不合規,也無質量,還搶了魯院的生源,雷抒雁獲悉后,快刀斬亂麻,立即解除了那位司機的聘任合同。原來接送院領導的司機改為接送外聘老師,那輛收回的車交我開,上下班由我接送他和另一位副院長胡平。就這樣,我這名副院長,兼任司機數年,上班三人一車到學校,下班三人一車回家。我們三位院長之間,關系非常協調,工作上的事情,有時候在車上便商妥。我和胡平都喜歡聽抒雁在車上高談闊論,他洒脫的天性,活躍的思維,敏銳的才思,睿智的語言,在完全放鬆的情境下表現得更為淋漓。他看待事物,觀察問題,常常不同凡俗,有自己獨特的角度和超常的見解。比如說魯院就是一張火柴皮,來學習的作家就像火柴頭,都有燃燒的潛質,魯院需要做的就是讓兩者那麼一擦,點亮他們思想的火苗,引燃他們創造的才華。談作家的生活積累,說農村婦女看雞會不會下蛋,手指頭塞進雞屁股裡一摸便知分曉,作家寫作肚子裡先要有貨,腹內空空,下個什麼蛋?再比如他對“以德治國”有自己的看法:“一個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怎麼能光強調以德治國?德治思想包含了太多人治成分,應該說‘以德治身,依法治國’。”有時下班送了胡平,我和他想吃家鄉飯,就開車滿大街轉悠,找尋陝西飯館。油潑面、羊肉泡、肉夾饃、臘汁肉、水盆羊肉、蕎面??、辣子蒜羊血……都是我們踅摸的吃物。一次岐山縣委趙書記來京,介紹阜成門附近開了一家岐山面館,下了班,抒雁和我從東四環外的東八裡庄跑到西二環的阜成門,四下尋找,轉了好多圈,終未找到那家館子。遺憾中,我們隻好走進一家老北京炸醬面館,筷子剛把面條挑起來,抒雁就直皺眉頭,滿臉的不屑:“哼,這也叫面條?擱咱那誰家媳婦把面做成這樣子,還不讓男人罵死?”
有一次,我和雷抒雁同時回涇陽,在縣城姐姐家吃飯:攪團魚兒、蘿卜餡餃子、芹菜麥飯、醋溜筍瓜、?拌蓮藕等,都是些家常飯菜,雷抒雁和我卻吃得直呼過癮。這是我們早年熟悉的口味,除了家鄉之外,其它任何地方都無法復制。雷抒雁最感興趣的是餃子和醋溜筍瓜。那餃子所用的餡兒,是把蘿卜切碎后攪合肉餡先在鍋裡微烹,涇陽話叫“攔”一下,成半熟狀態,然后再加調味品包了餃子下鍋。蘿卜容易入味,這一“攔”,味道盡收,難言其妙。筍瓜類似西葫蘆,但色白,比西葫蘆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我還沒有見過有筍瓜生長和出售。從涇陽返京許久,雷抒雁還多次與我談及在姐姐家吃過的那頓飯。他認為,人類最頑固、最持久的記憶,是味覺記憶。后來他據此寫出散文《舌苔上的記憶》,沒想到,姐姐家一頓飯,不光滿足了我們的口腹之欲,而且催生出抒雁的一篇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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