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教授談巴金:晚年患壓縮性骨折 曾提出要安樂死

　　2014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誕辰110周年。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堯棠,現代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被譽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家》、《春》、《秋》三部長篇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其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巨制。巴金在“文革”后撰寫的《隨想錄》,內容朴實、感情真摯,充滿著作者的懺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

　　□陳思和

　　我不是一個愛做筆記的人。有許多事情發生,當年仗著年輕記性好,好像什麼都可以清清楚楚地保存在腦子裡。但最近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比如,我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謁見巴金先生的?我一直以為在1980年的秋天,因為那一年我與李輝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文章刊發於《文學評論》的第三期(大約是五月份),還得到過巴金先生的首肯,於是我記憶中就好像在那一年的深秋我與李輝上門拜訪的。那時候也沒有拍照留念,記得巴金先生穿的是藍布中山裝,似乎是天氣轉涼的時候。我一直這麼記憶,還寫進了一些文章裡。但是最近問及李輝,他查了當年日記,竟是1982年1月7日,那時候我們已經畢業,馬上要各奔東西了,李輝被分在北京工作,才想在臨行前見一次巴金。由李小棠兄的安排(我們都是同班同學),我倆才第一次走進武康路113號巴金先生的府邸。

　　我們與巴金先生說了些什麼?我沒有記錄,李輝是有的,他如果回憶起這難忘的一幕,一定會有重要的細節披露。但我卻沒有太具體的印象,留下的第一個印象是,巴金先生那天身體不好,似乎是感冒了,還有些發燒,我們談話中,有人進來為巴金先生注射針藥,巴金先生起身到客廳外面的過道裡去了一會兒,又進來與我們繼續說話。那時候巴金先生已經是七十八歲的老人了。我們的看望當然是早幾天就約好的,並不知道那天他感冒發燒。但巴金先生沒有因此拒絕兩個陌生的年輕人的上門打擾,小棠兄也沒有告訴我們。所以當他走出客廳打針的時候,我倆惶恐的心理可想而知。

　　記得我們說起了無政府主義。那時候離“文革”還不遠,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無政府主義。我們那時正在研讀巴金的著作,在賈植芳教授的指導下,不僅讀到了巴金早期的許多相關文獻,而且還直接閱讀了克魯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才弄明白了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潮,它以激進的姿態反對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它的基本立場是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這樣理解無政府主義,比較貼近當時的真實情況,也可以與巴金一生追求進步的寫作活動聯系起來了。

　　巴金先生對無政府主義的這個態度,似乎一直沒有變,他始終以沉默對待自己曾經的信仰。有一年,我參與了巴金先生全集的編輯工作。我向他建議,把他早年編譯的一本理論著作《從資本主義到安那其主義》也收入全集,他猶豫了一下就同意了。但是送到出版社后,還是被責任編輯撤了下來。記得巴金先生特意告訴我這件事,眼睛裡含著揶揄的微笑,輕輕地說:“還是他(指責任編輯)比我們有經驗,我們太書生氣了。”那時候我的感覺是,巴金先生寫《隨想錄》也好,編全集也好,他對於自己責任的理解、能夠做什麼和不能夠做什麼,真是清清楚楚,洞若觀火。他對現實一點僥幸心理都沒有,不會因為一些表面的榮譽和聲望就忘乎身處的環境。

　　巴金先生的身體越來越差,他每年夏天都到杭州去療養,冬天則回到上海,直接住進華東醫院,基本上就不再回到武康路的家裡。我去看望他都是到華東醫院,那段時間(大約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他的身體比較穩定,親自讀《巴金全集》和《譯文全集》的校樣,堅持寫每卷的跋,還斷斷續續地寫一些懷念老朋友的短文章。我策劃“火鳳凰文庫”,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隨想錄》以后陸續寫成的文章編成一本小冊子,巴金先生欣然為它取名《再思錄》。等編完以后,我又覺得薄薄的一本,印出來有些草率。就與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書的代序。沒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來電話說,爸爸已經寫好了《再思錄》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這樣幾句話:

　　躺在病床上,無法拿筆,講話無聲,似乎前途渺茫。聽著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響樂,想起他的話,他說過:“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歡樂,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會相信在苦難的生活中仍然存在著歡樂。”他講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讀者。這個時候,我要對他們說的,也就是這幾句話。

　　我再說一次,這並不是最后的話。我相信,我還有機會拿起筆。

　　1995年1月12日

　　小林在電話裡給我念了這篇文字后,還擔心裡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話是否有誤,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文中的“如果”記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當時巴金先生患了壓縮性骨折,痛苦萬分,曾提出要“安樂死”。可是在這篇出口成章的短文裡他竟談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間尋找歡樂的話。可以想象,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樣寬廣。

　　我還想說一件難以啟口的事情,這件事我至今想起來還是非常心痛。巴金先生在《全集》第二十卷的跋裡寫了這麼一段話:

　　樹基:

　　《炸不斷的橋》的目錄已在六六年日記中查出,抄給你看看。

　　……

　　《明亮的星星》等五篇給丟失了。《春天的來信》的改定稿也丟失了,不過江南的原信還登在《人民文學》三月號上。這個集子的《后記》是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寫成的,第二天我就把集子編好托濟生轉給上海文藝出版社。

　　沒有想到不久我就進了“牛棚”,待到十年夢醒,手稿回到身邊,一放就是幾年,我連翻看它們的興趣也沒有。后來編印《全集》,找出舊稿拿去復印,終於丟失,仿佛命中注定,我毫不惋惜,倒覺得心上一塊石頭給搬開了。欠債的感覺少一些,心裡也輕鬆些……

　　這裡所說的《炸不斷的橋》中五篇稿子“復印終於丟失”,是我造成的嚴重事故。當時巴金先生在編全集的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幾卷,我和李存光分頭幫他搜集和影印相關文獻。一天巴金先生把兩部舊稿交給我,一部是中篇小說《三同志》,是以朝鮮戰爭為題材,另一部就是散文集《炸不斷的橋》,以越南戰爭為題材,都是手稿,交給我去復印,准備編入全集。

　　我拿到稿子,馬上去學校復印了。但正是這個時候我在搬家,忙著整理東西,我怕一些珍貴東西丟失,就特意把這兩部手稿連同復印件,還有一些其他待印的舊刊物、舊稿,還有我導師賈植芳先生准備整理回憶錄的文獻資料,這是我所有家當中最最重要的東西,都集中在一個袋子裡,專門放開來。結果真“仿佛命中注定”,等搬完家,什麼東西都沒有丟,偏偏這個最重要的袋子找不到了。當時我的絕望和沮喪是他人難以想象的。記得那天我在荒蕪的馬路邊倉皇奔走,天色一點點暗下來,仿佛要壓下來似的,真是欲哭無淚。我無法面對我人生道路上最最重要的兩位老人,也無法彌補那些丟失的文獻資料和手稿。不幸中的萬幸是我影印了《三同志》以后,把復印件放在身邊閱讀,總算沒有丟失。《炸不斷的橋》裡的散文作品,有六篇曾經發表過,剩下的四篇散文和一篇后記,由於我的失誤,永遠地消失了。

　　我不知道如何向老人交代這個事情。無奈中我找了陸谷葦先生,與他商量。谷葦先生是我人生道路上提攜過我的師長,他也是長期關注和報道巴金先生的著名記者,發表過許多重要的報道。谷葦先生竭力安慰我,鼓勵我先去找李小林商量,請小林尋機會轉告巴老,認為這樣比較穩妥。我採納了他的建議,第二天就去找了小林,難以啟齒的事情終於向小林吐露了。我在這裡真心贊美巴金先生樹立的良好家風,小林聽了我的陳述以后一句責備話都沒有,反而要我安心,讓我寫一封信把情況說明一下,由她交給巴金先生。過了幾天她又打電話來,要我去家裡。我知道巴金先生已經原諒我了,但還是毫無自信地走進了武康路113號。那天小林和李濟生先生都在場,巴金先生坐在沙發上,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樣的事情都會發生的。不要緊。”接著,老人用安慰的口氣說,他有日記,記下了《炸不斷的橋》的篇目,可以把篇目保存下來。一場對我來說是天大的災難,也是心靈上一道被重重撕裂的傷口,就這樣被老人輕輕地撫平了。

　　這個事件,是我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挫傷,但老人的高風亮節,對我做人態度的教育是極大的提升。我從此養成了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做事習慣,努力克服內心的驕傲以及自以為是的惡習。尤其是與巴金先生和賈植芳先生兩位老人有關的工作,我的確是容不得再發生一絲一毫的差錯。有些不了解我的年輕人常會抱怨,以為我做事過於較真,對沒有事必躬親的事情總是不順眼、不放心。那就是因為,隻有我自己明白,即使獻出我的全部生命,我也難以報答老人的知遇之恩。

　　(本文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