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雷抒雁

    2014年2月14日，雷抒雁逝世一周年祭日。此前應家鄉陝西涇陽文史辦之約，寫了我與雷抒雁45年的交往。祭日已過，哀思不絕，發表此文，緬懷摯友。

與雷抒雁相交，我15歲，他25歲。

那是1967年，“文革”正在進行中。我是陝西涇陽縣永樂中學初六八屆學生，他是西北大學中文系六七屆大學生。同是涇陽人，永樂中學也是他讀初中的母校，天下大亂，省上、地區、縣上都分為兩派，西北大學學生組織與涇陽一派群眾組織在一條線上，我也屬於這一派，他回到家鄉，自然我們間便有了接觸。

家鄉涇陽，因位於涇水之北而得名，地處八百裡秦川腹地，被譽為關中的“白菜心”。涇陽不止是關中的“白菜心”，這裡也是中國領土的中心位置，永樂中學附近的石際寺村，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地原點”所在之處，那個從平地上隆起的高丘，是我和雷抒雁上學的必經之地。縣城以西20多公裡外，是唐代第二代皇帝唐太宗的昭陵，唐代帝王依山為陵，昭陵建於九嵕山，涇陽人卻從不叫它九嵕山，而叫它筆架山，因為從家鄉的方位西望，九嵕山形如筆架，從其它三面眺望，那山或奇，或雄，或險，卻與筆架毫不搭界。筆架山養育了涇陽的文脈，僅近現當代就有於右任、馮潤璋、吳宓、李若冰等出生於此。家鄉人崇文重教，數千年以耕讀傳家為理想，那筆架山，便是我們推崇的圭臬、高樹的經幡。

那時雷抒雁還鄉，交往更多的是一些年長於我的人。一個大學生，與我這個初一學生不在一個對話層面，但在永樂中學，我們有一個共同尊敬的老師劉羽升，劉老師教語文，正是在劉老師的輔導下，雷抒雁讀初二時，在《紅色少年報》上發表了他的處女作小小說《小羊倌》，從而奠定了他以文學為終身事業的理想。那時他很關注劉老師的遭際，“文革”初期劉老師被關進“牛棚”，后來“解放”，聽我說一些學生找茬批斗劉老師，讓他背誦“老三篇”，揚言錯一個字便賞一耳光，劉老師一個上午背誦若干遍竟一字不差，搞得找茬的學生很喪氣。雷抒雁頗為劉老師驕傲，說：“讓他們知道，什麼叫天才。”幾年后，我在永樂中學讀高中，也是在劉老師的輔導下，第一次把自己寫的文字變成鉛字，劉羽升是我和雷抒雁共同的文學啟蒙老師，我們出於同一師門，由此也就奠定了此后數十年中我們之間深深的友情和非常特殊的關系。

經歷大學畢業后一段曲折的經歷，1972年雷抒雁調入《解放軍文藝》任詩歌編輯，那時正是我初學寫作的開端。同門師兄成為著名刊物的編輯，在我眼中是個了不得的人物，自然也是種鼓舞，他回鄉探親去看望劉老師，我們總要相聚，我喜歡聽他海闊天空地聊，聽他講文學，講北京和部隊，講一些作家詩人的事。1973年，我的一篇小說在《陝西日報》發表，那時我已上了陝西師大，正逢他回陝探親，我把小說拿給他看。在陝西師大大操場爐渣碎末鋪成的跑道上，我們邊走邊聊，他就小說的人物、情節和語言，談了一些改進意見，記得很清楚的是，他喜歡說：這個情節，或這個人，這一段話，放給我，我會怎麼寫怎麼寫，雖多是小說技法問題，但記憶深刻，至今難忘。

1975年，雷抒雁第一本詩集《沙海軍歌》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給劉羽升老師和我各送一本。送劉老師的在扉頁上題寫“羽升老師教我”，送我的扉頁上題寫“白描存念：天生我才，嵯峨為証。”嵯峨山是縣內最高的山，劉老師看后，很是欣喜，卻正話反說：“野心大哩，野心大哩。”

那時，雷抒雁在中國詩壇嶄露頭角，家鄉人關注他創作的每一動向。縣上除文學啟蒙老師劉羽升外，還有一位成名較早的詩人馬林帆，馬林帆也是我和抒雁老師輩的人物。我對馬老師，隻有畢恭畢敬的份兒，抒雁在馬老師面前則率性、隨意，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系，這種情誼一直保持到終。我們看到雷抒雁在什麼地方發表了什麼詩作，總要議論一番，為他高興，更對他充滿期待。1979年，《小草在歌唱》先是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配樂朗誦形式播出，繼而在《詩刊》發表，舉國上下大為轟動，一夜之間雷抒雁的名字傳遍大江南北。很多人驚詫雷抒雁何以具備如此爆發力，何以取得如此成功，我們也是又驚又喜，但又覺得實屬必然。雷抒雁思想如電，才華如川，胸有溝壑，懷有宏願，在一個全民反思年代，必然會發出屬於他的聲音，他的歌唱，成為代表一個時代精神的強音，毫不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