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我的閱讀經歷【4】

四、關於理論和學術經典的閱讀

我在《文章五訣》中提出形、事、情、理、典。這個“典”是指經典、典故，特別是理論經典。什麼是經典？常說為經，常念為典。經典標准有三：一是達到了空前絕后的高度﹔二是上升到了理性，有長遠的指導意義﹔三是經得起重復引用，能不斷釋放能量。由於長期的文化積累與篩選，每個領域都有各自的經典。而更高層次的是理論和學術經典，特別是政治與哲學方面的經典。

一般人，特別是文學愛好者常誤認為政治、理論枯燥乏味，干癟空洞，不如文學那樣水靈、煽情。這是因為文學與理論屬不同的思維體系，一個是形象思維，一個是邏輯思維。他雖感覺到了這個不同，但不知道作為形象思維的文學隻有借助理性的邏輯思維才會更深刻，從而更形象、更生動。就如我們常說的隻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好地記憶。這中間有一道門檻，翻過之后，就是一片高地。

我們這一代人趕上“學習毛澤東著作”高潮。這是一個半被動，半主動的經典學習運動。說它被動，是因為那是一個特殊時期，一場運動，人人學，天天讀，你不得不學﹔說它主動，是因為毛的文章確實寫得好，道理深刻，文採飛揚，隻要一讀開，就能吸引你自覺地讀下去。

我第一次接觸毛澤東的文章，是在中學的歷史課堂上，不認真聽課，卻去翻書上的插圖。有一張《新民主主義論》的影印件，如螞蟻那麼小的字，我一下子就被開頭幾句所吸引：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裡了。

“欣欣向榮、愁眉鎖眼、甚囂塵上、打入悶葫蘆”這麼多新鮮詞，我不覺眼前一亮，有一種莫名的興奮。這是一種從未見過的文字，說不清是雅，是俗，只是覺得新鮮，很美。放學后，我就回家找來大人的《毛澤東選集》讀。我就是這樣開始讀毛文的，並不為學政治，是為學語言，學文章。后來我逐漸通讀了《毛選》四卷，還精讀了不少篇章。之所以能學下來，政治壓力是有的，但主要還是文章本身的魅力。要不，毛之后其他領導人的文章也曾大量公款派送、組織學習，怎麼就是學不起來呢？

我對馬、恩著作的閱讀也是半主動，半被動的。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文革”以前，囫圇呑棗，如私塾背書一樣，只是儲存了下來﹔第二階段是改革開放之后，結合形勢重新驗証馬恩的觀點，又去主動溫習。因為我是學文科的后來又做新聞，一方面是專業要求，一方面是工作需要，所以讀了不少也忘了不少，留下印象的有《共產黨宣言》、《自然辯証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等，一些原理是刻骨銘心的。比如，“環保”這個概念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可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發出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抵消了。”（《自然辯証法》）這種深刻、徹底，你不得不佩服。特別是經歷了“文革”大失敗后重新發現馬恩，你不得不承認他們說得對，是我們過去念歪了經。如 “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神聖家族》）多麼朴素的真理。一部經典不可能全部背下來，隻要做到讀懂原理，知道觀點，記的一些警句，要用時能很快查找出來就夠了。

我們不是常說文學是人學，是社會學嗎？不是常說愛和死是文學永恆的主題嗎？你看馬克思怎麼說：“人和人之間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系是男女之間的關系。”“你就隻能用愛來交換愛，……如果你的愛沒有引起對方的反應，也就是說，如果你的愛作為愛沒有引起對方對你的愛，如果你作為愛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現沒有使自己成為被愛者，那麼你的愛就是無力的，而這種愛就是不幸。”（《1844年經濟學手稿》）

對毛澤東著作的閱讀，最有用的是他的兩本哲學書《實踐論》、《矛盾論》，還有可以做為寫作示范的一批很漂亮的論文、講話，如延安整風時期的《反對黨八股》等，在1949年解放戰爭后期代新華社起草的《別了司徒雷登》、《將革命進行到底》等一批社論、時評，集中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華與文學才華。這種閱讀對我來說已是三分政治七分文學了。后來2013年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時，我將這個多年來的閱讀體會寫成了一篇文章《文章大家毛澤東》，《人民日報》整版刊登。本文與另一篇在周恩來誕辰百周年時發表的《大無大有周恩來》，可以說是我對毛、周兩個偉人的閱讀筆記。

對經典，你讀不讀、喜歡不喜歡是一回事﹔它客觀存在、確實有用，是另一回事。如果你沒有讀，其實是吃了暗虧。就好像說一種好食物，你不知道，沒有吃過，但它確實好吃。馬恩對未來社會的猜想，也許不能實現，就像天文學家關於宇宙大爆炸的猜想，現在也還沒有得到驗証。但你不得不承認這種理論的偉大和思維方法的科學，要不它怎麼能造就數百年的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同理，雖然毛澤東后期有重大錯誤，但在他領導下確實改變了舊中國，建立了一個新中國，另外，還有他的個人才華和魅力。經典不是一份名人豆腐賬，不必拘泥於馬恩哪一年到倫敦、到巴黎，與費爾巴哈、黑格爾、杜林什麼關系，也不必拘泥於毛澤東當年到哪裡，說了什麼話。理論經典讓人敬而遠之的一個原因是后人的刻舟求劍，過度解讀，故意神化、僵化，拉大旗當虎皮。就像儒家經典一樣，馬恩經典也一遍又一遍地被人涂抹、改塑。隨著歷史潮水的退去，經典突顯的只是原理，其它都已不重要。鄧小平說“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經典的閱讀與出版始終有兩條路線。一是真正的學術大家、出版家，為讀者著想，篩選出最基本、最精華的東西，做成最便宜的普及本，書愈做愈薄，人愈讀愈有味﹔二是拉經典扯大旗，靠經典吃經典，為出書而出書，不停地注釋、索引、解讀，書愈做愈厚，讓人愈讀愈煩，而公款出版又加重了這個惡性循環。經典要轉化為有效閱讀必須有負責任的、高水平的、聯系實際的、深入淺出的普及環節。可惜政治經典的普及做得很不好，遠不如文學經典。我印象深的好的普及本仍然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后來我常用的一個本子是《馬克思恩格斯要論精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另外，從馬克思到毛澤東也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樣艱深、枯燥、可怕，他們並不缺少文採。如馬克思談資本與勞動力的關系“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於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資本論》）他還這樣來挖苦書報檢查制度:"你們贊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芬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隻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毛澤東談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雲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質的花樣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羊肉、鴨子應該更好吃，更進步，這才體現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社會主義一定要比資本主義還要好，還要進步。”（1956年在知識分子會議上的講話）這種機智、幽默現在的政治家、文人都是很難企及的。

政治理論經典對我寫作的幫助是學會直取問題要害，找到打開讀者思想大門的鑰匙，登上可以俯視山下的制高點，也就是找到文章的“文眼”。前面說過韓愈為文時要向司馬遷“借氣”，我則常向馬、恩、毛“借力”，借政治之力。在文章看似山窮水盡時，又翻上一層，極目千裡，借助政治的高度，是為政治散文。比如，改革開放后農村富了，有錢怎麼花，怎麼建設新農村？有各種典型，但都擺不脫好吃、好住、高消費。我在江蘇看到這樣一個典型，他們 一切以人為中心，追求人的生活自由、勞動自由、精神自由。村裡辦有多種企業，早已做到已充分就業，但每家還留了幾分地，為的是留住鄉愁，享受田園生活的自由。連敬老院也分幾種類型，養老方式自由選擇。這不就是《共產黨宣言》裡講的共產主義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嗎？就是恩格斯講的：“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制度將給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閑暇時間，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於是我寫了《在蔣巷村的共產主義猜想》。摘要如下：

“共產主義是什麼樣子？誰也沒有見過，到現在還是想象中的事情，十分遙遠和渺茫。於是共產主義就有了各種各樣的版本。

“我的所經所見大約有兩種。一是解放前后‘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最初級的‘解放版’。二是‘人民公社’版，一場黃梁夢。而這次我卻看到了一個與前兩個不同的比較接近馬克思想法的版本，我把它叫作“中國鄉村版”的共產主義猜想。

“蔣巷村不大，186戶，1700畝地，800口人。40年前曾是一塊低窪閉塞的蠻荒之地。村展覽室的牆上張貼著一首辛棄疾800年前描寫江南農村生活的詞《清平樂》：“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裡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媼。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這是中國農民幾千年來的理想追求。現全村已人均年收入兩萬多，學生上學全免費。老人，55歲開始每月補300到600元，如身患重病者，月補400元。他們說這是“按勞分配加按老分配”。

“按照恩格斯說的那三條，最難的是第三條‘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工作自由已不必說，而養老一項，難在怎樣既保証老人既生活舒服，又精神自由，還能減輕年輕人的負擔。蔣巷村卻有辦法。全村55歲以上老人200個，按說各家都有別墅小樓，住房寬裕，三世同堂，足可養老。但村裡又另蓋200套老人公寓。平房庭院式，花木蔥蘢，陽光明媚。分單身居和夫妻居兩種，面積不同。室內廚、衛、寢、廳，一應俱全。老人如願與子女合住，則住﹔不願即可搬來公寓自住。免去了許多因“代溝”所引起的習慣不合與情感磨擦。分而不裂，和而不同，親情不減。‘每個人的自由都是對方自由的條件’。

蔣巷村的現狀當然不是共產主義，但它肯定是人們追求理想征途上的一小步。共產主義理論一產生就是一個在歐洲大陸上“游蕩的幽靈”。160多年后，它漂到中國的江南水鄉，與這裡從800年前漂過來的，辛棄疾詞裡所表達的那個天人合一、老少同樂、物我一體的鄉土基因相結合，成了現在的這個新版本，蔣巷村版（現代中國還有其他板本，如華西村、南街村版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在蔣巷村我又重讀了一遍共產主義的猜想，也讀出了一點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意義。

蔣巷村，本是一個普通的江南水鄉的富裕典型，可以寫成一般的新聞通訊、游記散文，但是我這裡調動了過去對馬恩經典的閱讀，將江南美景、新村變化、數字事實和傳統的小康觀念，用“共產主義猜想”這個主題來統領，開辟了一個新的理性高度和審美角度。

“典”當然主要是指經典的原理。但是典型的人和事，甚至經典的句式都可以拿來引用、翻用以增加文章的力度和情趣了。比如我們年年喊反形式主義，就是反不掉，某地開人大會，領導炫才，工作報告居然是一首6000字的五言詩。我寫了一篇評論《為什麼 不能用詩作報告》結尾時說：“這確如馬克思所說，是‘驚險的一躍’，如果跳躍不成功，那摔壞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擁有者。”馬克思的原意是，從商品到貨幣的過程是“驚險的一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者。

順便再說一下對其他經典的閱讀使用。前面講過經典的作用是它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可以指導工作。我在閱讀中，總注意尋找那些可以指導寫作的理論依據。這裡舉兩個例子。

在1983年前后因對楊朔散文的閱讀，產生了疑問，這涉及形式美的問題，便去讀美學方面的文字，最主要的有黑格爾的《美學》並作了詳細筆記，那真是一本很難啃的書。我從中隻學到一點精髓，就是把握好三個關系：

第一，人與審美對象的關系。黑格爾把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概括為三種，一是消耗、破壞它，換取自身的生存，是一種消費關系﹔二是研究它，並不破壞，是思考關系﹔三是欣賞它，保持距離，是審美關系。就是說，你把對象破壞了不美，研究得很透了也不美，有距離才美。

第二，把握事物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形式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即審美價值。既不能讓形式妨害內容，也不能降低審美價值，“把它降為一種僅供娛樂的單純的游戲”。

第三，把握審美的作用，即藝術對人的作用。人是由動物變來的，難免有動物性的粗俗的一面。黑的原話是：“人們常愛說：人應與自然契合一體。但就它的抽象意義來說，這種契合一體只是粗野性和野蠻性，而藝術替人們把這契合一體拆開，這樣，它就用慈祥的手替人解去自然的束縛。”就是說藝術創作不能粗制亂造，不能媚俗，而承擔著淨化人的心靈的責任。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審美原理，就像自然科學中的牛頓力學原理，用它可以解答藝術、創作、欣賞、文藝批評中等一些常見的疑問。比如經常困擾我們的，引起讀者不滿、家長擔憂的作品低俗的問題。2010年媒體開展這方面的討論，我曾寫了一文《怎樣區分低俗、通俗和高雅》：

就是說人面對一物會有三念：佔有的欲望、冷靜的思考和愉悅的欣賞，就看你選擇哪一種。這三種念頭第一種源於人的動物性、物質性，可稱為“俗”﹔第三種體現人的精神存在，可稱為“雅”。俗與雅之間還有一個過渡地帶，這就是“通俗”。

（《人民日報》2010年8月19日)

小說、影視作品中最難處理的“性題材”問題，根子也在這裡。作者的著眼點，是刺激讀者的動物性的原始性欲，還是啟發他的審美，這也是《金瓶梅》與《紅樓夢》的區別。一個美女在色狼眼裡是滿足性欲的消費對象，在醫生眼裡思考救治的對象，在畫家眼裡是線條、韻律的美感。人身上動物性與人性共存，就如人體內癌細胞與好細胞的共存。同樣是一張裸體畫，在一流畫家手裡是高雅的美，在三流畫家手裡是放蕩和粗俗。人的閱讀需求從低到高、從物質到精神層面共有6種，分別是信息、刺激、娛樂、知識、審美和思想的閱讀需求。這就看作家、藝術家怎樣去激發讀者的不同需求，是用“慈祥的手”替人拆開“契合一體的粗野性和野蠻性”，還是用“罪惡的手”誘導他回歸動物性。反映在作品上的不同就是高雅、低俗和通俗。

經典作品裡總是有原理體現。馬恩作品裡有一般社會原理、哲學原理﹔毛澤東作品裡有中國社會的政治原理﹔黑格爾的作品裡有美學原理。哪怕每一個小的學術分支，隻要它夠得上經典，就必然會揭示出某一部分的原理，或者可以說，隻有含有一定原理的作品才能夠得上是經典作品。這也反過來說明，閱讀，不管讀哪一類作品，一定要讀經典，這樣你收獲的就不只是糧食，而是種子﹔不只是幾條魚，還有漁具、漁法。當然再經典的作品也隻能作為客觀的閱讀對象而存在，要收到好的閱讀效果，還得發揮閱讀者的主觀能動性，利用這顆種子，種出一棵屬於自己的樹。

修辭學是一個很小的、專業的學術分支，但是寫文章的人不可不讀。1968年“文革”后期，我大學畢業后有一年的時間在內蒙古農村勞動鍛煉。正苦於無書可讀時，在灶台上見到一本已經撕破書皮的陳望道先生著的《修辭學發凡》。陳是個老革命家，中國第一本《共產黨宣言》的翻譯者，當年與陳獨秀一起做建黨工作，脾氣不合，就去做學問，又成了中國研究修辭第一人。修辭學很專，我也無心專攻這一行，但我讀后從中悟出的一個結論，就是新聞與文學的區別。這再次說明經典的理性光芒。其實我讀這本書時還沒有做新聞工作，這本書裡也沒有新聞二字。等到我后來當記者，再后來到新聞出版署從事管理工作，新聞界總有一個擺不脫的陰影，就是有人建議“消息散文化”， 一時在新聞界形成潮流，好像這是寫好新聞稿的出路。為此《新聞出版報》開展了半年的討論，多數來稿居然也同意這個觀點。討論結束時報社請我寫一篇文章，雖然我是散文作家，但我明確表示消息不能散文化。理由當然有很多條，其中一條是按《修辭學發凡》給出的原理，修辭分兩大類：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

消極修辭主要在用在應用、實用類文體，如文件、通告、科學著作、教科書等，典型代表是法律文件、行政公文，要極其客觀准確﹔積極修辭用於文學寫作，小說、散文、戲劇，典型代表是詩歌，可以任意想像、浪漫揮洒。消極修辭，注重表達事實，以讓人“明白、了解”為目的﹔積極修辭，注重表達情感，以讓人“感染、激動”為目的。消極修辭不是內容表達的消極，而是語言風格的消極，不張揚、不夸張，恰恰是為內容的積極讓位，盡量把形式對內容的干擾降低到最小。

根據這個原理，我們可以給文字大家族排出如下序列：法律——文件——教材——各種應用文——新聞(以上消極)——(以下積極)報告文學——散文——小說——戲劇——詩歌。可以看出，在這個大序列表中新聞處於消極修辭的末端，靠近積極修辭處，但從性質上講，它還是屬於消極修辭。有了這個序列表，就像有了一張旅店客房指南，或者是化學研究中的元素周期表，物理研究中的光譜圖。對號入座一目了然。

假如我們允許“消息散文化”，那麼新聞與文學將沒有邊界，直接的惡果是假新聞的合法化，是記者天馬行空地胡說、煽情。

這樣借用修辭學原理就輕鬆解開了新聞界一個這個爭論已久的難題。這是理論的力量，經典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