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我的閱讀經歷【3】

三、關於科學知識的閱讀

恩格斯說，一個蘋果切掉一半就不再是蘋果。一個記者、作家隻讀社會科學不讀自然科學，他眼裡的世界就不是一個完整的世界。

我是學文科的，后來的工作也不是科技領域。但是誤打誤撞，進入了科普寫作。經過“文革”十年浩劫，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之后科學的春天來到了，報刊上沉寂了十年后科普文字如雨后春筍。被耽誤了的一代，有的惡補文學知識，搞創作﹔有的惡補科學知識，准備升學或搞科研。我出於好奇，也開始瀏覽一些科學故事。

那時我在《光明日報》當記者，跑科學口和教育口。科技工作者思維活躍，讀書多，常講一些我所不知的，他們學科領域的故事，很吸引人，科學並不枯燥。我也常採訪學校，看到學生讀書很苦，而且不少人對數理化有畏難情緒，心裡煩燥。我發現這原因不在學生，而在我們的教學不得法。科學和教育沒有溝通。小孩子先有形象思維，數理是邏輯思維，很多學生一下子不適應。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我想能不能轉換成思維，把課本裡公式、定理的發現過程、人物故事寫出來，讓學生像讀小說一樣學數理化。我決定嘗試一下。

第一步是找故事。讀所有能看到的科普報刊，按照中學課本裡的內容尋找公式、定理背后的故事。大量剪報，分類剪貼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幾大本。除了剪報又摘卡片。那時還沒有電腦，更沒有百度等搜索，大學一入學的訓練就是手抄卡片。我專門做了一個半人高的卡片櫃，像中藥店的藥櫃。隻讀報刊當然不夠用，又讀科學家傳記，如《伽利略傳》、《居裡夫人傳》、《達爾文傳》等。讀單本書不行，還得宏觀把握科技進步的過程，又讀科學史、工具書，如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自然科學大事年表》之類。有事實和故事仍然不夠，還得惡補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論。現在還留有印象的如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德國科學家貝弗裡奇的《科學研究的方法》，俄裔美國著名科學家阿西莫夫的科普系列、中國數學家王梓坤的《科學發現縱橫談》，物理學家方勵之的小冊子《從牛頓定律到愛因斯坦相對論》等。我走的還是經典加普及的路線，讀那些大家的最好的經典普及本。如愛因斯坦的《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淺說》，1964年版，100多頁，才3角7分錢一本。

我寫的第一個故事是數學方面的。我們在初中就學過什麼是“無理數”，這是個抽象概念，怎麼還原成形象？古希臘有個數學家叫畢達哥拉斯，他死后幾個學生在爭論老師的學問。一個叫西帕索斯的說，他發現了一種老師沒有發現的數，比如用等腰三角形的直角邊去除斜邊，就永遠除不盡。別的學生說，不可能，老師沒有說過的就是沒有，你這是對師長的不敬。當時大家正在船上，爭到激動時不能控制情緒。幾個人便把西帕索斯舉起來扔到海裡淹死了。事件過后，他們反復演算，確實有這麼一種數。比如圓周率，小數點后永遠數不完。於是就把已有的，如整數、循環小數等叫有理數，這個新數叫無理數。這就是我小說裡的第二章《聰明人喜談發現，蠻橫者無理殺人—無理數的發現》。這個故事，教師在課堂上三分鐘就可講完，但學生一生不會忘。我把這故事發在刊物《科學之友》上，大受歡迎，編輯部要求接著寫，結果騎虎難下，每月一期，連載了四年，1985年1月結集出版了《數理化通俗演義》第一冊，1988年三冊全部出齊。有一次汪曾祺先生與我同在一個書店簽名售書，他高興地為這本書題辭：“數理化寫演義堪稱一絕”。這本書先后出了香港版、台灣版、維吾爾文版，重印20多次，不知救了多少已對數理化失去信心的孩子，很受學生和家長歡迎。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科普老前輩葉至善都曾為書作序。這是一部無法歸類的怪書。它的起因，一開始就不是創作小說的文學沖動，也不是科普創作的知識沖動，而是一個記者社會責任的延伸。

科學閱讀的另一個間接的成果是充實了我的散文創作。我們常說，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國，就是說由宏觀看局部更清楚，如果能用科學的眼光看文學，至少寫作時騰挪的空間會更大。比如，我在《大無大有周恩來》一文的結尾處，談到偉人人格的魅力，談到為什麼他們雖已故去多年又讓人覺得如在眼前，我借用了“相對論”的時空觀：“愛因斯坦生生將一座物理大山鑿穿而得出一個哲學結論：當速度等於光速時，時間就停止﹔當質量足夠大時它周圍的空間就彎曲。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再提出一個“人格相對論”呢？當人格的力量達到一定強度時，它就會迅如光速而追附萬物，穹廬空間而護佑生靈。我們與偉人當然就既無時間之差又無空間之別了。這就是生命的哲學。”

在《最后一個戴罪的功臣》一文中說到林則徐被發配到新疆邊服罪，邊工作，測繪耕地，“整整一年，他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萬畝耕地，極大地豐盈了府庫，鞏固了邊防。林則徐真是干了一場‘非分’之舉。他以罪臣之分，而行忠臣之事。而歷史與現實中也常有人干著另一種‘非分’的事，即憑著合法的職位，用國家賦予的權力去貪贓營私，以合法的名分而行分外之奸、分外之貪、分外之私。可知世上之事，相差之遠者莫如人格之分了。確實，‘分’這個界限就是‘人’這個原子的外殼，一旦外殼破而裂變，無論好壞，其力量都特別的大。”這裡借用了物理學上的原子裂變，即原子彈爆炸的原理，來喻人格“裂變”的能量。

在《蔣巷村的共產主義猜想》一文中，寫到這個富裕村的陳列室裡張貼有800年前辛棄疾描寫江南生活美景的詞，又寫到他們現在公共福利的分配方式，就用科學術語來解釋：

基因學有一個術語：基因漂流。自然物種在進化中，總有某種基因會飄落某處與其他基因結合成新的物種。共產主義理論一產生就是一個在歐洲大陸上“游蕩的幽靈”，一個漂流的理論基因、科學基因。160多年后，它漂到中國的江南水鄉，與這裡從800年前漂過來的，辛棄疾詞裡所表達的那個天人合一、老少同樂、物我一體的鄉土基因相結合，成了現在的這個新版本，蔣巷村版（現代中國還有其他板本，如華西村、南街村版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修辭上有一種格叫“拈連”把本是用於描述甲事物的詞匯移來說乙。如“相對論”、“裂變”、“ 基因”都專用的物理、生物詞匯，卻用來說人和事。把科學思維、科學術語用於文學，正是一種跨界大拈連。拈連實際上也是一種比喻，是隱喻。而比喻中甲乙兩物是相距愈遠，性質差別愈大，所產生的比喻效果就愈強烈。

因為閱讀科普作品，同時又採訪科技界，使我有機會參加有關學術活動。1984年8月在北京召開全國第一次思維科學討論會，籌備成立思維科學研究會，我有幸參加。這種綜合學科的研討與文學界開會有很大不同。會議人數不多，一共才59人，但名家不少。我過去的偶像如錢學森、吳運鐸、高士其等都出席了，還有80歲的心理學教授胡寄南，美學家李澤厚等。錢學森用一整天的時間做開場報告，后幾天就坐在台下仔細聽。大家自由爭論最前沿的知識，主要是討論思維規律，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不同及聯系。就在這次會上錢學森提出五種思維方式：形象思維、邏輯思維、靈感思維、社會思維和特異思維。耳聽筆記，這是一種近距離的閱讀，讓我的思維方式有了一個大擴張、大轉換。自從增加了科學方面的閱讀，我才知道世界原來有這麼大，思維方式可以有這麼多種。自覺頭腦比原先靈活聰明了許多。后來我與人合作寫了一篇談思維科學的文章，經錢學森先生審定發在《光明日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